原标题：学术殿堂的铁王座：一把椅子上的法兰西四百年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知识界的最高学术殿堂，能成为学院院士，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法兰西学院常设40个席位，每位院士皆是终身制，有自己的专椅。第29号椅子第19位主人法兰西院士阿明·马洛夫讲述了这把椅子上四百年间18位院士的奇遇人生。
文丨战宇婷
孟德斯鸠、伏尔泰、傅立叶、小仲马，都曾是这所学术机构的一员，而大文豪雨果、高乃依、莫里哀却都与之无缘，这所学术机构便是法兰西学院。它是法国知识界的最高学术殿堂，能成为学院院士，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法兰西学院常设40个席位，每位院士皆是终身制，有自己的专椅，只有前任离世，才会选出继任者。
阿明·马洛夫，法兰西学院院士，1949年生于黎巴嫩，曾周游六十余国，被公认为阿拉伯及中东世界的专家，著有小说《非洲人莱昂》《撒马尔罕》《光明花园》等。1993年，凭《塔尼奥斯的岩石》一书荣获龚古尔文学奖。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一书的作者、中东历史研究专家阿明·马洛夫，在2011年接替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也成为第29号椅子的第19位主人，而这本书讲述的则是这把椅子上四百年间18位院士的奇遇人生。
他们是时间的旅人，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见证了封建王朝的兴衰，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萌发，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与共和制的建立，更饱受二战的雪雨风霜。他们观望着历史，作者阿明·马洛夫也审视着他们。在他们中间，有的颇为平庸，无所作为；有的是阿甘本笔下的“同时代人”，他们固执地凝视着时代的晦暗之处，在与时代保持张力关系的同时，成为历史的行动者，引领思潮和风气。
平庸的不朽者与“不合时宜的人”
马洛夫将18位院士的人生故事和法兰西四百年的历史，都凝缩在这本薄薄的书中。如此精炼的书写，得益于作者独特的叙事策略。一方面，他聚焦院士们生命舞台上的关键性事件，将个体生命的言行置于其所处时代的大事件中，从个体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入手，切入时代的深层议题。另一方面，他又将被书写的对象置入三重评价之中——同时代人的评价，后人的评价，作者的评价，不同时代的评价相互交织，形成差异性的对话场，人物的形象在这评价中得以塑造的同时，也显现了时代观念的变迁。
马洛夫并不是去寻找这些院士某种统一的精神源头，而是在多重评价中驻足于历史的偶然性，展现个体生命的戏剧性，最大程度地凸显18位院士的差异。如此，这些院士在生前身后的遭际，各不相同。有些人可谓是平庸的不朽者，生前籍籍无名，死后也无人问津。有些人生前遭人非议，死后百年间，却名气大增，在另一个时代大放异彩。比如剧作家基诺，他是率先进行歌剧写作的作家，却被同行评价为，“把堕落转化为格言的人”。然而，基诺死后，伏尔泰却对他赞赏有加。
在这些院士当中，有几位颇为特别。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是所在时代的“不合时宜者”，在有生之年饱受争议。第13任院士埃内斯特·勒南就是这样一个人。1634年，正是在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主持下，法兰西学院得以建立。然而，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兰西学院接连向教会开枪，最致命的一枪来自宗教学家勒南。他在勤奋钻研《圣经》的过程中发现这本书很多不合理之处，随后写成了惊世骇俗的《耶稣的一生》。在他看来，耶稣不过是一个人！虽然经历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反教权思想已深入人心，但勒南的宣言依旧离经叛道，如晴天霹雳。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人们一边反对教权，一边在生物学有关人的新知识中欢呼雀跃。勒南冷静地看到了时代的问题。种族主义论调甚嚣尘上之时，勒南明确反对种族战争。勒南的上一任，生理学家皮埃尔·弗卢朗，是麻醉学领域的先驱，与他的研究同时出现的还有约瑟夫·加尔的颅相学。在一个反教权的时代，颅相学得到鼓吹。乌托邦平均主义者从颅相学中看到新的塑造人的方法，这与“根据出身或财富的标准”去判断人不同；宣扬殖民的政客，从颅相学中看到文明种族拥有的先天禀赋。然而，弗卢朗对颅相学深表怀疑。在《检验报告》中，他大加批判颅相学，使颅相学从此一蹶不振。
如果19世纪的勒南和弗卢朗，出于知识分子的警觉，去批判萌芽状态的种族主义，那么，身处二战之中的第18位院士，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则一边躲避二战的种族主义戕害，一边以此来观察人类文化的形态。在他看来，种族主义折射的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倾向——某一文明自认具有绝对优势而去寻找与生物学基因的绝对联系。社会进化论之下，所有的文化最终只有单一的归宿，那就是消解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他同情弱文化，对亚马孙原始部落的考察和二战的经历，让他看到，变化并不总是一种进步，即使是进步，也包含两面性，一面光彩夺目，一面黯然失色。
“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哲学家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如是说。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进步被看作是无限的，不可抗拒的进程。本雅明批判这样的进步论：“一旦我们抛弃了这种进步论，我们就应该将法西斯主义当作是例外状态从而对其进行干预。”与本雅明相比，列维·斯特劳斯是幸运的，他凭借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项目，逃亡美国，而本雅明则死在了逃亡西班牙的路上。
在阿明·马洛夫的书写中，种族主义问题作为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从19世纪贯穿至今。勒南、列维·斯特劳斯等人质疑时代的定见，紧紧盯住时代的顽疾，并且书写它。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将时代的不合时宜者称之为“同时代人”，“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的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感知和把握自己的时代”。他们与时代保持着距离，却恰恰最了解这个时代，甚至引领了整个时代。
知识的变迁与人的形象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
作者：（法）阿明·马洛夫
译者：马振骋
版本：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在作者看来，这个椅子上形成了当选院士的一条脉络，而这条脉络的形成取决于死亡、投票、阴谋诡计、政治或其他环境的偶然性。法兰西学院的建立，也源于一次偶然。1634年，法国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经常秘密聚会，法国当时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偶然得知此事，希望他们能定期聚会。从此，文人的秘密聚会脱胎换骨为了官方机构——法兰西学院。
然而，通过马洛夫的文本，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这18位院士身份的时候，又会看到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当选者的身份反映了不同时代知识的发展状况，而这些知识塑造了人的不同形象。早期的院士，其身份多是神职人员。当选院士的前七位里，就有三名是教会人士。在十六七世纪，知识仍掌握在教会手中。教会掌握着有关人的绝对真理，人和上帝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说，“二者彼此的意义只有依赖于对方，只能以对方为参照，为语境，为解释的条件才能被阐发。”
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兰西学院曾一度关闭，这里成为旧制度的残留，然而也是启蒙运动的堡垒。大革命之后，宗教学家勒南把枪口对准教权，几年之后，尼采提出了上帝之死。此时，人们不再通过教会和上帝的目光去审视人。同时，人，现在成了各个学科知识捕捉的对象，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人的形象开始出现。经济学领域，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不再关注货币符号的交换，而关注价值的劳动生产”，人以经济人、劳动存在者的形象出现。在生物学领域，人的生命在解剖学的视域下具有了深度，器官和功能的关系被关注，人的生命成了一种生理学现象。
宗教学家勒南，生理学家弗卢朗，生理学家贝尔纳，虽然学科领域不同，但他们都关注19世纪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人是什么。此刻，人被各个学科知识捕捉，尤其是生物学，产生了有关人的生命的知识。与此同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人口的生老病死概率皆成为国家关注的对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种族主义的思想开始通过人口的调控而进入到国家层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恰恰是在种族战争的基础上被挑起来的。种族主义的问题，也成了19世纪后期几位院士共同关注的议题。
因此，《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既是一部人物传记，也是一部思想史，作者透过院士生命历程中的关键性事件，勾勒出了一条思想发展脉络。作者马洛夫既是小说家，也是历史学家，这使他的书写介于学术写作与散文随笔之间。作者的笔调既有随笔的轻快、幽默，像一本妙趣横生的小说，又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性，他往往以一则人物的奇闻逸事入手，切入人物的人生历程；同时，作者也不回避这些院士的缺陷，院士的人生被放在历史评价的显影液中，立体的人物形象得以塑造，鲜活的生命片段折射出历史的大事件。
这把椅子上的18位院士，经历了历史的辉煌或恐怖，然后离开，或留下痕迹，或被彻底遗忘。在作者的书写中，我们得以在他们身上辨认出一种态度，他们不仅专注地纵览自己埋头在做的工作，也用同样的目光审视所处的广大世界，思考着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成为最了解自己时代的人，或许，这正是他们被称为“不朽者”的原因。
作者|战宇婷
编辑|李阳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