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曹远征：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造，重塑了国家资本与银行关系
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造，彻底切断了国家和银行的“父子关系”，建立了最核心的有限责任机制，重塑了国家资本与银行的关系。
199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撤销，曹远征被分流到中国银行，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研究制定者转变为执行者——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开启了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历程。当时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曹远征参与了这一决定的相关起草工作，此后又介入这一改革的实际推动中。
“我参与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见证了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中国金融由弱变强，不断深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并日益走向世界的过程。”曹远征说。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亲历者，曹远征总结，从金融改革的任务和过程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有两项基本的任务——宏观层次上建立独立于传统财政体系的金融体系，微观层次上对原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造。而这两个任务被相对分离出来，逐一进行，呈现出了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以下内容为曹远征口述，新京报记者整理。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经济学家曹远征。他参与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见证了中国金融由弱变强。图/视觉中国
建立独立于财政的市场取向性的金融体系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独立于原有财政体系的市场取向性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不再是财政的附属品，其目的在于创造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相适应的外部环境。
这一改革始于1978年。1978年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没有金融活动，金融活动从属于财政，金融活动与财政活动合为一体，金融业务与金融机构高度一元化。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1978年，中国启动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也迫在眉睫。
1984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的营业业务被分离出来，组建了中国工商银行，加上1979年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形成了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体系。与此相适应，财政不再对国有企业拨款，改为由银行贷款(拨改贷)，至此,金融的功能与财政的功能得到初步分离，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初见端倪。1984年10月，人行开始履行央行职责，商业银行业务由四大专业银行办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层银行体系开始形成并确立。
在建立双层银行体系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和壮大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同时，借鉴其他部门“双轨”改革经验，一方面允许国有法人股份制或地方性银行机构的发展。另一方面，采取试验的办法，鼓励诸如信托、保险、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不仅丰富了传统银行的层次，而且因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初步形成了金融体系，并由于这一体系的形成，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具有了监管的职能。而为了使得宏观调控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也助于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党的十九大上，第一次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写入中央文件。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也逐渐建立起来。1990年，上交所、深交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颁布《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证券公司是专门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分业经营的雏形开始出现，证券、期货、外汇资金和贵金属等在内的专业市场不断发展，中国金融市场发育出现了质的飞跃。
而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监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控制多层次金融体各业态之间的风险传递，1993年，分业监管作为原则明确写入国务院的有关文件，随后相继成立证监会和保监会。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标志着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承担监管的职能，而专门负责金融宏观调控、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
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造
2003年，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到了资不抵债、几乎破产的边缘。从极端意义上讲，当时的四大专业银行已在技术上破产。首先，不良贷款率过高。2003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20.4%；二是资本金不足。如2003年底，工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52%，农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估计仅为4%；三是经营效率不高。中国银行业的成本和收入比率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员工和分支机构的创利能力差。四是风险审核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技术落后，制约了银行开拓高回报的业务渠道；五是信息科技落后，表现在数据处理中心互不兼容，不同银行间不能有效处理及共享信息资源。
四大专业银行困境的背后是微观金融机构改革的滞后，当时的金融机构还不是经营货币的企业，没有建立以产权为纽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治理结构依然雷同于政府机构，经营理念也是传统计划的，而不是基于市场竞争的，由此决定了金融机构没有自担风险的机制，无法自负盈亏。而此时，中国金融业面临着加入WTO后竞争趋于激烈化的挑战。根据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中国将在5年内向外国商业银行全面开放中国市场。
在独立于财政的市场取向金融体系建立后，必须开始对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造，使之尽快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微观基础再造即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造的新阶段。金融机构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海外上市等，逐渐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2004年1月1日，中央汇金公司成立后，以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各注资225亿美元为标志，拉开了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大幕。国家通过汇金公司行使出资人权利，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理论上，这次注资是“最后的晚餐”，此后国家不再对银行的经营好坏承担无限责任，银行的经营业绩由银行负责，自担风险。于是，通过彻底切断国家和银行的“父子关系”，建立了最核心的有限责任机制，重塑了国家资本与银行的关系。
商业银行要实行可持续经营，必须要有机制作为保障，这就要求银行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当时的具体措施是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建立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聘任管理层。整个流程再造中，银行实行全员聘请，我在进入中行之前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司局级干部，到了中行和所有人一样签订了劳动合同。此外，四家国有大行还通过在海内外市场公开上市，以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保证银行沿着商业化轨道谨慎运营。
监管体制改革也同步进行。长期以来，国有专业银行作为政府行政的附属机构，对其金融业务的监管自然由行政代为从事。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政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干预银行，实现了行政与监管的分离，建立了独立于政府行政权的第三方专业监管。银监会强化以资产负债为主要内容的专业监管，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相应地也提高了银行资产的安全程度。
可以说，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使得中国银行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也顶住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果没有这些改革，中国银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不敢想象。
改革后，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持续上升，但也出现了一些质疑，认为银行业利润过高。在我看来，40年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也谈不上利润，2004年前，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全球最高，处在技术性破产的边缘。因此，银行业利润高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银行金融机构的利润是国家财政重要的贡献者。
新京报记者侯润芳编辑赵泽校对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