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世界银行连年援助，为什么他们还是无法摆脱贫穷？
相比于往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公共领域得到不少关注。主题“减贫”是一个重要原因。《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作者即是今年三位得主中的两位。
记者：罗东
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是诺贝尔奖体系里关注度最低的奖项，既无物理、化学等奖项的“高大上”，亦无文学奖的广大读者基础。不过你发现没，与往年相比，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公共领域得到不少关注，至少在中文网络和媒体上比前些年要多。“女性经济学家”“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和“夫妻档”等“吸睛”元素自然功不可没，多少都从不同侧面贡献了一些话题量。而今年的主题“减贫”当然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它不只是关于研究范式或方法论等学科议题，更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议题。
那么，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谁呢？叫不出全名，不要紧，翻出新闻就知道。他们是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共三位，这是能评出的最多获奖人数。评委会认为，他们长期致力于田野实验研究，测试全球范围内尤其是非洲、印度的减贫措施，是否有效，如何生效，奖励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的三位经济学家，从左至右依次为阿比吉特·班纳吉、艾丝特·杜芙若及迈克尔·克雷默。
而其中麻省理工大学的两位得主，班纳吉和迪弗洛，因为合著《贫穷的本质》有中译本而得到较高关注。他们认为，多年来有的减贫扶贫政策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并不在于“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或援助无效论，而是在人们对贫穷的一般理解里，并不重视受助者缺少信息来源这一极为关键的事实。这些受助者由于缺少信息来源，更容易相信一些错误的观念，最终做出错误选择，比如“不清楚给儿童接种疫苗将可以节省更多的医疗费用”。他们并非认为，只是这一因素造成减贫困难，而是指出其最容易被忽视。他们也因此认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尤其关键。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印）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著，景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版
实际上也有学者与他们的观点不同。研究者的材料不同、数据和结论不同，并形成观点竞争再正常不过。在此要提的另一本书叫《威权政治》，单看主标题或许会让人误以为是政治论著，且慢，看完副标题就不会继续误会，它的副标题是“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那些被遗忘的穷人权利”。
此书作者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班纳吉和迪弗洛在刚才说的《贫穷的本质》一书里认为伊斯特利是“反援助人士中最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之一”。这个评价大致不错，但也有失公允。
伊斯特利在《威权政治》里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扶贫举措为探讨实例，批评诸多举措在经济发展和扶贫的名义之下，实际上在伤害受助者的基本权利。怎么讲？他讲了一个故事情节。
《威权政治：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那些被遗忘的穷人权利》（美）威廉·伊斯特利著，冯宇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9月
故事开篇是美国俄亥俄州西北部伍德县被机枪扫射、被纵火，逾两万村民被驱逐出家园，原因是一家英国公司看中了这块土地，当地军队也出面襄助。赞助且促成了此次驱赶行动的，还有与贫穷做斗争的世界银行。然而，伊斯特利突然说，发生地其实是乌干达的穆本德地区，美国只是假想。富国美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就举世震惊；穷国乌干达，情形就大不同了，又有谁在乎呢？
伊斯特利将这一反差的原因归结于参与扶贫的技术官僚一直坚守的一个错觉，“贫困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好像只要提供物质资源或兴建扶贫工程就能事半功倍。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做法不经意间将权力和合法性授予了愿意实施技术解决方案的地方官僚。在近代以前，国王需要借用“君权神授”等说辞才能得到的权力，现在被地方官僚以发展经济之名掌握在手。
一言以蔽之，伊斯特利基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扶贫举措进行反思，认为以现代理性规范权力，尊重并赋予穷人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更根本，否则他们会因为行政低效和腐败而无法走出贫困，地方官僚反而因此获得比过去更高的权力，甚至伤害受助者的基础权利。我们站在外围看，他与班纳吉和迪弗洛的意见也并未像他们所言的那么不同，比如都认为当地市场的发展对减贫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困于贫穷之地的人们，极少有人会同意听之任之、不管不顾。政府也是关键的参与者，而问题主要在于什么样的行政组织和方式才能行之有效，贫困从来不只是个“给钱就行”的技术问题。
记者：罗东
编辑：徐伟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