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作家、学者和读者谁在关心文学奖？
通过少数的几位评委，给某本书安上当代最杰出的文学作品头衔，这种模式在权威衰落的年代越来越没有市场。也许文学奖能提供一种严肃阅读的指导风向，但事实上，一本书的“叫好”与“叫座”，并非奖项所能决定，作家、学者和读者，各有各的标准。
撰稿丨王塞北
对于文学界来说，最近如同开启了狂欢节模式。就在上周，2018年与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时发布，分别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Olga Tokarczuk)
与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Peter Handke)
。本周布克奖也开出“双黄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和英国出生的非洲裔女作家伯娜丁·埃瓦里斯托
（Bernardine Evaristo）
以女性文学作品分享了这一奖项。当地时间10月14日，第15届德国图书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正式揭晓，德国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凭借小说《我从哪里来》
（Herkunft）
获得2019年德国图书奖。同样是10月14日，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一时间，文学奖项的报道充斥着世界各地的新闻版面，似乎“文学已死”的论断暂歇，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文学每年例行的回光返照，因为媒体关心的只是文学奖，并不是文学，下一周，谁也不会再提起这茬了。
阿特伍德说：“我非常惊讶，我以为我太老了。”她对埃瓦里斯托说：“我不需要这种关注，所以我非常高兴你能分到一些。”
作为清寒的职业，作家得奖，在现实层面无疑是一个不错的结果。至于落选者也没有什么损失，至少增加了一定程度的曝光量。尤其是布克奖，即便落选，只要进入终选名单，还会有2500镑的“安慰奖”，不仅如此，布克奖基金会还承诺，“无论获奖者还是入围者，
（评选过程）
会保证他们的全球读者数量和图书销售量大幅增长。”听起来也许是那么回事，在2012年之后的中国青少年，常常收到一部来自长辈的《莫言作品集》，虽然这位长辈也曾看过电影《红高粱》，但在莫言得诺奖之前，他也许并不知道这个名字。
许多国际文学奖项的评选，常常是由少数几个评委的阅读趣味决定的，在权威衰落的年代，这种模式越来越没有市场。2016年，当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直称：这只是评委们的行为艺术。也有些文学奖组委会注意到这种弊端，努力在学院派与普通读者趣味之间讨巧，结果却经常是里外不是人。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
正如詹姆斯·F·英格利什
（James F. English）
所指出的，像布克这样的文学奖项难免毁誉参半。虽然布克奖声称“奖励卓越”和“将出版带入严肃与有质量的艺术”，其反对者则认为他们“系统地忽视卓越，奖励平庸……并提供一个封闭的精英论坛，在文化人士内部从事影响力的兜售和相互背叛。”最后的批评指出了奖项在文学市场中的影响力有限。候选名单的镀金印章对于一些出版商和背叛者来说可能很重要，但数百万在机场航站楼购消遣小说的旅人，在网络论坛上讨论和辩论的年轻人，在大学里进行教授与研究的学者们，谁在关心文学奖？
学院派与大众读者：“叫好”与“叫座”的纠葛
针对这一问题，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
（Stanford Literary Lab）
在2017年曾开展一项尝试研究，他们开发了一个模型使我们能够从不同专业领域的评价模式对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不同指标的研究。这些不同的专业领域中的每一本书都以评论、学术引文和大学教学大纲的形式产生自己的数据足迹，讲述了一本书相对“叫好”与“叫座”的不同故事。
为了对当代小说进行抽样，实验团队从五个不同的维度对21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建立了一个语料库。首先，收录了自2013年至2017年最常被引用和用来进行比较的书名
（Comps）
。其次，列出销售数据，数据来源于《出版者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报道的十大年度畅销书。第三，参考阅读社群网站的数据，由Goodreads.com
（类似于豆瓣的书评社群网站）
参考用户评选的21世纪早期前一百名的有影响力的小说。第四，参考评论家的意见，样本来源于《纽约杂志》评出的100本“21世纪早期佳作试评”
（A Premature Attempt at the 21st Century Canon）
。
最后，是研究团队自己选择的100本书籍：他们喜欢的书籍和他们讨厌但认为重要的书籍。全部样本为439部
（因为存在重复作品）
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全部出版于2000年以后，风格包括极其受欢迎的通俗大众到乏人问津的艰深晦涩，有的早已被学院派研究穷尽，有些则鲜少进入他们的眼界。
图表1。上图代表了当代英文小说的地图，研究团队将439本书根据其受欢迎程度（x轴，基于其Goodreads评级的原始数量）和声望（y轴，基于MLA，即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书目中的学术引文）进行排列。从左到右，书籍越来越受欢迎;从下向上，书籍在学术界评价越来越高。学院派的焦点（绿色，橙色）和读者的最爱（蓝色）占据不同的坐标区，在水平线上，大量的畅销书（红色）没有任何学术引用。
在这里强调一些说明性的例子可能会有所帮助。在西北部，我们拥有像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
（WG Sebald）
的《奧斯特利茨》
（Austerlitz）
这样的著名书籍，这些书籍在学术论文里被高度赞赏，但是普通读者对它反应则比较冷淡。在西南部，人气与声誉都不怎么出色，比如海伦·德威特
（Helen DeWitt）
的《最后的武士》
（The Last Samurai）
，虽然被《纽约杂志》评选为21世纪最佳作品，但是其他数据并不出色。在东南方，有像《分歧者》
（Divergent）
这样的时尚畅销商品，而且还被拍成电影，这是仅凭良好销售就能达到的象限。
图表2。
在东北象限，人气和声望相遇。这些书籍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受到普通读者的极大欢迎，例如戈马克·麦卡锡
（Cormac McCarthy）
的《长路》
（The Road）
在239篇学术文章中被引用，在Goodreads上有60多万次的评价。
图表3。上图代表了图表1中描绘的受欢迎程度和声望的相同度量，只是在这里，书籍的颜色不是由选择它们的读者群体着色，而是由于它们是否已被列入主要文学奖（橙色为是，蓝色为没有）。对于每个不同指标，我们都可以找到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入围者，甚至是获奖者，他们几乎没有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更不用说9000万读者在Goodreads.com上的评价。这似乎意味着奖项的光环并不一定会转化为评论量与阅读量。
我们还可以比较不同象限内的作品。例如，加拿大作家艾玛·多诺霍
（Emma Donoghue）
的《房间》
（Room）
和《长路》这两部关于困难情况下单身父母的小说同样受欢迎，虽然前者被拍成电影，但后者在学术期刊和学术专著中占有更大的空间。相反，苏珊·柯林斯
（Suzanne Collins）
的《饥饿游戏》比佩西瓦尔·埃弗雷特
（Percival Everett）
的《消除》
（Erasure）
更受欢迎，但两者都获得了文学评论家的同等兴趣。也许，读者热情的差异可能与这两本书截然不同的情节有关。毕竟，在一个重视实用和娱乐至上的世界中，人们通过无情的、赢家通吃的竞争来追随其主角，比起后者不认为不合时宜的深思，前者的故事更对我们的胃口。
文学奖可以为课堂讲授规避评价风险
得出的结论是无需证明的道理：奖项很重要。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单独提名的效果，提名奖，换一个说法就是——我入围了，但最终被刷了。对于英语世界的作家而言，一旦登上布克奖的终选名单，瞬间从原本似有若无的存在中脱颖而出，在大学课堂课文学批评的期刊中获得飙升的人气。
根据开放教学大纲项目收集的教学大纲，这是一个汇集了超过一百万大学教学大纲的在线资源，没有提名的书籍，出现在教学大纲的中位数几乎为零;一旦获得提名，则出现的中位数为3.5，正式获奖的中位数是15。如果你不是畅销书作家，而是立志于所谓严肃阅读的创作者，这是第一次将你的书与当年出版的100000本小说区分开来。谈到当代小说，获得提名是一种荣幸。
研究团队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像布克这样的文学奖项并非仅仅凭借奖项对读者、教师和学者产生决定性的评价影响。尽管每个奖项组委会本身只是一个机构，但是获奖作品的出炉凝结了整个文学产业链的心血，从出版社选择出版到宣传推广，以及书评记者与学者们的鉴定批评。
文学奖项至少为当代读者提供了一个风向功能，比如布克奖将近十万部英语小说缩小到六个选择，最终定于一尊，或者像今年这样的双雄对峙。对于大学里教授当代文学教师来说，这种必要的减少可能更为重要，每年在奖项清单上绘制新的和可能受教的小说，这也是一种规避风险的选择——课堂上对当代作家与作品的评价，能否在后世同样经得起推敲。这也许是很多学者所不愿承认的，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经典的产生在不断的阅读、讲授与研究
（所谓的阐释）
过程中形成。
参考链接
https://www.publicbooks.org/who-cares-about-literary-prizes/
https://litlab.stanford.edu/how-many-novels-have-been-published-in-english-an-attempt/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comping-white/
https://www.vulture.com/article/best-books-21st-century-so-far.html
作者丨王塞北
编辑丨何安安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