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守英：诺奖为什么颁给了这三位减贫经济学家？
针对不同类型的穷人，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提升穷人的生活品质，从而使得减贫的效果更好。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对于三人的获奖，西方经济学界存在很大的分歧。为什么会有分歧？因为在以往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授予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推进有明显原创性贡献的经济学者，而他们三人无论从年龄还是研究成果看，似乎都还没有到“瓜熟蒂落”的阶段，他们对经济理论原创性的贡献度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我想诺贝尔奖评委会肯定有他们的考虑。
在我看来，发展问题中最难解的一个问题就是贫困问题。“二战”结束后，很多国家、国际组织在减贫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成效并不好，整体看目前并没有找到解决贫困的最有效办法，尤其是针对微观主体的减贫办法。而他们三人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在解决全球棘手的贫困问题上做了很多的理论探索和努力，从解决贫困问题以及整个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趋势来看，这种探索和努力可以起到一种趋势性的引导作用。
第一，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比较注重对宏大的经济结构转变的研究，比如一个国家怎样从农业社会变成了工业社会。因此，发展经济学讨论的都是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发展战略、顶层的政策设计等宏大问题，而对于经济发展、结构转变中的人，即微观因素的关注度是不够的。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关注的恰好是发展经济学中被忽视的微观问题，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趋势看，从过于注重对宏观经济结构转变的研究到对微观个体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发展经济学长期关注的贫困问题的研究在讨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穷人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政策的干预使得穷人摆脱贫困陷阱？这两个问题的核心都是要搞清楚穷人的想法：穷人的诉求到底是什么，穷人为何成为了穷人，穷人有没有自尊心、有没有奋斗精神？但很多研究对穷人本身的真实状况并不真正了解，现在经济学界对减贫问题的研究大量流于想象，很多学者根本不知道穷人在想什么，而且很多对穷人问题的讨论都是在五星级大酒店进行，在五星级大酒店讨论的建议和政策怎么可能解决贫困问题？所以，现在看，除了中国以外，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以及一些致力于减贫的国际机构，钱花了不少，但减贫效果并不理想，就是因为把穷人作为他者在关注，并没有搞清楚穷人的真实想法、需求、状况等。这些减贫的理论和实践往往和穷人本身的需求是脱节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进行反思。
而今年三位诺奖获得者从微观角度去了解穷人的真实状况——穷人致贫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穷人到底在想什么，穷人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三人的研究摆脱了第三方以及政府视角对穷人的关注，修正了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对穷人想象的、范式化的理解。相对于此前与穷人脱节的研究视角，他们三人的研究与穷人的真实世界更贴近了一层，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三，发展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政策的推动，现在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很多国家、机构组织（比如世界银行）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进行。这种推动减贫的方式在解决一些区域性、整体性的贫困问题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中国的有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等方式帮助其脱贫。但如果完全使用自上而下的减贫方式，这种减贫可能不会落实到每个穷人的头上，穷人并不一定是受益者。此外，自上而下的减贫方法也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阶段的穷人也有差异性，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些差异性，政策也无法关注到个体的真实需求。
今年获得诺奖的三人使用实验对照的方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穷人，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提升穷人的生活品质，从而使得减贫的效果更好。在一定范围、一定群体内，这种干预可能比盲目的、笼统性的宏观干预更有效。因此，他们三人也不只是在减贫问题上做简单的实验，不能一概地否定他们的研究。他们对减贫问题的设计和干预，能够弥补自上而下的减贫方式的不足，有助于提高宏大减贫政策的针对性和精细度。
但同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把这种研究方法唯一化、排他化，也不能偏废了发展经济学中宏观研究的视角。实际上，我认为贫困问题在很多国家并不单纯是微观问题，更是宏观制度导致的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还是应该关注发展制度这个宏大问题，比如各国不同结构转变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到底是怎样的，到底如何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减贫等。
贫困问题是发展经济学中最难解的一个问题。解决贫困问题，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精细度，减贫政策一定是要在多方面的干预下形成的综合方案，制度变革、结构变迁、微观政策干预这三者结合的上下互动是非常有价值的努力方向。实际上，在中国的减贫实验中，既有大量的自上而下式的制度变革，在一些地区也有自下而上的微观变革推动了宏大制度的变革，比如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从安徽的小岗村发轫，最终燎原到全国。总之，制度变革、结构变迁、微观政策干预这三者结合起来，减贫干预才有可持续性，才更有效。未来减贫问题的研究方向也应该是制度变革、结构变迁、微观政策干预这三者的研究结合起来，贫困问题的研究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口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整理：新京报记者侯润芳
编辑王宇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