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建新：希望后辈能迅速地把我们碾碎、踢走
“我拍的电影从来没看过第二遍，也从没跟观众一起看过电影，拍完，就跟我无关了。批评也好，喜欢也好，都跟我无关，我已经做成了，要开始想别的了。”
提到黄建新，想到的是十年前的《建国大业》、正上映的《决胜时刻》这类主旋律大片，他是导演；还有今年国庆档爆款《我和我的祖国》，他是监制。每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他都能交出让人记忆深刻的作品，记录下新时代的角色年轮，风格迥异的大片背后都站着这位中国金牌监制。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黄建新个头不高，经常架着一副眼镜，永远笑呵呵的，低调且谦逊。从《错位》《站直啰，别趴下》到《埋伏》，从先锋三部曲到城市三部曲，他执导、监制的作品特色鲜明，且口碑从来坚挺。他的电影里，有改变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有很多生活在观众身边的老百姓。
四十年来，黄建新完成了从导演到监制的完美转身，尽管他是中国电影市场上难得的能“扛票房”“扛口碑”的电影人，但在一部部电影大获成功之后，黄建新并没有急于将名气变现，对作品，他始终充满真诚。他更愿意去发掘新人，为中国电影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问他还有什么急切的事情，他笑笑，“希望年轻的一代能赶快把我们碾碎。”
自己拍的电影，从来不看第二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不少电影人纷纷拿出诚心之作为祖国庆生。近期的电影中有两部不得不提，一是9月20日全国上映的《决胜时刻》，另一部是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后简称《祖国》）。这两部备受好评、引人关注的影片，都与同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黄建新。
剧组里的人都喜欢用“万能”二字来形容他，更贴切的应该是四个字——精力无限。陈坤曾说黄建新是他遇见的导演里最悠然的一位，即使全剧组都在着急、焦虑，但他永远都把笑容挂在脸上，无论事情怎么发展，他都能解决。《决胜时刻》中再次扮演周恩来的刘劲觉得，似乎什么困难都难不倒黄导，无论时间再怎么紧、任务再怎么重，他总能给全组人吃下定心丸。
黄建新喜欢把很多人觉得艰巨的任务化繁为简，他说：“拍这么多年戏，包括最早的电影，我都没焦虑过或睡不着觉，一歪头就着了。”
电影《决胜时刻》
电影《决胜时刻》从诞生之初就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极短的拍摄周期，从迅速组成项目创作五人团队，再到正式开机五地拍摄，以及远赴俄罗斯买回七十年前开国大典的彩色胶片并进行4K高清修复融入电影，每一步都在黄建新“每天只睡两小时”的坚持下逐渐成形，连续很多天带病熬夜几乎成为他的拍摄日常，“你说累不累？累，但拍电影就是这样，再苦再累也得坚持，这没得商量。”
紧迫的拍摄周期难道就真的不会令他紧张和焦躁吗？反复追问下黄建新依旧淡然：“我是那种一旦要做这件事，就必须达到自己要求的底线，呈现的结果也不能低于这个底线，但这事做完就过去了。就像我拍的电影从来没看过第二遍，也从没跟观众一起看过电影，拍完，就跟我无关了。批评也好，喜欢也好，都跟我无关，我已经做成了，要开始想别的了。”
拍完“建国”系列三部曲，成了近代史专家
对拍电影,黄建新始终是充满热情的，但他讨厌重复。《决胜时刻》的项目最开始出现在黄建新面前时，他觉得这类历史事件都拍过了，关于解放战争到开国大典的电影、电视剧不胜枚举，如何拍出新意、找到一条历史的新路是他最看重的。
虽然说《建国大业》上映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但这个周期在黄建新看来并不长，“重复是肯定不行的，那个时候的语境和现在也不一样，现在大家更关注个体，最终我们想注重于个人、个体角色的表达，直到找到了何冀平创作剧本，我突然觉得这是可以拍好的。”
电影《决胜时刻》
《建国大业》拍摄周期100天出头，最终只拍了90多天；到了《决胜时刻》时间更紧，81天的拍摄周期除去转场，实际只有67天，所有人都认为很难拍完，黄建新也不由得感叹这次真的激发了全组人的超能力。
从《建国大业》开始，他就是片场最有激情的那个，他的监视器旁边永远都放着笔记本电脑，照着剧本拍了一半，他说“停！大家休息一会儿”“大家等我10分钟”，然后开始在现场飞快写剧本，再接着拍。今年四部国庆档影片他占了两部，在剪辑室做后期时，他发现说话没人搭理，回头一看，工作人员全在沙发上睡着了。
尽管他总是笑呵呵的，但对电影的要求却从不怠慢，拿《决胜时刻》来说，很多戏绝对不是一条过就完事，基本要拍五六条选择最好的。“一条过就不是常态，我的戏平均要拍五六条，这些都是需要的，除了演员的表演，外界也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行业里最多的某位著名演员拍了57条，至于是谁就不能告诉你了。（笑）”
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主创合影。
另外一部《祖国》，描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里7个重要历史时刻中普通人的经历。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下，七位导演从细节出发，从人物出发，以情感为核，用心、用情、用光影讲述每一个“我”和“祖国”的故事，“这样一部全新样式的影片，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电影要赋予每一个角色最浓的情感，也要寻找到观众内心深处最真挚、最珍贵的那份情感。”
黄建新笑着说自己没操什么心，7个导演分7组，每组都有自己固定的符合风格的搭档，只有充分表达，作品才有灵魂，保证导演自我风格的呈现和创作独立性。
拍主旋律，黄建新也被很多人不理解，他说自己也听过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没当回事，一是你自己要拍的；二是我拍《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都快变成近代史专家了，这就是我的收获，你现在问那段历史，我基本上可以全部给你说出来。”
处女作《黑炮事件》
被嘲讽“傻子都能拍”
黄建新的电影之路是从片场的摸爬滚打开始的，虽然干的是场记、导演助理这类“勤杂工”一样的工种，但由于他细致认真又谦虚好学，厂里人都喜欢找他干活儿。那时他的绰号叫“救火队”，哪个剧组有问题，就把他派去哪里帮忙，一年他跑了三个组。
彼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电影业也在探寻新的出路，时任西影厂厂长的吴天明慧眼识珠，起用包括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在内的一批颇有才华的年轻导演。黄建新也按捺不住那颗跃跃欲试的心，1986年上映的电影《黑炮事件》是他首次独立执导的作品，作为处女作，这部荒诞讽刺喜剧展现出了犀利的批判风格，片中对历史变革中知识分子的无奈精准呈现。黄建新也因此成了一名先锋导演。
黄建新先锋三部曲，左起：《黑炮事件》《错位》《轮回》。
“我那时候也不被看好，就像第五代导演刚出来的那阵，也会被骂得很惨，有人甚至说你不就把一个镜头架在那里拍了四分钟吗？这样的电影，傻子都会拍。”他自嘲就是个傻子，因为他坚信真正好的东西，时间过去多久，依然是好的，就像《黑炮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的典型影像文本，至今仍被看作是黄建新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优秀的处女作之一。
入行四十年
现在就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候
从1979年入职西安电影制片厂，今年65岁的黄建新已经入行整整四十年。他不仅在《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中表达对中国社会和心理变迁的细致观察；也一手打造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为此后的主旋律电影树立标杆；他曾监制多部华语大片，被誉为“中国影坛第一监制”……《投名状》拍摄期间，演员档期冲突，黄建新果断组建拍摄B组，在有效的时间内将演员戏份拍摄完成；在《智取威虎山》中，他顶住压力支持徐克花费1000万成本拍摄“打虎上山”，又将徐克钟爱的四场大场面动作戏压缩为三场。
《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被称为黄建新作品中的城市三部曲。
随着身份的转变，他每时每刻都对这个行业有着全新的思考，他曾多次谈到了制作拍摄主流电影的意义——推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发展，让电影人懂得为观众服务。可是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技术、创作、投资、运营、宣传、发行等环节全面提升。他说，现在就是中国电影行业最好的时候，“年轻电影人这么多，有量就一定能出佳作，有人一直找你就是幸运，如果大家都在找你，你就好好想想怎么把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强。”
他说自己不是没有遇到过挫折，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乐观，“刚开始我的电影也遇到过上映问题，后来我妈问我，你的原始动机是什么，善良还是投机？我说是善良，她让我坚持下去。”黄建新扶了扶眼镜，“我一生都是这个准则：不善良的，那你就要改；如果你是善良的，那就坚持吧。”
【对话】
“拍电影，不是为了被高估的”
新京报：《建国大业》上映过去十年了，大家都说你对主旋律题材已经驾轻就熟。
黄建新：我都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全对，这太难拍了（笑），各个层面要求是不同的，你要达到一个平衡点很难。
新京报：为什么选这条路？
黄建新：也没有特别去选择这条路。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总希望通过很多人的努力，让大家意识到这些作品是未来电影产业的根本。我做监制也会有烂片，比如关系好来监制一下，我会觉得可以这样拍，但如果你要拍好电影，我就得讲原则了。那天在豆瓣上看到一部电影根本不是我监制的，也写的我名字，特无奈。
十年前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拉开了该系列三部曲的序幕。
新京报：监制到烂片后悔吗？
黄建新：不遗憾，你就那点儿本事，撞上好电影就撞上了。下次修正，重新再去撞就是了。
新京报：现在网络上对于你早期的作品有很多解读，你有看到这些评论吗？
黄建新：网上的评论我会看一下，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这么看这个电影的。比如《黑炮事件》的结局就有七八十种解释，我哪想得到啊（大笑），就一个结尾，看着这么多解读就觉得好玩。
新京报：你不看自己以前的作品是觉得艺术是有遗憾的，怕看到不满意？
黄建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年他们和我说，大家开始讨论你的《错位》了。现在都在说AI，突然发现你三十年前就已经写了这个，说你好厉害。我就笑着问真的吗？我早忘这事儿了。因为我不会沉浸在具体的事里，永远关注的是下一步想做什么。就像我当导演当得最好的时候突然改了，去当监制了。
新京报：为什么要在这么多个身份里切换，还乐此不疲？
黄建新：因为我是双子座嘛（笑），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天生的，我自己都管不了（笑）。有时我在现场正拍戏，一听那边汽车坏了，就去修车了，修好又回来继续拍。每部电影对我来说都是，这个事做完了，就看观众觉得可看还是不可看，他们觉得能看就没白干。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新京报：你一直很注重提携后辈，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黄建新：没什么，因为他们迟早要把我们碾碎，我们迟早会被踢出去。当年，我们站在人家肩膀上挺得意，但后面你也会被取代，我希望他们能用更强的能力把我们迅速踢走。（大笑）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第五代里被低估的一位导演。
黄建新：我就这么大本事，拍电影不是为了被高估，你就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挺值的，就行了。
新京报记者周慧晓婉
摄影郭延冰
编辑吴冬妮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