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诺奖热门作家残雪：对我没什么影响，还是每天在写作
文|新京报记者肖薇薇实习生蒋佳臻张司钰
这或许是66岁的作家残雪在国内最受关注的时刻。
截至10月10日，在英国博彩公司NicerOdds发布的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残雪排在第13位。最高排名时，她位列第三位。早在八年前，残雪也曾注意到自己登上过一份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但当时并未在国内引起关注。
9月28日，残雪在西双版纳的家中写作新书，关注到网上的赔率榜名单。她发邮件给合作十年的图书责任编辑陈小真，写道：“又进一次榜单，虽然可能没希望获奖，但对作品是不错的宣传”。几天里，陈小真不断收到书店的反馈，“残雪的小说预售都卖光了，得赶紧加印，”他感慨，“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作家残雪了”。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称残雪为“中国的卡夫卡”。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也评价她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我肯定高兴了，诺贝尔文学奖有开放和进步的姿态，还是不错的。像我这种文学，写的人很少，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残雪对新京报说，“有些意外，排名搞到前面去了，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还是每天在这里写作。”
“异类”
在国内文学圈，残雪认为自己是个“异类”。
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至今她已出版超过60部作品，但从未获得过国内任何权威的文学奖项，作品在豆瓣上仅有几条评论。
在国外，早在1987年，她的多篇小说登载在美国文学期刊《形态》上，后续有超过600万字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是作品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女作家。
四年前，残雪获得国外多项文学奖提名，并斩获美国第八届最佳翻译图书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唯一的中国作家。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书店里，中国文学栏目下，残雪的作品总摆放在醒目位置。
最新赔率榜排名截图，残雪排在第十三位。
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汪修荣微博评论道，“残雪已经在文坛战斗了几十年，即使中文系毕业读过她的作品也不多，文本比较考验人的耐心。”
残雪坦言，她的小说排斥一般读者，“一般人很难进入到里头，那种封闭性令人生畏。从不写这个世界里的事，而是海上冰山下面的部分，属于人的原始欲望。”
另一方面，残雪刻意与其他作家保持距离。“现在哪还有什么先锋文学，越来越没有个性，”她直言不讳地评价其他作家，“这些不争气的家伙，如果年轻作者不跟他们拉帮结派，就甭想靠写作维持生活。”
她为自己建立了一座“安全岛”，不与他人过多“直接联系”，但她并未完全脱离生活，她看报纸和互联网，开通了博客，前几日发文时调侃，“红色着重号是老年人不会操作电脑形成的，阅读时不要管他们”。也最常用邮件与读者交流阅读感受，几年里陈小真与她的往来邮件超过八百封。
她很少参加国内的文学活动，维持着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身份，最终依靠着作品，“没人再同我为难”。
但她又渴望基于作品本身的交流。“我的古怪作品是向一切关心精神事物的读者敞开，我总急于将自己的新奇念头告诉我的姊妹和那几个朋友”。每次与一位学者或读者深入交流完，她会整理出文稿，发邮件给陈小真，标出其中对她作品的欣赏语句，欣喜地询问：“这篇访谈能作为书的封底吗？”
残雪与编辑陈小真。受访者供图。
“用心，而不是用脑去写作”
9月的西双版纳时常雾气蒙蒙，山边的小区高楼笼罩其中，仅有零零星星的住户。残雪住在高层，窗外是层层青山，她有严重的风湿和过敏，从北京搬来两年多，温暖的气候与清新的空气让她的身体“舒服多了”，每日写作的时间能在50分钟，写800到1000字。
残雪每天的写作形成了一套刻板的规律，年轻时总在跑步后写作一小时左右，“思维最活跃”。她的一天被划分成一个个时间段。她会在六点多起床，绕着小区外慢跑，一边跑一边胡思乱想。吃过早饭，清理房间，九点钟开始工作，她会学习两三个小时英语，有时翻着厚字典阅读哲学或文学原著。下午四点，是她和丈夫的散步时间。
她大多在晚上写作，“当一股强烈却模糊的情绪出现时，创作就开始了，”她在桌上铺开笔记本，静坐两三分钟，“第一句带出第二句，然后第三句……。”她会在一张纸的第一行中间写下标题，一段一段往下写，很少有涂改。
“没有构思，也没有提纲，积累久一点，可写长一点，有时只有小的意象，就写短的。”她描述这是一种“自动写作”过程，她认为自己是完全跟着笔走的作家，“用心，而不是用脑去写作”。
她的丈夫会帮她将手稿录入到电脑里，他熟练用五笔打字，打完后会仔细校对几遍，再将手稿整齐码放在木质收纳箱中，存放在专门的柜子里。文稿传到陈小真手里时，“页面非常干净，排版整齐，少有错字。”
残雪的两份手稿。受访者供图。
在她的作品中，人物被她视为自己的某个部分的化身，“所有人物都有我自己的影子，而不是某一个人物有我自己的影子。”她说，但人物又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参照，“彻底的想象而来”。
她从小跟着外婆生活，一个人坐着时，她幻想家里起火，到处是烟，她搀扶着生病的外婆，冲破阻碍，跑出房间。也会幻想，半夜被老虎追，她拼命往前跑，跑到一处悬崖，闭上眼勇敢地往下跳。
外婆时常给她讲民间的鬼故事，她的故事里总绕不开老家永州。她的散文集里全是以长沙为背景，她话里带着浓浓的长沙口音，“家乡是魂牵梦萦，到死都变不了的背景”。
她的哥哥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她三十多年的老读者，评价说，“读她的《黄泥街》，那种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而且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隐含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性。”
“我理解的底层就是日常生活”
1953年，残雪出生于长沙。父亲从湖南省立师范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婚后父母都在《新湖南报》（现《湖南日报》）工作，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八人和外婆住在报社分配的一栋大房子里。残雪自称，“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
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后，从报社社长贬到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看守周围的柑橘园。1959年，母亲也被下放衡山劳动改造，三年后回到报社资料室工作。
邓晓芒回忆道，父亲从图书馆、或者母亲从资料室下班回来，带回几本书，要么就是中外经典小说，要么是《鲁迅全集》的某一册，我们兄弟姐妹立刻每人抢一本，有的围在炉边，有的倒在床上，人手一本在看，“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
在残雪的记忆里，父亲只要一有时间就坐在书桌前，打开那盏从报社带过来的旧台灯读书。马列哲学书上写满了他的批注，一本书他要反反复复读。她经常在一旁望着他，“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进入冥思，总是多么惬意和自足。”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残雪的外婆和弟弟相继去世后，她一遍遍尝试在梦里搭建与弟弟重逢的场景，她写成日记和一些小的文字片段。她写道，写作就是在演不可能的事，“我就是要将那种无望的沟通进行到底，我要自己来扮演死神，打通灵魂与灵魂之间的那些墙”。
残雪近照。受访者供图。
“文革”期间，她的父亲再次被打为右派，白天游街，晚上住“牛棚”，其他家人都去农村劳动，残雪留在父亲身边照顾他。因为父母亲的身份，残雪在学校受到了歧视。甚至邻居经常会说，“你的爸爸妈妈是‘有问题’的，党和国家对你们家其实已经很‘优待了’，因为他们在战争年代里头立过大功”。
她向父亲夸张地抱怨上学的困难，“他听完后，叹了一口气，同意了我待在家里”。不再上学后，她被安排住在一栋楼的工具房里，摆着木板床，没有窗户，门一关满屋漆黑，她就着不太亮的灯光看书、尽情幻想，她称这是快乐的“小黑屋”。
残雪开始看父亲的马列哲学书，经常与邓晓芒通信讨论读书心得和哲学问题，有时候一封信能写上十几页。邓晓芒回忆，“后面她主动中止了这种讨论，她当前更关注的是文学方面，暂时把哲学放一放”。
她白天得去街道工厂当工人，晚上从广播里听两个小时的“英语900句”，而后她当上了中学英语代课老师，并开始试着做些英文文学原著翻译。
她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看完要消沉几天，被安娜的死亡境界吸引，那是一种黑沉沉的、绝望的死，似乎扑灭了一切幻想。”
接触到卡夫卡与但丁的作品时，她已进入了婚姻，和丈夫开了一间裁缝铺，买了裁剪书自学裁剪与缝纫，每天需要从清晨忙到深夜。
裁缝铺里生意越来越好，她请了几位学徒，她可以一边做着家务，一边阅读卡夫卡的《城堡》。那一段时间，她脑海中涌现出强烈的情绪，她坐在缝纫机旁，一字一句开始写下来，在嘈杂的环境中，完成了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黄泥街》。等她依靠写作能够养活家庭时，她把这些工作都交给了丈夫，“以潜心创作”。
残雪在作品里书写了大量的底层人，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自己就是底层人，在底层干了些年头。我理解的底层就是日常生活，我是非常热爱日常生活的。”
文学“新实验”
“写实的写法不过瘾，心里有些东西说不出来”。最初创作小说时，残雪并不知道要怎么写。
她提出质疑，“一个个汉字为什么要代表这些公认的、明确的意思。”她试图叛逆现有的中国文学经典的表达方式，创造自己的语言，“给读者一些奇妙的体验”。譬如，在《新世纪爱情故事》中，她把经典的文学作品《茶花女》完全翻新。
她尝试书写脑海中强烈的情绪，在她创作的小说里，父母、姐妹、父子、母女、邻里和同事这种传统伦理关系被一一瓦解，人物总处于黑暗和封闭的空间中，对抗又被打倒，再对抗又被打倒，无法挣脱。
意象被赋予新的维度，感官体验也被放大。她在小说里描写“梦”，却不仅仅是梦，内含生活矛盾的张力；她写“冰”，它可以冷硬，也可以爆炸，迸出火花；她也写人变成肥皂水，写血管里打鼓的蚯蚓，写老鼠、蛾子、白蚁、蟋蟀和绿色的毛虫……
她在电话里对记者笑称，“这些既神秘又可怕，还有一副非常漂亮的面孔，童年时很好玩的，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残雪在家中。受访者供图。
对她每本书都撰写追踪评论的日本作家日野启三，在评论里提到，“那是童话的世界啊，很多成年人认为脏、丑、恶心，读不下去，都是后天的观念污染所致吧。”
“感觉这样写最高级、最过瘾，最痛快”，残雪和几位持同样观点的作家称之这样的写法为“新实验”文学，“写作深入的是人灵魂的本质，解剖自我，深入自我，以提升人性、拯救自身为最高的目标”。
“这种追求是超越阶级、国界、人种等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残雪笑称，这是一种“无根”的文学。
时常有人将残雪的作品与卡夫卡的作品对比，指出相似性。她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我们完全不同，他是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结构在其中，我是凭空杜撰，照想象和直觉写作”。
她不否认自己的创作师承西方文学，她认为，具备了东方文化传统的优势，努力学习西方经典文学，才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一次突围，也是对卡夫卡、但丁等人的超越，“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创作，走得更远。”
“正是因为近年来，国际上我这个门类的优秀文学作品不多，才受到西方学者和出版社的重视，他们同样承认我的写作是高难度的。但是读者还没有起来，这些广泛的影响还不够。”残雪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未来的中国青年作家和读者会越来越重视“新实验”文学。
一位二十岁的中国女孩看了残雪的小说《变迁》，曾寄来一篇三千字评论，她认为这篇表面十分阴郁甚至黑暗的作品，带给她“澄明”的感受。残雪感慨道，“知残雪者，青年也。”
（上文部分资料引自《残雪文学回忆录》《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精彩的较量——怀念我的父亲邓钧洪》《趋光运动》《于天上看见深渊》）
专访残雪
文学观：对自己的定位是“新实验写作”
今年3月，66岁的残雪出版了她的最新长篇《赤脚医生》，原题《一种快要消失的职业》，讲的是山村赤脚医生的故事。我们借此契机对残雪进行了一次专访，她也谈了自己的创作与文学观念。
颇为有趣的是，彼时残雪还谈及了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过是个以通俗作品为主的文学奖罢了，含金量很低吧。”半年之后，她成为人们热议作家（但是Nicerodds的赔率榜单与诺贝尔文学奖并无关系）。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她的写作有何特点？她对文学又有着怎样的期待？
残雪是自信的，甚至可以说她是狂傲不羁的。当然，在各大文学排行榜上，她永远是缺席的那一刻。她甚至从未得到过国内任何文学大奖。尽管，残雪作为已经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家，曾那么意气风发地引领过一个先锋文学的时代。因此，也可以说，残雪是孤独的，在文学理念和社会关系等多重意义上，她都是茕茕孑立的那一个。
新京报：在其他的采访里，你提到过这几年也不太和文坛的人一起玩儿，这个是你出道之初一贯以来都这样吗？还是说因为觉得所谓的“文坛”这个圈子，让你有什么看不惯的地方？
残雪：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在湖南有一些文学朋友，比如何立伟，我至今认为他是我的朋友，他在文学上帮过我很大的忙。但是后来，由于我的创作的主题太大，时间越来越紧，我只好同所有的人都断了来往，其中包括我的家人。我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了。
新京报：你和哪些作家关系比较好？还读当代中国文学吗？或者近几年出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有哪些是让你眼前一亮的？
残雪：我目前定居云南，同文坛的联系几乎断了。在西双版纳只同马原一家人有联系，因为我很欣赏他的行为艺术式的生活方式。在昆明，我属于民营的大益文学院的编外（签约）老作家，同院长加作家陈鹏和编辑加作家马可两人有较多的联系，不时在一起讨论文学。
我每年参加一点国外的文学活动，主要为了扩大我的影响。我有十来个外国朋友，他们当中有作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出版家和文学鉴赏家。他们都是将我所从事的这类实验文学当作自己的终生的追求。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确实是真的。
我也读国内当代文学，还没有让我眼前一亮的实验小说。但很可能很快就要“一亮”了，我有这个预感。希望青年作家们加油。
《残雪文学观》；作者：残雪；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新京报：你批评过早年先锋的作家们现在都回归传统，但你觉得回归传统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无法与现代经验相容吗？
残雪：我说过好多次了，我从来不认为现在还有什么“先锋”。我对自己的创作的定位是“新实验写作”，我的这种写作包括我的小说、文学评论和哲学。我当然也可以被称为“先锋”，但那是八十年代意义上的。我这种实验小说是很难写的，一般人不可能坚持到底。它需要极端独特的个性和天赋的底气。文化底蕴也很重要。中国小说的所谓先锋做鸟兽散，关键在于个性不够独特和传统文化对于他们的强大控制力。八十年代确实出过一些好作品。
新京报：你早就说过对中国文坛不抱希望，但从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在提高，尤其是莫言得诺奖之后，这个你怎么看？
残雪：中国文学的知名度在提高，是因为世界上确实好作品极少，创造力减弱，传统势力仍占上风。出国到文学圈看一看就知道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过是个以通俗作品为主的文学奖罢了，含金量很低吧。
新京报：在一个采访里，你说你和张小波、梁小斌会是未来文学的主流，你想象的未来的中国文学图景是什么样的？
残雪：我所构想的未来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是比较遥远的，比如说三十、五十年。这样的划分并不意味今天的我们就不需要努力了。我们可以说是先驱吧。国外也说过多次，说我是先驱。
哲学观
当今的经典西方哲学需要大变革
新京报：一个作家去研究哲学，似乎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很少有这样的例子，一般专攻哲学的人业余写小说，这还是有一些例子的，你对哲学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残雪：我就是要做前人未做过的事。我十五六岁起就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资本论》了。那种阅读是很好的哲学基础训练，令我一辈子受益。如今我的文学与哲学的写作相得益彰。
新京报：你有一个说法，文学是哲学的探险队。你能不能展开具体谈谈？也有人认为，在这个时代，文学是否还能提供哲学所无法提供的关于世界的图景，甚至可能文学已经在电影后面了，你怎么看？
残雪：我认为当今的经典西方哲学需要大变革，理性主义和纯唯物主义都已经山穷水尽了。而在西方经典文学中，我很早就看到了一条出路，遵循从古到今的这条文学道路，可以将人类带出西方经典哲学当今面临的困境，开辟出时代的哲学新天地。
我把这个想法同我哥哥邓晓芒（哲学教授）讨论了（我们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很厚的对谈录），他非常支持我在哲学上的这种创新。
我的哲学观有很深的中国底蕴，这倒不是说我研究了多少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说我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艺术家而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的优势和劣势都有了彻骨的感受，于是具有了今天这种深邃的目光和别人不可能有的角度。既然我的文学和西方古典文学在哲学终极设定上达成了共识，我认为应该将这类尖端文学（和艺术）称为哲学前面的探险队。
《黑暗地母的礼物》；作者：残雪；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12月
新京报：听说你在写一本批判的《存在与虚无》的书，但我还是好奇，因为萨特在学界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所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对他发生兴趣？
残雪：那本书我已经放弃了。我正在写的是《对于胡塞尔的〈第一哲学〉的系列批判》。大概明年可以完成。接下来再写关于海德格尔、康德等人的哲学。与他们论战。我的主要的目标是批理性主义哲学，我提倡辩证矛盾论，反对一元论。胡塞尔同黑格尔一样，将一元论发展到了极致。哲学必须变革。
我的这本书的读者应是专业哲学研究者或尖端文学的高级读者。因为我的体验是艺术和哲学合流的交融体验。读我的小说必须看出里面的哲学结构；读我的哲学又必须看出里面的文学结构。当然，我自认为自己的小说比萨特的要高级，他的观念写作让人受不了，他是纯精神至上，很看不起人的肉体，而我将人的肉体的地位提到了哲学终极设定的高度。
谈《赤脚医生》
“我是最纯粹的艺术家”
《赤脚医生》；作者：残雪；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2月
《赤脚医生》的故事主要在人到中年的主人公亿嫂和灰句、米益、白芷等年轻人中展开，他们作为赤脚医生或即将成为赤脚医生的新生代，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将自身献给那个理想主义的事业。
赤脚医生指的是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固定编制、经过基层政府批准指派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疗人员。他们是乡村这个有机共同体中的一员，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
在残雪的《赤脚医生》这个小说里，或许我们很难以一种左翼的视野去分析，尽管残雪本人早年有过赤脚医生的经历，而且她的书写让这群人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归根结底，这不是一份建立在历史考据基础上的关于赤脚医生的文学化再现，也不是一份历史报告。
新京报：《赤脚医生》似乎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代背景，就是从文本里好像很难找到一些比较明显的能表征时代的符号，这个是有意的吗？
残雪：我的所有的小说都不写同“时代”表层挂钩的生活，我描写的是人的深层的肉体与精神的时代体验，可以说都是一种哲学层次上的自由追求的描述。我经常将人（也就是各种自我的变体）放到极端的条件下去做实验，看看他们能有些什么样的自由表演。当然，进行我这种实验创作必须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极端的对于世俗生活的敏感性和一种强大的内在的控制力。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这种哲理与艺术交融的作品。
新京报：这个小说在不同的对话场景之间，并没有很多的过渡，比如上一段两个人在说话，然后下一段话里，马上换成另外两个人说话，或这个人在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人说话了，很像蒙太奇画面切换，非常干脆利落，这个也是有意的吗？
残雪：我并没有刻意这样去做，只是兴之所致吧。你大概也听说过我是“自动写作”，一旦发动起来进入那种境界，我的情绪流动的方向是非常精确的，从未有过偏离。但一般人很难进入这种境界，有障碍，所以总感觉对话跳跃，缺少过渡，因为他们是按常理思维。你说得很对，我干脆利落，从来不说题外的话，只专注于自己的自由表演。从这点来看，我大概属于最纯粹的艺术家吧。
新京报：还有我印象深刻的是，书里的对话，其实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日常生活里没有人那么说话，我想你应该是故意这么处理的，把对话陌生化？
残雪：我采用的是书面语。书面汉语典雅、含蓄，最适合我的小说。我是深层表达。你说得对，我当然要同日常生活拉开很大的距离。像我写的这种广阔无边的小说，不可能采用方言，口语也难以表达。这个问题很多人不理解，大概因为他们提问的根据是旧的文学传统吧。
电影《赤脚医生》剧照。
新京报：还有一个地方很触动我的是，小说里写到的那些病人，有的人哪怕病入膏肓了，也没有恐惧、痛苦，相反是很从容很平和。里面写到的医患关系其实也和我们现实理解的那种关系很不一样。我们现在理解的医患关系就像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里讲的，其实医生本身就是一个规训机制的一环，他对病人拥有绝对意义上的权威，但在这个小说里，你还会写医生和病人的交流中获得很多，不是一种由上至下的单向的关系，而是双向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准确？
残雪：你理解得非常好。这个长篇专注于人与人之间的肉体与精神的沟通。沟通当然只能是双方的。双方都要敞开，你来我往地交流，将心比心，把别人当作自我的外在化和内化。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哲学观自然观——每个人都尊重别人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每个人又将别人当自我去作为矛盾来理解。
我这种自然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也不同于西方哲学，这样一种广阔多维的哲学观在小说中得到了全面展示。
这篇小说中的生死观是最能体现我的艺术与哲学的理念的。我们人类是大自然的同体儿女，生命的熄灭意味着在另外的空间与时间里重新开始，而我们自身回归自然。这种生死观既有中国古人的豁达又有西方人的清醒镇定。
希望青年中产生赤脚医生这样的人
承担共同的责任
新京报：如果读者想从这个小说里获得关于赤脚医生的一些历史细节，你觉得读了之后会失望吗？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小说其实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你个人早年做过赤脚医生的经验？
残雪：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当然是小说的根基。但我前面已经说了我描写的是深层次的人的精神与肉体的体验，也就是说，我将世俗生活提升了，哲理化、纯艺术化了，但我的生活体验是真实的，不然怎么写得出来？我的青年时代的理想是虚幻的，但个人的灵与肉的激情都是真实的（虽然那时层次较低，缺少反思）。
一名作家，如果在青年时代没有经历过理想主义的激情，创作很难上去。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去读当然会碰壁的，但这并不等于作品脱离了现实，相反，这个作品环环紧扣现实，描写了现实的本质，以及人性的理想。
新京报：你在写赤脚医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有点神秘主义的，比如凭借灵感找药，还有山里一百多岁的老人等等，怎么看待这种神秘主义的写法？
残雪：其实我不是神秘主义。我是一名非常踏实的中国人。凭灵感找药，百岁老人之类都是我对伟大的大自然的感悟，对理想自然的描述。尽管现代人糟蹋自然，不把自然放在眼里，但艺术家知道，这个自然只能是人的自然，她总有一天会在人们面前“露出庐山真面目”。艺术家是最早看到这一点的寓言家，一切他们描述过的最后都会实现。
新京报：我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比较关注赤脚医生在乡村这样的一个共同体里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似乎小说里像亿嫂这样的赤脚医生不只是医病，她还承担比如临终关怀乃至具有某种灵性、神性的角色，你自己怎么看？你的记忆中，赤脚医生和你写的人物有哪些相似吗？你怎么看赤脚医生在乡村共同体里承担的作用？
残雪：我们还是从我的创作角度来谈赤脚医生吧。你感受得很对头，我们时代需要一批我小说中描写的这种“赤脚医生”。他们是大自然的优秀的儿女，自然理想的开拓者和创造者，每个人都具有灵性与神性。当然我说的“神”，不是传统中的神怪，只不过是我所倡导的那种肉体性的精神、通灵的肉体而已。
我寄希望于青年，希望在他们当中产生这样一个共同体，承担起时代的重任。当然这是很难的，做到这一点需要完全独立的人格和百折不挠的韧性。而这是我们的作家在当今最为缺少的。我认为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我长时期的观察得出的结论。
文/沈河西编辑走走西西吕婉婷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