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曾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讲了5条意见的高尚全，谈重要改革历程
9月23日起，“政事儿”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访谈报道，采访文化、法治、经济、改革、反腐等领域重大事件亲历者，追述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今天看起来极其普通的概念，在三十多年前还是一个禁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但城市改革总体仍沿袭计划体制运转，存在着严重弊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文件起草领导小组，时年55岁的高尚全是起草组成员之一。
当时，在修改文件时，一个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是提不提“商品经济”？有人认为不能提，说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提商品经济？如果提商品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了吗？
高尚全认为应当提商品经济，并向中央提出对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这些建议得到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先后批复赞同，并最终写进了全会决定。
高尚全出生于1929年，1985年5月起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后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等职。他曾先后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6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他关于“企业自主权”“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改革建言，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
今年9月10日，高尚全刚过完了九十岁生日。
“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是改革仍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都会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工作，思考改革的问题，撰写改革的著述。”近日，高尚全在接受“政事儿”独家专访时说。
高尚全长期呼吁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并得到中央肯定、批示。他说，“我认为当前这方面的制度可以足够自信，主要领导干部从财产申报升级到财产公开，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谈及即将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议题，高尚全认为，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当其时。
谈新中国70年
“70年经济建设虽有过曲折徘徊，但在党的领导下，成就举世瞩目”
政事儿：1956年，您在《人民日报》发表《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调研报告，从此与改革结缘。您如何评价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成就？
高尚全：1952年我从大学毕业，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亟需大批经济建设人才，我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机械工业局，开始从事经济工作。1956年，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研究室写了《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这篇调研报告，这是我对当时的经济工作思考的结果，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发表，实际上说明改革的愿望在那时就有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国民总产值只有近466亿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7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GDP已经超过90万亿，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28000余元。事实证明，7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有过曲折徘徊，但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建设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提出过程
“小平同志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政事儿：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过程中，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最终为中央所接受。这在当时是怎样的背景？您如何评价此次把理论界讨论商品经济的成果变成全党共识？
高尚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十二大报告提出，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做计划，由市场来调节，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有益的。虽然十二大的提法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只是作为补充，但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到“市场”，第一次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划分，由此撕开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口子，为下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尤其是1984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中心逐步由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中央和国务院针对改革的进程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改革范围进一步扩大，整个改革形势酝酿着一次战略性的突破。
1984年4月27日，中央指定体改委的我和杨启先、顾家麒参加文件起草小组。在修改文件的过程中，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就是在文件中提不提商品经济？有人认为，不能提。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提商品经济呀？如果提商品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了吗？我认为，应当提商品经济。然而，我的观点在起草小组中通不过。我就跟童大林同志商量，我说：“这个问题有争论，我希望以体改研究会的名义开一个研讨会，讨论是不是应当在文件中把商品经济提出来。”童大林同志很赞成。
8月底，我们请了将近20人在西苑旅社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大家的意见很一致，都是赞成的，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9月7日，我把研讨会的意见报上去了，并向中央提出对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
我的主要观点是：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总理批示：“请起草小组参考。”他又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马洪同志组织了几位学者，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必要性的意见。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决定》中写上了“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也就不提了。
10月20日，就在《决定》通过的当天，小平同志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党的文件中写上“商品经济”是不容易的。但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改革成果。
谈“劳动力市场”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我当时鼓足勇气举手发言讲了五条理由”
政事儿：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当时您据理力争将“劳动力市场”写入报告，为什么？
高尚全：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负责《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起草工作。解放以后不提资本了，更不能提资本市场，只能提资金，资金怎么应用，为什么？提资本好像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所以回避资本两个字，更要回避资本市场。1985年，我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联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问题”，主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资本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国家资金怎么转为国家的资本，通过资本运作来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决定》草稿中，只提出“劳动就业市场”，提劳动力市场阻力很大。有的人说不能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只能提劳动就业市场。我说这个不行的，劳动力市场肯定要提，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搞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建立起来。但是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因此《决定》修改稿上仍写着“劳动就业市场”。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温家宝组长作了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有个别政治局委员参加，起草小组组长、下设的分组组长也列席了会议，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也有幸列席了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问题，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是我当时憋不住了，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一定是原稿上的“劳动就业市场”。所以我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一下子一二三四五，讲了五条理由。
一是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过去为什么做茶叶蛋的跟造导弹的收入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市场来评价。每个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它的收入应当有差别，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能够体现出来。
二是，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缺失了劳动力市场，市场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三是，劳动力市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四是，现在劳动就业压力那么大，靠政府来分配劳动力资源效果是不会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五是，确立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以得到市场的尊重，劳动力有自主权了，所以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我又说李光耀对我们中国改革是肯定的，但是有一条他说你们的汽车司机态度欠佳。
为什么呢？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会给仆人服务呢？我讲了五条意见以后，总书记问了你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我说只要中央提出来肯定能接受。会后温家宝找我，他说你把材料给我，我转给总书记。总书记看了以后批示：“复制请常委同志参阅”。常委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劳动力市场就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谈“人权”
“我国人权发展已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
政事儿：1997年，您在参与起草十五大报告时，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您觉得中国目前自由和人权的状况如何？
高尚全：1997年，我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我是负责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我们起草小组可以互相提意见，我看到这部分没有写自由，也没有写人权，我说为什么没有呢？他们回答说没地方了。我说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组大会上我就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当时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宪法》上提出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的赞同。所以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后来把“人权”都写进了《宪法》。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写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前，我国的人权发展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当然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我们尤其要用法治的方式保障人民群众财产权、人格权，这样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才会有更坚实的基础。
政事儿：十八大之前，您曾向中央提出《关于党的十八大的三点建议》，提出党的执政基础在于民心、民生、民意，中央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并作了批示。您为何认为有了“三民”共产党执政基础就牢固？如何保障好“三民”？
高尚全：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高低，而根本的是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的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都说明这个问题；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生问题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
谈反腐
“权力必须被约束和监督，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政事儿：十八大前，您还曾向中央建议将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该建议此前也有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您觉得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高尚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曾经建议，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可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推出，为了减少阻力，在操作上可实行三个“率先”，一是新当选或新任命的官员率先公示；二是新任官员中领导干部率先公示；三是财产中不动产率先公示。十八大以来，这项改革不能说没有进展。比如，与财产申报相配套的如不动产联网登记制度，近年来已经基本部署到位。银行的账户实名制早已完成，过去几年还清理了身份证信息。
目前，副处级以上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已经非常严密，许多公务人员因为申报不实受到了处分。当前的问题是，财产申报制度如何进一步提升到财产公开，主要的困难可能仅在于这方面还不够自信，我认为当前这方面的制度可以足够自信，主要领导干部从财产申报升级到财产公开，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政事儿：在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众多高级别官员被查，多人存在权钱交易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应该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高尚全：反腐中，最深刻的经验教训是，权力必须被约束和监督，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高发的主要原因，一是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二是对权力缺乏监督，缺乏约束。既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没有约束。民间流传这样三句话，“黑头法律文件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领导批示不如领导电话”。必须把规范和约束公权作为重点。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和权利，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中央下定决心推进依法治国，在很大程度上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法治的本质就是限权，在市场经济层面，就是要限制权力对市场的不当干预。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排除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扰，同时又需要政府做好服务工作和保障工作，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因此，以法律的形式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用法律程序、法律规则矫正政府随时可能出现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就显得至为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并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
只有通过真正地落实法治，才能杜绝公权力越位、缺位、错位情况的发生，促进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有将权力真正关进了制度的笼子，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政事儿：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种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高尚全：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和完善改革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并运行多年之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成为一项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命题。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过程中，我在当年4月23日召开的起草小组会议上作了主题为“改革无止境、完善无止境”的发言，其中包括了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的一些意见：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义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是作为对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还是属于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原来的这个表述字面理解应为前提，但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本应是市场经济一个内容。其他疑问还包括宏观调控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还是资源在政府作用下发挥市场的作用？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原有的定义均无法厘清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搞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沦为计划经济的翻版。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确立了“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表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认识的提高，其直接效果，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加速构建成型，并不断成熟完善。
党的十八大后，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影响深远的文件。《决定》历史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谈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
“改革是长期任务，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政事儿：您曾长期呼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请谈谈您的看法。
高尚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全面的改革，每一次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因此，中央需要建立一个统筹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层次的权威性改革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改革的协同协调上发挥了有目共睹的巨大的作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升级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使改革的整体协调机构从一个临时性机构成为更加正式的职能机构，这充分说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不是一个临时任务，而是在后续改革进程中的长期任务。最近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更加充分说明这一转变的必要性。
政事儿：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前改革任务基本已部署完毕。您如何评价此轮改革成效？
高尚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健全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确保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在改革进程中，要不忘改革初心，牢记改革使命。从一些地方上为实现最多跑一次进行的机构改革来看，这些改革牢牢把握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旨在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样的改革做到了民众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真正改到了人民心里。
政事儿：不久前您曾刊文提出，当前改革重点是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必须要有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立法司法体制、行政执法和督查机制以及舆论监督机制。具体来说，该如何有效遏制权力，既防止缺位、又避免错位和越位？
高尚全：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立法司法体制、行政执法和督查机制以及舆论监督机制市场，其核心就是要建立法治，通过法治来遏制权力、规范权力。
2014年10月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若干次会议提出了改革与立法的协调、司法体制改革等多项关于法治的决议，充分说明中央对这一关键问题的重视。
决策层面关于法治的努力，最终要落实到市场、落实到企业上。最终要形成的效果，在宏观层面，就是要实现企业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应该让位于市场。总之，要牢固树立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人，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的理念，树立群众的主体地位，树立“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有了这样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转变职能，百姓就会有更大更多的创新空间。虽然部分审批还有必要，但大量的审批应撤除，让市场去调整，让群众去创业。而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不能有随意性，要成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谈民营经济发展
“发展民营经济，就必须善待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政事儿：您如何评价民营经济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该如何保护民企和民营企业家？
高尚全：关于民营企业的作用，可以用四个离不开来概括：
第一，我们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什么？我觉得离不开基本经济制度，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第二，人民生活的提高，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靠什么？靠基本经济制度，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第三，要创新发展，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也离不开多种所有制经济、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第四，要缓解就业压力，保障就业更离不开多种所有制经济、更离不开民营经济发展。
所以，现在都用了56789，就是民营经济的贡献占了50%，在GDP当中占了60%，在创新上占了70%，在解决就业的总量解决了80%，新增就业占了90%，新增就业怎么解决？就靠民营解决发展。所以这是四个离不开。
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民营经济，就必须善待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因此，必须依法严格保障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人身权、人格权。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还专门提出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落实十九大报告的这些表述内容将为企业家权益的保护、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应当成为政府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
谈十九届中央四中全会议题
“四中全会正当其时”
政事儿：十九届中央四中全会将在10月召开，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您对此有何期待？
高尚全：中国的改革进程在过去40余年里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今天我们仍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巨大挑战，改革本身处于深水区和啃硬骨头的阶段。在当前条件下，要通过改革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既要继承和发展我们在过去40年中行之有效的改革思想和改革方法，又要在解放思想的状态下，根据当前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更新发展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治理结构和我们的改革内容。
过去40年，改革的纲是市场经济，牢牢把握住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摸索、建立、完善这个纲，我们的改革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现在我们已经处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这个新起点上，要把准新阶段的改革的核心，这个新的核心重点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方面的短板比如一刀切问题，在新的转型阶段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亟需加强。四中全会提出这一主题，正当其时。
谈改革寄语
“新时期的改革者就肯定会站在前人肩膀上，有更大作为”
政事儿：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也是九十高龄改革老人了，仍然坚持为中国改革鼓与呼。您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您如何评价自己走过的改革之路，有遗憾吗？对当下的改革还有哪些寄语？
高尚全：不久前，我刚度过我的90岁生日，正式踏入“90后”行列。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是改革仍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都会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工作，思考改革的问题，撰写改革的著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事业在诸多过去的难点方面有所突破。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的改革所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对改革作出了更加细致全面的部署。
改革在这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需要依靠今天的年轻人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只要我们努力做好“踏踏实实做人”，“勤勤奋奋做事”，新时期的改革者就肯定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会有更大作为。改革老兵的经验是宝贵的。从党的建设到国企改革、从市场作用到依法治国，许多改革的议题一脉相承，把握改革开放40年来这些改革议题的脉络对当前改革的推进十分重要，有的放矢，改革就能够事半功倍。
责任编辑：王亚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