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科普教授戴伟：好玩的背后是科学的思维
■人物名片戴伟原名David G. Evans，英国人，牛津大学博士，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来中国任教23年。
烧瓶里的双氧水剧烈翻滚着，白色的烟雾一团团冒出，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外国人站在烟雾中，手举一只“阿拉丁神灯”。直到烟雾散尽，他对着镜头说：“神奇吗？但我不是真的阿拉丁，我是化学家。”
8月的傍晚，晚霞照进北京化工大学的一间实验室，61岁的英籍教授戴伟结束视频拍摄，继续忙碌着整理化学试剂。新学期的第一周，他将去内蒙古的四所中学做科普。
戴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特聘教授，牛津大学博士，已来中国任教23年。九年前，他从无机化学实验室的科研工作中走出来，投入化学科普事业，每年去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八十多所学校演示化学实验。
2018年2月起，“戴博士实验室”发布了185个短视频，单条视频播放量最高超过1500万。做实验、讲段子、录视频、开直播……戴伟成了“网红”教师，他正尝试用最有趣的实验、最流行的平台科普化学，“好玩的背后，是科学的思维。”
“网红”戴博士
凌晨四点，天微微亮，戴伟开始新的一天。他的科普活动日程表已经排到了十一月份，都已预定给了某一所学校或科技馆。没有科普活动的日子，他吃过早饭，出门遛遛狗，再穿过校园一角，走到科普实验室，开始一天的工作，配试剂、清点材料、修改论文。
去年年底，他搬离了堆满科普材料，只留有一条过道、需要侧身才能勉强进入的办公室，学校提供了一间宽敞的科普实验室——四排八个实验台，化学试剂和实验器皿被整齐摆进柜子，学生周明（化名）调侃，“来找戴维，终于有椅子坐了。”
中午去校外餐馆吃饭时，服务员认出他，“戴博士，我是你的视频粉丝”；坐高铁时，邻座的人会掏出手机，找他合影。
戴伟感受到自己成为“网红”是在2018年的暑假，但视频“火”起来要更早一些。2018年3月30日，助手索乐乐上传了视频，是戴伟在一所学校演示“火星四射”实验。身穿白大褂、戴着护目镜的他将一支盛着墨绿色固体的燃烧匙，伸进大烧瓶内，敲碰出清脆的响声，火星如同绽放的烟花，向四周喷溅。视频里传来孩子们的惊呼声。
这个视频播放量超过1500万，评论过万。索乐乐每隔几分钟，就在志愿者群里分享一次，他有点激动，粉丝数、播放量蹭蹭蹭涨。
索乐乐是2011年一次科技节的志愿者，他负责帮助戴伟的展位维持秩序。那一场做的是“大象牙膏”实验，绿色的液体从杯中喷涌而出，一米、两米，直冲天花板，“哇”，彼时25岁的他跟着现场的小朋友一起大喊。
“化学原来这么有意思，”初中毕业后，他再未进入校园，印象里化学课很枯燥，他对科学知识充满向往又心怀遗憾。此后，他成为戴伟科普活动上常驻的志愿者，和周明一起领着小朋友穿戴防护服、护目镜，指导他们操作小实验。
2018年年初，索乐乐回山东老家过年，亲朋好友都在玩短视频。他向戴伟建议，拍一些化学科普小实验的短视频，“肯定很多人看。”他上传了几条视频，每条时长仅十一秒，刚刚够一次小实验最精彩的部分。出乎意料的是，每条更新，都带来上百万的播放量和几百上千条评论。
有网友在评论里说，“中国的孩子们在现实中接触实验的机会太少了。”戴伟想，他在线下每次只能给几十人、几百人演示实验，但通过互联网，实验视频可以供几千万人观看。
他开始尝试将电影、小说元素融入化学实验科普中。在看流浪地球时，他联想到氢气和氧气接触时的爆炸，便拍了一期视频，“最重要的不是做什么化学实验，而是怎么去包装它，我做科普的创新在这里。”
“不是魔法师，是化学家”
“好神奇的魔法，”一位小朋友穿着最小号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衣摆垂下来，遮住了他的鞋子，他仰起头，手指交叉相握，望着白头发、白胡子的戴伟。
戴伟表演完，蹲下身，看着这位小朋友，一字一句说，“我是化学家，化学就是这么神奇，想不想学？”
戴伟对化学的兴趣在11岁读初一时萌芽。厨房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室”，他照着化学书上的简易图，从小苏打加入醋开始，试过了能找到的日用品，“有些加进去能变颜色，变出气泡，很神奇。”
厨房经常被他搞得满地狼藉，父亲把后院小棚装修好，拆除木质的地板，铺上水泥，当他的专属“实验室”。他从图书馆借来化学读物，看到有意思的实验总是手痒想试试，“书上说黄磷活性很高，碰到氧气会燃烧，我只能买到红磷，就找来书，学会制作了黄磷。”
戴伟一阵后怕，“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化学知识，让我认识到这个实验的危险性，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爆炸。”
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期间，他加入无机化学实验室的课题组，真正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方向。
1996年，戴伟辞去了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化学系教学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带着一本红皮英汉词典，来到中国成为访问学者，加入北京化工大学化学研究所段雪教授的实验室。
此前，我国在1991年颁布实施的《高等学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的规定》和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我国教育机构聘请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任教或开展学术交流做出明文规定。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1990年中国高校聘请的聘期一年以上的外国专家和教授仅1547人，到了2016年，外籍教师人数增长到16948人。
戴伟称自己并不是传统的英国人，他喜欢富有变化的生活，“化学反应正是剧烈的变化，来中国也是。”来中国前，他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初中时订阅的《北京周报》的文章，“杂志里说‘中国的农民生活很富裕’。”从1987年第一次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开始，他感受到，“它比较封闭，但发展速度很快。”
他是段雪实验室的第三位成员，实验室只有一间小屋子，摆着一张实验桌，他继续深耕无机化学领域的基础研究，研究催化剂材料。
他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只需要几分钟，每天早上八点多，他去图书馆查查资料，再去实验室做实验、写论文，“每天如果没有学到一些新知识，感觉一天白上班了。”
他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无机化学理论课，教博士生英语。三四十人的班级，大部分学生坐在后排不说话，只有一两个学生和他交流，让他不适应的是，他几乎需要全程讲课，偶尔提问，学生会条件反射站起来，他赶紧摆手，“坐着回答就好。”
晚上，他总去黄亭子酒吧坐一坐，点上一杯扎啤。他形容这家酒吧，“像家一样，一进门，老板夫妻俩、服务员、客人都认识，聊天有说不完的话。”
周明有次见到戴伟，他一个人在实验楼，费力搬起大纸箱，走上走下，来来回回好几趟，周明触动，“一名老教授，搬得很吃力，都亲力亲为。”他上前帮忙抬起纸箱，得到一句感谢和嘱托，“科普的东西，一定轻拿轻放。”
搬来搬去的“化学实验室”
“把紫甘蓝的叶子撕碎，放入一盆清水中揉搓，水变成青蓝色，用杯子装好，试试看，分别加入醋、柠檬、洗涤剂、小苏打……”
2011年的一个周末，戴伟来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沿街是小卖部、小餐厅，电动车、三轮车穿街而过，“滴滴滴”响个不停，扬起灰尘。作为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北京分会的创始人，戴伟申请到1000英镑资金，正式开始给小学生做科普。
戴伟和志愿者在三年级的教室里搭起简易的“化学实验室”，几张桌子拼起来成了实验台，铺上撕开的塑料垃圾袋，搬来的生活用品充当化学试剂的材料和实验器皿，“化学无处不在，”戴伟有他的用意。
戴伟设计了六个酸碱测试的小实验，这是11岁的他尝试的第一批化学实验。“戴老师，水变成绿色了，为什么？”小朋友们喊戴伟看自己的水杯，声音一个赛一个的响亮。戴伟让他们先试一试，“哪些是酸，哪些是碱，加进去颜色一样吗？它们是不是好朋友？”
几周后，戴伟再次来到这所学校，一些学生等在教学楼前，一看到他们，扑上来举着手里的酸碱试纸，“戴老师，看！”上面写满歪歪扭扭、密密麻麻的字，写着他们找到的酸碱物质，测试的颜色。
戴伟还会领着小朋友用瓶子“飞火箭”。在操场上，摆上一排口香糖瓶子，装入不同量的醋，让小朋友们预测哪支“火箭”会飞得更高。每个小朋友手里拿着小苏打，加入一小匙，“火箭”一冲上天。“哇”，操场上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呼声，他们跑来跑去等着“火箭”发射。
戴伟的实验室堆放着一箱箱这样的“宝贝儿”。喝完的空汽水瓶，装液氮的保温壶，“煎蛋”的铁锅，每一样都跟着一串化学实验故事。
化学实验也被冠以可爱的称呼——“阿拉丁神灯”“大象的牙膏”“法老之蛇”，他称之为“科学秀”，“化学实验加了一些幽默故事元素，活跃气氛。”他经常在实验时讲新段子，观察孩子们，如果孩子没笑，那下次会换一个新的段子。
“小朋友最多，惊呼声最大，那一定是戴博士的展位。”周明玩笑道，但这一定是保安最不喜欢的展位，“经常有些小摩擦”。
每次活动，戴伟会提前一个半小时到现场。他也是最晚离开展馆的人，一有孩子提问，他会放下手里的收尾工作，耐心回答。往往到最后，展厅只剩下几盏灯照着他的展位。
戴伟将自己的“科学秀”和其他人的实验表演区分，“一些表演只停留在表面，”他会引导孩子们讨论，“科普的目的有两个，在一些人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他们会成为科学家；另一些人则学会提出问题，搜集证据论证问题。”这是戴伟希望传达的“科学思维”。
为更多人做些什么
2014年的冬天，戴伟参与筹办了一场化学赛事。闭幕式上，一名高二男生在台上眼眶泛红，几度哽咽，他一直喜欢化学，但课堂上少有的几次化学实验，坐在后排的他都看不清，这次终于有机会自己操作三个实验，“原来化学不只是死记元素周期表，死背公式。”
在实验后的讨论中，学生无一例外把“让化学学习更有意思”排在建议的第一位，实际上，他们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做过实验。
老师们提到，新高考政策推行后，化学不再是学生必选的科目，选修化学的学生越来越少。有贫困地区高中的老师说起，自己带的化学班由两个变一个，接着就取消了。戴伟担忧：“高中没有人学习化学，那谁来大学学化学？”
他开始从北京的学校、科技馆，走到全国各地的学校、科技馆，从一个省最好的学校，再走到乡村学校，给中小学生们“上课”。“我没有提高学生成绩和招生的压力，只需要提高他们对化学的兴趣。”
他拖着自己装满实验用品的黑箱子，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教师科普队去到湖北、云南一些贫困地区的中小学。他发现，农村学校都修了新教学楼，但他们最缺化学实验设备，“学生喜欢化学，却没有办法接触化学实验。”
“不能只依赖我们去每个学校演示实验，效率太低。”戴伟说，他开始寻找合适的实验资源包，包括实验器械和配套的实验教材，帮助他们开展长期的实验课。
第一批实验资源包在2019年的暑假送到了部分贫困地区的学生手里。在北京昌平区的一所学校教室中，来自湖北、云南和广西贫困地区的20名高一学生和12名老师一起，完成了第一个“漂亮的化学实验”。
“漂亮的化学实验”总能勾起学生兴趣。正读高三的宋大有曾是参加科技节活动的小朋友，有一次他问起角落里一个笨重的瓶子，戴伟走过去一把拎过来，往水盆里一喷，拿起一枝玫瑰花放上去，一会儿递给他，俯下身对他说，“来，摸摸看，是什么？”宋大有一摸，花瓣碎了，他眼睛一亮，“冰冰的，花瓣被冻成脆脆的，是液氮。”
几年里，宋大有成了戴伟的“铁杆粉丝”，当上了化学科普活动的志愿者“小老师”，也立志报考大学的化学专业。
戴伟会给高中生讲学术杂志《Nature》的例子：“有人问《Nature》主编，杂志里有多少错误？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戴伟看向学生，停了几秒后，语气激动，“主编的回答是，全是错误。实际上，现在的科学家有很多没有弄清楚、没有发现的东西。”
“如果我们白头发的科学家什么都懂，什么都弄明白，你们还学习科学干什么？恰恰相反，你们努力学习，科学世界肯定有你们的位置。”戴伟取下护目镜，理了理白色的头发，声音洪亮。
【70年感言】
“中国越来越重视科普。现在国家提出,科学发展需要创新,也需要科学普及。对我来说,科普既有意思,也符合国家和学校的要求,也是一个新的方向,也许影响力更大。”——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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