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电影人④丨柴小雨：野生的优势在于自由，没学院派的顾虑
柴小雨是地道的北京人，处女作《鱼乐园》是北京的城市故事。大量的废墟和拆迁镜头与电影中男女无法定义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风格。作为一个从没有接受过正统学院教育的年轻人，柴小雨不在乎能不能进入国际电影节系统，他想坚持拍摄给大众看的好电影。
撰稿丨余雅琴徐悦东
“这片子看得我眼晕！”这是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朋友对柴小雨《鱼乐园》的评价。的确，当电影一开场，大量的空镜和手持镜头摇晃着出现，北京的夏天和天坛附近拆迁的尘土扑面而来，我不知道他真的是因为所谓“技术问题”看得晕了，还是被这部电影的故事绕晕了。
《鱼乐园》的男主人公小鱼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渣男”，有着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他一面和大学同学的女友燕燕偷偷恋爱，一面和自己亲叔叔的每任女友保持肉体关系。可是，有时候小鱼又显得有情有义，为了朋友的麻烦事仗义帮忙。
大部分时候，这是一部充满了戏剧色彩的荒诞电影。但是仔细想想，每一个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也许都会在这部电影里看见自己的影子。我们这一代人爱与性的迷茫，表现在电影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也表现在电影里大量被拆迁的废墟之上。
柴小雨
只要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很难不去注意这部电影的外景部分，北京这座城市总是处在拆迁中，一个朋友告诉我，在北京生活的十几年里，不论自己搬去哪里都会遇见拆迁。小鱼就在叔叔的拆迁公司工作，他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坐在废墟里喝汽水，电影里反复出现的老式小区和行色匆匆的路人、宽阔的马路和没有个性的高楼大厦都像小鱼的情感世界，空虚又没有尽头。
有评论说，这部作品的幽默，以及对当下青年的精神状态的展示，使得这部影片在放映过程中屡屡获得观众的鼓掌。其自由、荒诞、恣意的野生姿态，乖张的生命力，对都市“泡沫”化情感的展示，也让一些媒体冠柴小雨以“北京新顽主”的称号。但是，也许《鱼乐园》这部电影不需要承载这么多“大词”，它关于每个人的情感状态，至少那天看完首映的人，很多都笑着看完，沉默着离场。
柴小雨因此被人发现，尽管从来没有接受过科班导演的训练，他一直没有放弃做导演的愿望。在大学里学习设计的他，却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成为了影视工作者。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是在跟剧组，就是在拍广告。这个阶段，他写了一个公路片，但由于预算问题，他把这部公路片的三分之一改成了现在的《鱼乐园》。他叫上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大家分文不取，拍了这部讲“自己”的故事。
接受采访的柴小雨很忙，整个访谈他都在接电话，“一会儿有个拍摄，实在抱歉”。面对面的时候，柴小雨非常温和，没有他电影里透出的锋芒。柴小雨并不像很多年轻导演那样期待进入国际电影节系统，他说自己是挺明白一个人，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今年很多电影因为各种原因没能上映，我也一直追问他相关的问题。毕竟，在柴小雨眼中，他想拍的就是给大众看的电影。电影上映了才能真正面对大众，哪怕会做出妥协。
《鱼乐园》海报。
导演是自己的电影的第一个观众，导演都不觉得好看，别人能觉得好看吗？
新京报：这次去西宁，是《鱼乐园》第一次亮相吧？预想过大家的反应吗？全场鼓掌时，心情如何？
柴小雨：是的，是第一次放映，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观众在现场。片子放映时我没有在现场，只是最后才进去看了一下。听到掌声时非常激动，为团队骄傲和自豪，也为我自己自豪。
新京报：我觉得《鱼乐园》还是蛮符合我心目中的“独立电影”的，成本压得很低，你能介绍下电影的拍摄情况吗？
柴小雨：我们有十个人左右，大家都是朋友，也没有劳务费。我们集中拍摄了不到一个半月。在拍完之后，开始做一些零散的补拍，当然也要看大家的时间。电影就两件事：一个是拍摄，一个是后期。拍完之后再剪，剪完就觉得有问题，然后再去拍。总共拍了两年的时间，算上制作，花了三年。在这两年中，除了集中拍摄的那个月，时间大概都用在后期制作，还有写剧本。后期花了挺长时间，剧本用了不到一年。
本来我之前写了一个公路片的剧本，但那个剧本的成本太高了，我拍不了。《鱼乐园》的剧本是那个剧本的前三分之一。我扩写了那剧本的前三分之一，扩充了主人公的感情线和家庭线，最后就写出了《鱼乐园》。在费用方面，我没有特别完整地算过，有一个朋友给了我20万。那20万花完了之后，我就花自己的钱。我也没计算我自己花了多少钱。
新京报：低成本的情况下，拍摄团队怎么工作呢？
柴小雨：小的团队更需要每一个人都很职业。我们的副导演、摄影师、录音师都非常职业，只有我自己是第一次。但流程和制作过程，都需要非常职业。可想而知，我需要剪辑师，甚至最后混音师，每个部门一个人就能独挡一面的人。
我在影视行业已经10年了，认识的朋友还是有一些的，从中也是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方方面面才找来大家的。我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也不是一两天能够磨合出来的。越是低成本的片子，作为制片的考量越是需要求精。“玩”这个字，一种是不当回事的玩，一种是认真玩。
《鱼乐园》剧组。
新京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决定要拍电影的？
柴小雨：从中学开始学画画，后来读了设计专业。但是，我一直都想拍电影，在中学时就很喜欢看电影；上大学后，也会拍一些短片。我跟我的好朋友都是艺术生，最开始我们一块看电影，后来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慢慢地，大家都想拍电影。当时，我还挺想画画的，本科就选了设计专业，也挺想做设计的，我只不过拍了一些短片。其实，艺术院校的学生都会干点和影视沾边的事情。大三大四时，才开始慢慢地找和拍片相关的事情干，我做的实习都是在电视台里做的。
关于我具体是如何转变到想拍电影的，我真是有点记不清了。我大学里除了拍短片，还写了一些小故事。此外，我还很喜欢拍照。所以，我毕业后去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栏目里做后期。工作的时候，还给霍建起做了《萧红》的纪录片，囊括了前期的拍摄和后期制作，我一直跟着他差不多有一年。我的电影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新京报：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导演，会有焦虑吗？
柴小雨：2009年大学毕业，我后来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进修班。大家都觉得上导演系有点难，导演系出来就马上当导演也有点难，从摄影系出来当个摄影师还是可以的。从摄影系出来之后就去了央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做纪录片。在这份工作之后，我做广告导演，自己弄了一个影视公司接一些项目。我没有焦虑。当然，我还是想去系统地学一下电影。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去国外学。但是，我没有焦虑，我还挺自信的。
新京报：野生导演和学院派导演会有区别吗？
柴小雨：每个人都抓住自己的优势就好。我是野生导演的话，我就抓住我野生的优势——那就是自由，没有学院派的顾虑。若你是学院派的话，你就要抓住学院派的优势。
新京报：作为一个电影新人，在这个行业里生存困难吗？比如资金上的？
柴小雨：目前还没觉得难。我是一个表达欲望还挺强的人，不管是画画，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都喜欢去表达。对我来说，这个事儿不是特别难。现在给年轻导演的机会也挺多的，比如FIRST电影节，比如平遥国际电影节。现在很多公司都愿意找一些新导演拍片。对于《鱼乐园》来说，没有经历找钱的过程。但是，之前的一个剧本，经历了找钱，老板最初是嘴上答应，但事情一直拖着。后来在拍摄《鱼乐园》时，不想再经历这些了。有个朋友很爽快地资助了我。当然，我现在还没有体会到大投资的电影，所以还很难回答。就片子本身来说，没有哪个容易和哪个难的比较。片子好看不好看，这比较重要。
新京报：但是，电影节也有自己的考虑，市场也有自己的考虑，能适应这些吗？因为当你进入这些系统时，可能会把你原本的东西打磨掉。
柴小雨：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我必须去经历的。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而恐惧，目前来看，我和一些公司聊了，都还好。大家都还挺支持创作的，而且观众也挺支持创作者。作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我诚心诚意地拍一个东西，观众也是喜欢看的，就看大家怎么磨合，怎么互相信任吧。
新京报：参加FIRST也让不少国外电影节的选片人认识到你的作品？你觉得他们喜欢这部电影什么？你说自己想拍商业片，所以你并不想进入“三大”电影节那个艺术片系统吗？
柴小雨：是的，有些电影节的审片人要走了片子的链接，我很难说他们喜欢什么，可能比较当下、比较真实吧。我并不想进“三大”电影节的领域，我对“三大”电影节没有那么的渴望。如果再有机会做纯艺术片还是会做的，但下一部还是会着重考虑院线和商业化吧。
《鱼乐园》剧照。
新京报：你之前一直是一边进剧组、拍广告，一边筹措电影，压力大吗？
柴小雨：还好吧。如果以后能继续做电影，也还是会做广告，各有各的乐趣。创作角度不太一样而已。希望在各个领域都能提升吧。
新京报：你对其他青年导演的创作，有没有一些观察？
柴小雨：大家都挺知道自己要拍什么的，这挺好的。确实，我们需要不同的题材，需要不同的表达方式。在电影发展当中，多元化特别重要。
新京报：那你想明白了吗？
柴小雨：我想得也挺明白的。
我想表达生活中的荒诞
新京报：拍《鱼乐园》的时候，你应该觉得上映的可能性不大吧？
柴小雨：我拍的时候，并没这么觉得。我确实不了解什么样子的片子是能上映的。其实，我做了很多考虑，脏字是后期能去掉的，我也没有触碰政治。
新京报：那拆迁题材呢？有些人也会觉得不能拍。
柴小雨：其实，拆迁是可以拍的。最开始本来想在城里面找一个拆迁的地方，但由于政策等原因，城里面挺难拍的，需要先打招呼。当时就觉得可能这样会比较麻烦，我就先在城外找了一圈。我们去了沙河、回龙观，还有大兴等地那边勘景。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郊区拆迁的地方，真就是一片荒地，只有光秃秃的土堆。但是，胡同里面的拆迁工地，旁边胡同经常会有人经过，有的地方楼拆了，树还留着。我们和钉子户的这帮大爷、老奶奶们都打好招呼，我就说我们是学生，而且我是北京人，打起招呼来方便。这些钉子户再跟拆迁办的人打个招呼，我们就可以拍了。其实，从现在来看，争议的点可能在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电影在道德层面上会有一点问题。其实，我以前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鱼乐园》剧照。
新京报：《鱼乐园》会争取上映？
柴小雨：会。现在已经给他们看过了，人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
新京报：如果他们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你会愿意去改吗？很多人拍电影会觉得个人的表达很重要，尤其像这种小成本的电影，所以不愿意为了商业性做妥协。你怎么看这种电影？为什么电影一定要上映？
柴小雨：我愿意改呀。我的想法跟别人不太一样。电影的上映，完全就是为了能让我的剧组哥们多挣点钱。修改意见不影响我的个人表达。虽然《鱼乐园》里面有很多脏字，但我不是在骂社会或骂人，我的心声是给大家展现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修改意见不会影响我的个人表达。如果《鱼乐园》上不了，也挺好的。不管怎样，它给我和整个团队带来了成长。作为我的第一部片子，不上映也没什么问题，如果能上当然更好。如果是我的第二部、第三部电影，那当然就得上映了，因为我要发展嘛。
新京报：最开始做这个片子时，你有什么预期吗？
柴小雨：我最开始的期待是希望能去一些电影节。我一开始没有期待要上映。第一部片子，我更希望得到行内的认可，让行内人士觉得我有能力拍下一部电影。
其实，这种特别个人的、文艺的片子，市场本身不大。我为什么选择拍这样的电影？因为以我的水平和能力，只能拍这样的电影。让我像翟义祥那样去拍一个类型片，对我来说还挺难的。
新京报：你有没有受到哪些作品的影响？
柴小雨：当然有。首先，我挺喜欢看一些与小混混有关的片。《水牛城66》，还有《你妈妈也一样》，都是我的参考片。我也喜欢戈达尔那种纯粹的拍摄手法。
《水牛城66》剧照。
新京报：你算是一个影迷吗？现在很多导演实际上是因为狂热地喜欢电影，才决定自己去拍电影的。
柴小雨：我就是通过喜欢看电影，才想着去拍电影的。除了进修班的那一年，我没有系统学过电影。什么类型的电影我都能接受。不过，现在看电影和以前好像不太一样，现在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在看电影，会开始看一些别人电影里的表达了。我忘记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除了科幻片和大片看的不多，基本上什么类型的电影我都看。
新京报：在FIRST上面看到很多迷影电影，很多人都在致敬或模仿一些大师，但在你的电影中好像更加有野生的感觉。怎么看待这种热衷于致敬的现象？
柴小雨：这就是个人喜好吧，就是每个人的个人表达。我也没有说我一定不去那样表达，我可能以后也会有那样的片子。目前来说，我还是挺想拍大家都能看的电影。比起小成本的艺术片，我更想做商业电影。
新京报：有没有你觉得做的不错的一些中国商业片？
柴小雨：昨天看的《送我上青云》就挺不错的。其实，很多导演拍一部电影时，自己也不一定知道结果。也许，文牧野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不是药神》会那么好吧。有时候，表达什么东西不是导演决定的。我可能会做一点偏类型化的片子。不过，肯定不会是武打类型的电影。我还是会偏文艺一点。以后的事情，我还不确定。
新京报：你有什么比较偏好的题材？
柴小雨：现在没想好，有几个题材都在考虑。比如感情类的。我现在就很难具体说清楚。但是，下一部电影应该还是会在北京拍。
新京报：《鱼乐园》这次获得的肯定，会让你对下部作品更有期待吧？
柴小雨：我对下一部电影肯定有更好的期待，我是挺自信的一个人，整个团队对于电影的理解也不差。我们只要坚信自己的理解，并可以有更好的执行力，我相信下一部一定会很好。
新京报：你有什么个人表达上的偏好吗？
柴小雨：《鱼乐园》就是表现我想表达的东西——生活中的一些荒诞。我之后可能还是会这样表达，会更黑色幽默一点。《鱼乐园》其实并没表现得特别好，还是不够有力量。这力量不是指骂人的力量，而是故事里设置的反转，包括人物的真实性。我以后还会把这些做得更好。
新京报：在《鱼乐园》里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影子。你是一直会想表达这种熟悉的东西，还是会像很多导演一样，渐渐地跳脱出自己熟悉的生活？
柴小雨：我从这个片子里学习到，熟悉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即使去拍一个我不那么熟悉的题材，还是要花很长一段时间熟悉它。我会去碰一些不太熟悉但感兴趣的东西，不过，我要花时间把那些东西变得熟悉。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几年华语电影的变化和发展？因为这些年，电影市场经历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每一年票房几乎都在刷新。但今年大家在唱衰这个行业。你现在进入电影行业，会担心吗？
柴小雨：目前来说，这和我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作为一个导演，就是努力拍好片子，拍想拍的题材，想表达的东西，让观众接受和喜欢就好了。市场好不好、观众愿不愿意来买票，导演顾不过来这些。我也知道，可能有一些导演会在创作的时候，比较容易陷入到观众、市场里去。如果像他们那么想，可能拍不好电影。对于怎么拍得好看，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现在大家都在说喜剧类的票房高，但其实有很多题材票房都可以很高，比如《我不是药神》，它就不算严格的喜剧。只要电影抓住了观众，就可以成功。
新京报：你刚才说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想追求电影好看，另一方面又觉得导演好像完全没办法以观众的角度来拍。
柴小雨：导演是自己的电影的第一个观众。导演都不觉得好看，别人能觉得好看吗？
新京报：有一些艺术电影的导演，他们拍得很晦涩，或者说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就不是给大众看的电影。你的电影是给大众看的吗？
柴小雨：我的电影是给大众看的。我不是那种特别极致地追求自我的人。有一些人可能会极致地追求自我，想走影展或艺术展的路，这也挺好的。有很多人也喜欢这种艺术表达的片子。在这个圈子里，有人表达得好，也有人表达得不好。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把表达艺术化。我不会刻意追求这种自我表达，就是把感动我的东西拍下来。
《鱼乐园》剧照。
城市化所带来的不安稳状态，与当代都市青年情感的缺失和无力有关
新京报：你说到感动这个词，在我们看来，《鱼乐园》拍的是一个比较碎片化的都市青年状态，甚至是有点上不了台面的故事，你觉得它感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柴小雨：它感动我的地方其实有很多。比如小鱼这个人物。小鱼是一个特聪明的人，也是一个特别仗义的人。有时候，人物就是需要一些反差，才变得有魅力。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这样的反差，但这些反差感动了我。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就像小鱼这样的人。我们会遇到很多“渣男”，但你会对有的“渣男”没什么兴趣，而对另一些“渣男”很有好感。这种东西只能在生活里体会。
新京报：有的女性观众看了这个人物之后，会觉得他挺讨厌的。
柴小雨：对。真正喜欢这个片子的是一批女性观众，真正不喜欢这个片子的人又是一批女性观众。那天光线传媒的李小平看完就跟我说，女性观众应该会喜欢。
《鱼乐园》剧照。
新京报：你觉得这片子里反映那种感情的状态普遍吗？
柴小雨：有一些部分是普遍的，有一些是男主人公的个性。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新京报：看这片子还是让人对于感情有一种无力感，好像在当下我们对感情的理解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不知道你拍这片子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呢？
柴小雨：其实，这就是一种情感的历史感。小鱼是一个情感特别被动的人。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周围的人会不会有人长期约炮。如果跟这些人聊天，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缺爱。他们的感情，虽然可以很快地建立起来，但也会很快地消亡。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结婚这事在他们身上是不现实的。可能突然有一天想要一个孩子，但他却不想结婚。你说这事，是普遍，还是不普遍？在咱们身边是存在的。而且，小鱼其实是很被动的状态，他迷失在这种情欲里。我身边的朋友就有那种人，“谁都行，跟谁发生关系都一样”，只要是个人就行，他们对于情感没有什么追求了。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呢？
柴小雨：不知道。我把这些境况和拆迁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情况和文化的丧失、信仰的丧失是有关系的。我们丢失了好多特别根本的文化修养。像情欲这种东西，是很原始的。有了文化之后，我们才把这样的原始的东西变得不一样。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现在的文化不断地被消灭，损失的是我们精神上的信仰。因此，我把它和拆迁联系在一起，也是有这些方面的思考。电影里的好多东西，观众看得出来或者看不出来，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重要。有时候，电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东西，不一定要说出来。但这些东西在那里，它就能不一样。
《鱼乐园》剧照。
新京报：你刚才讲的人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结构性的东西所造成的。为什么我们觉得小鱼或者其他的角色会似曾相识，因为这甚至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状况，它势必还是跟大的社会是有关系的。
柴小雨：对。包括这种“快文化”。我觉得，电影里的社会表达还是挺重要的。
新京报：《鱼乐园》不是一个单纯的男女故事的电影，你用大量的空镜头去表现北京的城市风貌，可能还是指涉社会背景的因素。这部分是你有意为之的吗？
柴小雨：这个片子，首先不是在讲三角恋。三角恋是这片子里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主要还是讲男青年在城市里的关系。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待城市化？你自己就是北京人，在你成长的三十多年，北京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在大城市长大的导演和作者和从小地方生长出来的作者，所关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柴小雨：城市化当然会带来很多生活的便利。但是，在城市里的这些人，只是希望能生活得更好。从一个北京人的视角出发，很多东西拆了特别可惜。不是说我对这些东西有情感，而是城市需要一种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不是单纯的只在某个区域。有些人说，我们把后海的死胡同保留下来了，好像保留了这些就把老北京保留下来了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城市的特殊性太重要了。我们去别的城市拍片子，觉得到处全都差不多。这特别可惜，城市没有特殊性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必要这样，北京也有好多地方的写字楼都是空的，把原来的房子拆了再建写字楼真的有必要吗？
新京报：你刚才说你在《鱼乐园》里想表达的就是青年和都市的关系，以及都市青年的状态，你具体是怎么考虑的？而且你电影里的设置里面，那一对男女是从外地到北京的。你们有更深的考虑吗，还是纯粹觉得这样从剧情上来看更合理？
柴小雨：这其实就是北京这个城市给我带来的感觉。我对北京的记忆，从完整变成了虚幻。这是这个城市带给我的变化。我现在依然能记起很多东西，甚至包括胡同里石头的位置、柱子的位置。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记不住它们的位置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岁数大了。这些立交桥、CBD，我就根本记不住。我好像变成了北京的局外人，感觉自己不像是一个北京人。
我去北京很多地方，觉得我仿佛到了别的城市。这给我带来了很多冲击，比如大量的外来人口来到这个城市，大家的关系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我和之前的同学都是当地人，慢慢地，很多同学是外地人了。这些变化给我带来不安稳的状态。这和我身边朋友的情感缺失和情感的无力是有关系的。我最开始想拍这个片子，就是想表达这种感受。而且，我用了大量的手持镜头，用特写拍了一些空镜头，其实都是想表达这种虚幻的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消逝。
新京报：电影一开始就是很多北京街头的空镜，让觉得这个电影有种“现在时”。
柴小雨：对。而且，这些空镜我用了快速的剪辑，因为开车穿行这城市而过是特别快的，所有东西都特别快。我们记不住它，我们都完全忘了它。在开车的时候，咱们都得用导航系统。我去一个熟悉的地方也得用导航。我感觉好像转过这桥，我就不知道转去哪了，但我好歹也是北京人啊。这几年的变化给我的感受特别大，甚至有时因为这种感受，都不愿意出门了。我是一个挺希望安稳的人，这种不安稳的感觉，给我带来的冲击很大。
作者丨余雅琴徐悦东
编辑丨何安安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