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地铁“咸猪手”该入刑就入刑
该案的可资借鉴和推广之处，不在“入刑”本身，而在“该入刑则入刑”的实事求是办案态度。
▲资料图。
上海检察机关日前通报，8月26日，上海市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强制猥亵罪，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批准逮捕，该案系上海市首例“咸猪手”入刑的案件。通报称，经过近几年的司法探索，在车厢里伸出“咸猪手”，这类以往只作行政处罚的案件，如今都有可能作为刑事犯罪入刑。在网上，很多网友表示：干得漂亮，请全国推广。
就该案来说，据了解，当事人王某某的劣迹发生在7月1日18时许。他在上海市轨道交通八号线列车车厢内，紧贴坐在被害人左侧，左手搭在自己右臂并触摸两名被害女子胸部等部位，其中一名被害人系未成年人。
长期以来，发生在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场所的“咸猪手”行为，让不少女性深受其害，但因地铁公交上人员密度大、发生肢体接触经常在所难免，很多受害者也难维权。而为了惩治地铁公交性骚扰现象，社会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管理成本。像北京地铁八通线上的“猎狼行动”，就是有的放矢。
让人头疼的是，色狼好抓也“好放”。由于这类案件以往只作行政处罚，较低的违法成本也导致行为人经常反复多次作案。
正因如此，上海首例“咸猪手”入刑案件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得到了舆论各界的支持。不少人表示，上海首例“咸猪手”入刑案件为此类行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应推行开来。
“推广”诉求可以理解，只是在推广之时，显然也得看相关行为是不是在刑法追责的“射程”之内，在有关罪名的适用范围之中。
就本案情节看，我认为，此次司法机关追究王某某涉嫌实施猥亵犯罪的刑事责任，完全有法可依。
对猥亵行为如何处罚，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均有明确规定，具体而言，二者不仅有“量”上的不同，在“质”上也有差异。
“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上，如猥亵的对象、方式、场合及对社会风化的冒犯程度等。“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行为手段上，《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是一般的“猥亵”他人，《刑法》规定的则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
据此分析，用刑事手段惩治地铁“咸猪手”的适用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猥亵行为须有强制性，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二是猥亵行为要达到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
就前者来说，此案的一名被害人系未成年人，猥亵行为可直接推定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不知反抗。从社会危害程度来说，王某某多次猥亵多人，包括年幼的未成年人，这种猥亵行为可谓胆大妄为，具有公然性，也造成了比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也就是说，猥亵对象系少女或幼女，让追究刑责更“顺理成章”——地铁上强制猥亵未成年人属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是司法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因而，该案的处理对妇女及未成年人保护而言，都不乏意义。
该案对类似案件处理的参考价值也在于，该追究刑责时不必含糊，对有些猥亵行为，已涉罪的不必“降格处理”。现实中，有些地方对“色狼”的打击仍有些保守，将很多严重猥亵举动当一般猥亵行为来处理，这还应着力避免。
但也应看到，对发生在公共交通领域的咸猪手现象是否该入刑，也不宜扩大化——“咸猪手”当治，但到底是该接受治安处罚还是入刑，也不能一概而论，而应由司法部门综合各方面情节综合考虑。也就是说，要提高屡教不改的“咸猪手”案作案人的违法成本，切实保障妇女权益，但在定性时，也要严格框定在实事求是的范畴内，实现对咸猪手的精准打击。
要而言之，该案的可资借鉴和推广之处，不在“入刑”本身，而在“该入刑则入刑”的实事求是办案态度，这样才能不枉不纵，轻重合宜。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编辑陈静校对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