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70年：深圳从“边陲农业县”到“先行示范区”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深圳仅仅走过40余年的历程，但已然展示出城市与产业迭代演进，实现有机融合的路线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建设成就世界瞩目。仅以城市数量为例，1949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32个。2018年末，城市数量达到672个。
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更是创造了多个世界奇迹。而这其中，首先涌入人们脑海的，恐怕就是最近刚被中央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8月26日，这座特区城市，也将迎来它的第39个生日。
一座城市如何演变和运转，无不蕴含和传达着这座城市的共性和个性信息。产业支撑城市殷实而强盛，城市反馈产业文明而润泽，两者相得益彰。城市化与工业化，在近代文明社会本是两条相交相绕的演进路线，其逻辑结果则是产城融合。
以深圳为例，它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仅仅走过近40年的历程，但已然展示出城市与产业迭代演进，实现有机融合的路线图。
起点并非“小渔村”
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有土著居民繁衍生息在深圳土地上。而深圳的辖制史最早可上溯至公元331年东晋时期宝安县的建立，迄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
1980年深圳建立特区前，是宝安县政府所在地。因此说“边陲农业县”，而不是常说的“小渔村”，也许更符合实际。
当年深圳建市、成立特区前，只有落后的农渔业和少量农副产品加工、农机修理之类的工业基础，且低于广东和内地平均水平，与毗邻的香港更不能同日而语，以致成为原住民非法“逃港”、货品走私、“过境耕作”的重地。而其发展反差之大，也与长期地处边防，限制大规模建设有关，后来反而成为最早与港资合办“出口工业区”的初衷之一。
深圳的“产业情怀”
当年的深圳工业，开始主要以外向型、工贸结合起家，“三来一补”和后来“一般加工贸易”一时成为主流。它们作为深圳初、中期阶段的工业，在产品创汇与积累，以及技术与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的王石、任正非等企业家，都是先借助贸易，再工贸结合，最后走上实业之路的。
从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深圳制造”大体都以引进、模仿为主。此阶段后期，深圳从上到下做大产业项目和自主创新的意识开始增强。
深圳历史上曾有“造车梦”之说：那年，深圳曾小试牛刀，所谓全塑壳体的“中华第一车”方案刚刚淡出视野，就开始与其他城市竞争，想让国家计划中最后一条轿车生产线落地深圳，但自己内部争议尚未结束，名额和机会已花落他家。
而若干年后，比亚迪、五洲龙等新能源整车制造企业在深圳崛起，航盛等一批汽车电子等汽车配套产业迅速发展，可以说“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多少圆了往日旧梦。
还有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出自产业升级的良好愿望，动员部分“三来一补”企业搬离，而新产业却未能及时接替入驻。幸而此举被及时扭转，出现厂房空置、产业“中空”的后果并不严重，及至后几年“腾笼换鸟”，才算躬逢其时。
正是这样那样的“学费”，使深圳产业选择变得自觉，规划的收放开始理性。例如，近十年来，深圳从环境保护和合理布局考虑，两度“放弃”东部大鹏湾炼油厂和“精细化工产业园”规划，直至变更为“生物科技谷”为止。
又如，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电子通信设备产业、以腾讯为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产业以及大疆等为代表的其他先进制造业，大抵都以“后发制人”之势，形成国际产业制高点。
这些先进企业发展，首先取决于市场竞争需求和企业的创新冲动，也与深圳理性的政策选择不无关系。至于2000年左右，将传统“荔枝节”改造为闻名遐迩的“高交会”，率先在欧美发达国家设立“招商联络处”等举措，也无不源于深圳从上到下那股浓烈的产业创新情怀。
可以说，深圳经过近40年的积累和升华，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活力、有弹性、可迭代的产业生态体系，而其灵魂、核心在于创新驱动。这个体系相对“轻灵”，而减轻了产业调整和转型的成本，同时又为新经济、新业态腾挪出发轫和壮大的空间。
经济格局变迁
2009年，我曾发表一篇《深圳经济格局正发生重要变迁》的文章。文中分析说，“刚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又近逢特区建立30周年的深圳，经济发展格局已经或正在发生明显的和潜在的变化。其端倪之间，趋势毕现”。
它们包括：“一、深圳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半，超过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总和，‘后工业化社会’初见端倪。二、在深圳经济增长格局中，外源、外需支撑因素出现趋势性弱化，工业出口所占权重不断降低，且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三、深圳产业向内地与周边地区扩散、迁移加速。四、深圳已进入资本输出与产品输出并举，资本输出渐为主导的时期。五、深圳人口、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紧约束’局面日益凸显。六、深圳经济明显减速，与内地城市原先存在的一般领先差距已经缩小乃至消失，新的行业优势有待形成。七、一批深圳本土企业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以优秀业绩与品牌形象，成为深圳的‘城市名片’。八、政府投资向基础设施和公益民生领域大力倾斜，向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共资源日益增多，公共服务型财政和相应的政府架构初见雏形。九、深港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深莞惠’城市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经济协作与融合进入新阶段。”
纵观当下，当年描述的现象趋势仍然存在，仅局部变化不一，或随时代背景变迁有了更多延伸。
微观产城融合现象，则可看到“楼宇经济”效应凸显，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载体，乃至本身就是产业“孵化器”；一座不太起眼的楼宇“藏龙卧虎”，可能是跨国公司的总部，又可能是研发、“绿色”生产、现代服务与消费的“综合体”。
变化还体现在，在城市“旧改”中，产业更多并非“驱离”而是转型，不少厂房改造为“创意、创客、创业”空间；“城中村”不再是大拆大建，主要通过整治改造而宜居宜业；规划设计不再各行其是，而是通过“站城合一”、“园城合一”、文教资源“整体嵌入”，以及“人车分流”“空中连廊”等局部工程，使产城融合效应得以实现和放大。
深圳“再出发”
深圳在新时代已被赋予更多使命和期许，其将“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大湾区建设、中美贸易摩擦及香港稳定等因素，无不关乎深圳未来。而深圳应对挑战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改革创新，并具体落实于未来“后工业化”和“新城市化”结合的路径上。
令人欣慰的是，作为“产、城”继续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深圳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化为目的的自主创新模式和创新生态已经走向成熟。随着国家级、国际化高端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基础科学研究团队，以及新建高校等创新载体的加速聚集，随着深圳湾生态科技产业园、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等区域创新平台的相继规划建设，加上更多城市“绿色”发展和人才安居措施的推出，深圳的产城融合式发展又将展现新的亮点。
深圳发展已举世瞩目，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其新一轮“再出发”更令国人期许。
李晓帆（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