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局]深圳1979
1979年，深圳蛇口南头半岛传来一声爆响。
中国境内首个允许外资投资的地方——蛇口工业区，破土而出。从此，山河岁月震动改变。
这一改变在40年后尤有余响。
它在8月18日中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文件中，提示着有关深圳、有关中国的莫大奥秘。
1979年蛇口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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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萧冬连在《国史（第十卷）》一书中记录了一段往事。
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几乎处于封闭之中，然而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
“文革”结束后，中国官员走出国门看世界，无不为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落后感到震动。
1978年，时任副总理谷牧访问西欧
决策层达成了共识：
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于是引进技术和项目的动作轰轰烈烈展开。
然而资金状况不遂人愿。引进项目需要国内投资1300亿元人民币，而上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有874亿元。
即便加上当年15.5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仍是不够。
经过探索，决策层意识到，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或是解决前述问题的良方，因为可以突破国内偿还能力和资金配套能力不足的限制。
1979年邓小平参观美国工厂
办法有了，落在何处去实施呢？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它在南海边，名叫深圳。
深圳有何独特之处？海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深圳远离政治中心，计划体制基础相对薄弱，尤其国有经济比重几乎为零，向外资开放时遭受的阻力将会较小，有望为发挥试验田功能创造有利条件。
1979年，时年38岁的泰籍华人谢国民，在深圳投资1500万美元，建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1979年以后，海外华商及港商率先来深投资。
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与港商合影留念
同年3月，老牌政商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文章颇具前瞻性：
“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意识。其障碍之一，就是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范缺乏经验。
一个方法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照搬，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它称之为‘三来一补’。”
“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力。
“三来一补”项目名目繁多：电子表厂、雨伞伞骨厂、玩具厂、采石场、纸盒包装、饮料、捕虾船队、养鸡场、养鸭场不一而足。
深圳靠此模式获利颇丰。
到1985年底，深圳“三来一补”企业共有1075家，与外商签订协议多达4696宗，协议投资金额为33.5亿美元，占到全国直接利用外资额的1/6。
与此同时，深圳工业总产值也由1979年的6061万元攀升至1986年初的24.12亿元。
到了1987年，深圳的出口贸易额位列全国第三，到1992年跃居全国第一。
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做得如火如荼之际，探索内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事物也在方圆2.14公里的蛇口工业区内悄然酝酿。
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招工，郑艳萍等几百名年轻姑娘分别从韶关、汕头等地来到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凯达玩具厂女工
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率先推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等，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曾经贫穷的边陲渔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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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纵使甜头再醉人，终有边际效应减弱那一天。
80年代中后期，深圳经济显出疲态。此时“三来一补”企业仍旧不断涌入，但扎堆聚集的都是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夕阳产业。
“三来一补”发展至顶峰时，甚至占到深圳工业产值的80%以上。发展模式如此单一，后继乏力自然在所难免。
1986年，深圳GDP增速掉头向下，从上年的67%猛跌至惨淡的7%。
为遏制增速下滑，1987年，深圳市政府制定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
退伍军人任正非在1987年靠集资来的2.1万元在深圳创办了华为公司。
台湾商人郭台铭则于1988年在深圳开设了富士康首家大陆工厂。
此后，富士康先后斩获思科、戴尔、苹果和惠普的订单，营收大幅增长之余，在2005年成为了世界最大代工厂。
那些年，“富士康”就等于产值、就业、GDP，是各地争相邀请建厂的香饽饽。不过这一切，在2010年员工“十三连跳”后戛然而止。
也是在2010年，华为在遭遇连串打击后陷入低谷，却被逼绝地反击走上技术逆袭之路。
华为经历了什么？2010年4月，印度宣布禁止进口华为的产品，欧盟也对华为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
任正非原本想卖掉终端公司，但买家最终的报价只有预期的3/4。一气之下，任正非不卖了。
不但不卖了，任还在同年12月宣布，要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华为三大业务之一，扬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直到成为世界第一。
就连郭台铭都对华为的技术研发赞许有加。“我觉得这个公司很伟大。为什么？它有远见，专利越多，竞争力就越强。”
幸运的是，深圳不只有一个华为。大疆、中兴、腾讯、迈瑞医疗、长城计算机……有趣的是，这些企业多位于同一街道——南山区粤海街道。
这一街道在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宣布制裁多家中国科技企业时，被称为“中国最强街道”。
粤海街道与科技企业的缘分，始于辖区内11.5平方公里的高新区。该区1996年设立，1997年区内企业华为营收达到41亿，此后越来越多科创企业聚集于此。
“中国最强街道”粤海街道夜景
3
回望过去，深圳一路披荆斩棘，最不缺的就是故事。时至今日，故事又有了新篇。
2019年8月18日，国务院发布文件称，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事实上，早在39年前深圳便已成为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如今加上“示范”二字，个中深意何在？
答案还要从珠江口东岸、方圆14.92平方公里的前海说起。
2010年8月26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立，对标“曼哈顿”，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经济。
前海俯瞰
2015年4月，前海蛇口自贸区建立，要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深港金融市场互融互通、投融资便利化”等方面先行先试。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前海的设立是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把人民币推出国际。”
经济学家张五常
此言或有夸大之嫌。但前海在设立之初，确将金融视为核心产业。
做此安排，原因何在？
前海管理局首任局长郑宏杰说，前海可以借助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地位和力量，探索打通人民币的离岸在岸业务。另外，深圳的产业转型也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
此后，在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开通。
两地投资者可以通过券商买卖规定范围内对方交易所的上市股票。开通两周年时，深港通累计交易额已达到4.15万亿元。
故事还没完。今年8月，决策层对深圳的金融功能又做了扩展。
“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
8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如是写道。
有人说，此举意味着深圳要取代香港，成为大湾区新的金融中心。言外之意——深、港二城免不了舍此即彼、交相代替。
事实的确如此吗？
前述文件清晰说到，对深圳的要求，不过是“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并未有对标金融中心发展的筹划。
从上述安排足以见得，深圳的金融发展，截至目前，仍旧基于深港联动思维在布局谋篇。
饶是如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却不容深圳在金融发展奋发图强的路上步履悠闲。
由于一些原因，香港营商信心在今年二季度跌至3年半以来最低。评级机构惠誉称，社会不安和市民愈益不信任政府，长远会打击商业信心。
美国商会也说，国际企业担心暴力升级和政治僵局持续，令香港成为愈来愈危险的地方。
这些话什么意思？无非是：外资在缺乏安全通道时，不乏撤离香港的打算。
若诚然如此，会导致什么后果？
众所周知，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70.27%。
换句话说，从香港流进内地的资金，在实际利用外资中比重超过七成。
在此背景下，深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先试，真像是加了一重双保险。必要，太必要了。
不过，加“双保险”就是先行示范区的全部意义了吗？当然不是。
前海自贸区从设立之初，就对标曼哈顿，意在发展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经济，因此金融只是其中一方面，吸引企业到此营商才是更重要的目的。
为此，前海管理局去年启动了“企业归巢三年行动计划”，打算用3年时间集中吸引一大批企业回归前海、扎根经营。
哪里的企业最可能率先被吸引呢？自然是近水楼台的香港。
为打消港商疑虑，前海宣布适用香港法律，同时选任港籍专业人士在商业纠纷诉讼中担任调解员。这在全国范围内是首次。
2016年10月28日，前海法院审理一宗涉港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约定适用香港法并佐以港籍调解员调解，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该案对增强香港乃至全球资本投资前海及内地的信心而言，具有深远意义。
截至目前，前海累计注册企业已达到17.49万家，引进世界500强企业356家。
腾讯、卓越、招商、阿里巴巴、顺丰等企业已不约而同落户于此。瑞士银行、东亚联丰、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证券等60多家金融机构也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先行示范区的规划中还有对产业的长远计划：
加快深港科技创新、文化艺术活动、数字创意产业以及医疗业等合作，大力发展建设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制造业中心等等。
新兴产业的铺展，往往意味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和人才的涌入。
人才政策方面，先行示范区文件的两条举措十分抓人眼球：
一是推进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
二是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与人才住房制度。
先安居再乐业，的确是吸引人才的好办法。人才配合资金、技术及先进制度安排，必将为深圳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最后，说一桩陈年旧事。改革开放前，深圳流传着一首民谣：深圳有三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
40年过去，曾经十室九空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人口超1300万的一线城市，人均GDP有望在2019年达到20万人民币。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预言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这一切都发生在1979年蛇口巨响之后。此后的一切，如此出人意料，却又水到渠成。
文/云中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