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同为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但史景迁更愿强调与司马迁的不同
在汉语中，“景迁”有“景仰司马迁”的意思。但这个汉语名字的含义对史景迁本人很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一方面他很谦虚地说，自己不可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另外一方面，出于两个原因，事实上他其实也不太赞同司马迁式的历史书写方式。
报道整理|杨司奇
史景迁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史研究，尤其是晚明入清以来的中国历史。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康熙到不堪生活重压的普通农妇王氏，从处于历史夹缝中茫然四顾的曹寅到经历改朝换代后看尽世间浮华与苍凉的张岱，从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踌躇满志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阴差阳错去往法国灵魂备受煎熬的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史景迁写出了一个又一个迥异而复杂的故事，透过僵化的史料和抽象的概念，重新捕捉到了那些逝去的时空和众多人物的心灵世界。
不同于历史研究中常见的宏大叙事，对故事讲述的着迷使史景迁天然地带有一种倾向，把对个人的关注置于对社会的关注之前。当然，史景迁也说要在社会中观察个人，但他强调要在观察社会之前就去观察个人，并通过个人来理解所在的那个社会，因此史景迁的作品常常带有一种历史研究中难得的动人笔触。不过，要想召唤出那些为人遗忘的个体生命与生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同为“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和司马迁的书写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随着今年《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的出版，理想国的“史景迁作品”系列12本著作也终于出版完毕，这项耗时十几年的翻译项目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为丰富、更为具体的史景迁。
8月15日晚，正值上海书展期间，理想国在光的空间新华书店举办了一场以“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和他眼里的中国”为主题的对谈活动，“史景迁作品”系列的主编郑培凯、鄢秀和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姚大力来到现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主持，与读者分享了他们眼里的史景迁。史景迁的学生郑培凯讲到了他对史景迁其人其书的种种记忆，香港城市大学翻译语言文学系教授鄢秀从翻译角度谈了她对史景迁作品的理解，学者姚大力则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身份从文本上谈了谈史景迁的历史观与历史写作，他说，他想在“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前面加上两个字——“坚持”。
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共12册）
每个人都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或者学术的道路
唐小兵：今天郑老师可以多谈一点，他是史景迁的开山大弟子。史景迁教授在整个北美，尤其在美国的汉学界独树一帜。他的著作影响力非常广泛，在欧洲、亚洲的很多国家都有不同译本出现。除了专业学者之外，他的书公众读者也非常广泛，因为他的著作特别强调叙事，能够进入中国明清时代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郑培凯：刚才唐老师提到我是史景迁收的第一个博士生，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史景迁的老师是芮玛丽（Mary Wright），芮沃寿（Arthur Wright）的太太，他们夫妻曾经是耶鲁大学最主要的中国史教授，芮玛丽最有名的书是《同治中兴》。史景迁是芮玛丽的大弟子。1970年芮玛丽过世，她的很多学生，包括韩书瑞（Susan Naquin）、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等一大批研究明清以来近代中国的学者，本来是史景迁的师弟师妹，是他当年帮他们完成了博士学位。我是他第一个自己收的博士生，是这个意思。我们本来跟他是同辈，可是后来所有这些比我早一点的同学，都觉得史景迁实在是了不起，在指导他们发展自己的学术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美）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史景迁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跟他求学印象最深的是：我从台湾到美国读书，发现这个老师教学的方法跟台湾那套完全不一样，小学、中学、大学，好像老师什么都知道。但史景迁跟我讲：“我知道的东西很少，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你的中文底子比我好，这个我不能帮你。我的英文是很好的，我可以帮助你理清思路，这个没问题”。我第一次听到老师说他知道得很少，他其实是有意的，他觉得每个人都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或者学术的道路。
可能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博士生，他对我相当好。耶鲁六年，他给我申请了六年的奖学金。尤其是最后的1976、1978年，他给我找了奖学金让我来大陆旅行，在当时这是很少有的，因为当时来中国到处走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那两年我见过很多老一辈的明清史专家，回去以后，我把经历告诉美国的一些老师、同事，那时候第一次有人把明清史的资料带回美国，而这背后支持的其实是史景迁，不然我哪里有经费旅行。所以，他对学生真的非常好。
他写这些书的过程，我大体上都知道。不过最先写的那本《曹寅与康熙》是他的博士论文，那段经历我不知道，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当年芮玛丽叫他跟房兆楹读书。芮玛丽原来研究欧洲思想史，后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儒家，她觉得虽然自己在中国大陆待过很长时间，但是体会不够，所以当时叫史景迁跟房兆楹、杜联喆读书。“史景迁”这个名字就是房兆楹给他取的。史景迁一生非常尊重房兆楹这位老学者。房兆楹当年在国会图书馆帮着编《清代名人列传》，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帮助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编《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这种老学者的学问底子非常深厚。在这个意义上讲，史景迁的中国国学功底其实是房兆楹教的。
另外，因为房兆楹在国民政府时期在史学界很有影响，所以史景迁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房兆楹让他去台湾故宫博物院看档案。6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故宫档案就算台湾学者也要特别安排才能看到。所以史景迁是最早进入故宫查档案的西方学者。他利用这些档案来写康熙，所以对康熙情有独钟，后来写的东西都跟康熙有关，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
他写东西好像进到了历史里面，进入到了角色里
郑培凯：可以看到，他后来涉猎非常广，可是他最基础的东西却是从档案出发，很扎实。史景迁的史学写作在叙事上特别高明，他写任何东西，都好像在头脑中进入这个角色，从这方面来讲，有点像写文学作品。他的西方历史、文学根底很深厚，最喜欢读诗，所以文采很好。
一般而言，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文笔都特别好。我最近看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s）教授写的《论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他对西方经典运用自如，因为很熟悉。这一点可能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学者可以稍微学习的。在学术分科很厉害的时候，经常是学历史的不搞文学，学文学的也不看哲学。我发现，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都是文史哲打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史景迁也不是一个特例，只是他的专业是中国史。从整个历史的训练方面，他的同事也提供了很多的交流。
他写书的时候很有趣。他经常写一个计划，有时候突然想写另外一个人，就会开辟另外一个书房——他家后院还有一个小房子，也是他的书房——最多的时候是三个计划同时进行。要写这本书时就到这个书房，写那本书时到那个书房。当然他还是很专注地一本本写完。比如写《康熙》之后写《王氏之死》，材料是不同的，他会把这些资料弄到另外一个书房里，等到前一本写完后，再全力把后一本写完。
从《康熙》到《王氏之死》，跳跃好像很大，这是为什么？跟他教书有关。一般来讲，耶鲁大学再大牌的教授也一定要给大学本科开通识课，而且由学生随便选——美国学生大三开始的时候要选专业，前两年可以随便选。我当时上课时，他大概有60多个学生，过了十年我再回去，光是选课的学生就有700多个。他说最烦恼的是找不到助教，得要20个助教改卷子。他每个星期有一堂课，一般是一个大的演讲。这个演讲他准备得很充分，《王氏之死》的写作就是从他讲清朝初年社会的情况开始的。他通过一个法律案件，配合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以及其他很多资料，讲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他从演讲和教学当中，看学生的反应，对这个是否有兴趣，而且他越讲越清楚，知道得也越来越多，最后就做成了一本书。很多书都是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学相长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我喜欢晚明，史景迁则只做清朝以后，我就跟他讲晚明的重要性。他最后写《前朝梦忆》是从晚明开始，这些其实蛮有意思。他写的书一般人也喜欢看，一个原因是，他的心目中有一个读者对象，就是他的学生。还有一点比较特殊，他是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生活了60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很少有的情况，但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我觉得，他寄居在他喜欢的英语环境中，在他喜欢的大学教书，身边是他喜欢的学生，而他又是跟历史进行对话，这点也很重要。他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热情，不是对现在的时事有什么兴趣，而是对历史人物的状况、经历、处境有浓厚的兴趣。你会发现，他写东西好像进到了历史里面，他写《追寻现代中国》，也尽量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讨论整个中国的发展，一直讨论到现代。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史景迁著，李孝恺译，理想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9月。
坚定不移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姚大力：我只从文本角度写了一点东西，题目叫“字里行间的史景迁”。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讲故事的历史学家”，题目很好，确实把史景迁最鲜明、显著的学术风格突显了出来。不过要是再加一个词我觉得会更好，应该叫“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为什么？回忆一下史景迁写作的将近六十年，美国历史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变化。从196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直到退休之后继续出书，史景迁在这半个世纪的教学、研究和写作中，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经历了一系列迅速的转变。
首先是，从前长期占主要地位的老式汉学传统被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潮流所取代，有学者提出要用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施坚雅（William Skinner）1967年提出一个口号，叫“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Sinology is dead, 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可以看作是这个风气演变的标志。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史（这个思想史不是侯外庐的那种思想史，他们叫社会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渐入佳境，与那个时候风头最劲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并驾齐驱。它反映出历史学从60年代的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回归，带有各种人文取向，所谓宏大理论关照的又一次转向。
就在这次转向中，比如像马尔库塞、福柯、萨特、伽达默尔、德里达、葛兰西、年鉴学派、解构主义、文本批评、底层研究、妇女以及性别研究等等视角纷纷进入中国西方研究的领域。但是到了21世纪初，学术阵营内又走入了理论迷宫中，最后谁也不同意谁，谁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讲的到底是什么，大家又开始烦了。就在这些呼声之中，有人提出应该让历史学回到故事讲述，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学会有一任主席的讲演题目就叫“让历史学回到故事讲述”。这个时候学者们转过身来发现，有一个人其实一直在这样做，就是史景迁。所以我说他是在“坚持”讲故事。
在美国史学重新转向讲故事的前后，他在一个访谈里很淡定地评论说，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相当短暂，尽管偶尔也会遇到马克思或马克斯·韦伯那样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但不久以前还在盛行不衰的各种理论，大多数都在与我们邂逅之后就黯然离去了。比这个访谈更早几年，他已经认识到，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都会被迅速淘汰掉，所以他不主张用理论为先导去研究历史。他就是这么一个坚定不移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更愿意强调的是自己与司马迁的不同
姚大力：中国人最熟悉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是西汉的司马迁。《史记》里面的一大部分就是在叙述故事，他太喜欢讲故事了，以至于按美国学者的看法，在写作《史记》时司马迁会不由自主地失去对笔的控制，而放任故事本身去干扰甚至冲击历史学的标准。所以，司马迁讲故事讲得有一点“走火入魔”了。
史景迁的汉语名字是房兆楹取的，在汉语中，“景迁”有“景仰司马迁”的意思。坦率地说，这个汉语名字的含义对史景迁本人很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一方面他很谦虚地说，自己不可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另外一方面，出于两个原因，事实上他其实也不太赞同司马迁式的历史书写方式，尽管他们两个人都带有很强烈的讲故事的特征，他更愿意强调的是自己与司马迁的不同。
一个原因是，在充分肯定司马迁著作里丰富叙事性的同时，史景迁认为司马迁似乎不太在乎今天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问题，他认为《史记》中有些地方没有真实性。他很认可文史相通的原则，而且承认自己极其投入地关注历史写作的风格问题。为了营造更深入的感染力，他甚至力图使自己的书面表达逼近艺术的手法，他自己说要逼近这个艺术。可是他又认为，“文史相通”的“文”不能包括小说。历史写作的文学性只能在不违背史料所提供全部信息的受控范围内，才能予以呈现，但是这可能会缺少很多细节，对于想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就构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挑战，但史景迁就喜欢这样高难度的挑战。
史景迁认为自己与司马迁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他没有司马迁表达在《史记》里的那种道德史学的倾向。他把司马迁的道德史学倾向称为“强烈而博学的道德裁判”，因为司马迁写历史是要给每个人、每个事件提上道德法庭做裁判。史景迁说，“历史学家其实不需要事事都去进行道德判断”。
史景迁对司马迁史学成就的认识可能不太全面，因为司马迁对于中国历史编撰学最伟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突破了被孔子或者原始儒家极端强化和固化的历史学的道德批判情怀。《春秋》开始的历史学就是道德批判的历史学，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恰恰是突破了这种道德批判的历史学的形成，但是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他声称推动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兴趣，激起读者的兴趣。
史景迁似乎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一种“药引子”
姚大力：史景迁说，在美国校园里教历史，最低的期望是有人会读他的《王氏之死》。他把这本书看得很重。他说也许这个学生读后会想读读这个作者的其他著作，但是这其实不是他自己最期望听见的读者反映，他最希望听见的是读者真的很想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
他只是想激起别人的兴趣，从不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推动读者同情或者厌恶中国，只想激发他们继续了解中国的进一步的兴趣。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觉得他好像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为一种“药引子”，本身没有疗效，但是它的作用是用来引导其他有直接疗效的药物成分能够顺利地到达病变的部位。这当然是一种很低调的自我定位，但这同时也是史景迁非常真诚的、真切的想法。
当然，把更多独立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而不是试图以自己的是非好恶直接影响读者，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在自己的书写中不坚持自己的是非观念、道德良知和根本的价值关怀。阿里夫·德里克（Alif Dirlik）对史景迁有些作品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但是他仍然很赞许史景迁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个就是他致力于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之中，去探求人类共同本性的“人文主义的追求”；第二个是不带任何傲慢地面对不同社会之间文化差异的普遍主义立场。史景迁本人要避免西方中心论，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应该从它本身的特殊性去了解。正因为怀有这样的精神，我们才会在《改变中国》这本书的结论部分，看见他批评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那些顾问，说他们都带着惟我独尊或君临中国的心态，因此虽然每个人都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了中国，但是留给后人的却是足以为前车之鉴的教训，而不是鼓舞人心的宣传。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论再次发生。
虽然史景迁在大多数场合会避免直接针对他的讲述对象做出判断，但他还是让其他的人——像马克思或者黑格尔——说出史景迁自己的意思。从史景迁经历了不同写作背景而完成的同一部著作里，德里克发现了作者对问题不完全一致的主观情感，在热衷于讲故事也极善于讲故事的冲动背后，藏着史景迁一颗善良和公正的心。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史景迁著，温洽溢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召唤出那些为人遗忘的生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姚大力：再谈谈史景迁如何做到把历史转变成生动的故事来讲述。我自己也教历史，我觉得最难的是把历史变成故事。
首先，他是对细节拥有高度敏感的历史学家，高度重视通过细节去把握并且呈现他所理解的世界。《王氏之死》展示了清初郯城县乡村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场景，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境遇，展示了“年年难过，年年过”的图画，当时还处在盛世时代，但他通过对普通民众生存环境的观照，写出了一个破败得不像样子的、人人有很深刻的危机感的底层社会。正如作者所说，那些对整个历史脉络而言“很小的”因素，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只有绝对的攸关生死的重要性，一旦掉在里面可能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我们有没有权力这样说，“那个时代很好，那只是很不幸的一小点意外”？所以，究竟是主张宜粗不宜细的所谓宏大叙事，还是史景迁把它们过于看重了？我想更加引起我们警觉的恐怕还是前一种想法。
要摆脱对传统史料描述乡村关系的固定模式，闭锁起来的各种实际的生活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的生活，做起来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他的成功尝试之所以可贵，道理也在这里。
当我们写穷人，会发现一大堆词语，但是细节呢，没有。而史景迁用很生动的细节表现出了这个，所以他说自己一向把发现令人入迷的细节放在对理论的关注之前。刚才郑老师提到芮玛丽去世以后“过继”给他的那些学生，其中有一位韩书瑞（Susan Naquin）。韩书瑞最先注意到八卦教徒们被捕后供词的时候，他们两人在交谈中首先想到的不是用什么理论去解释，而是史景迁马上把他的感觉告诉韩书瑞，“这批材料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走到不顾一切危险地与国家为敌的地步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后来变得很有名，他读的史料反映出淮北雇佣的看守人，夜里坐在田间的沟渠上，随时准备对付来偷庄稼的盗贼。史景迁马上说，从这里可以体察出深深陷入绝望的农村社会，即使这样贫穷，还要雇人看守那片注定要丢失的庄稼地。当采访者提到某个“重要的”领域，这个像老顽童一样的学者机智地回应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领域。特别能激起史景迁入迷一样尖锐反应的，是那些能够让人触目到的、与过去从来没有处理过的各种历史细节。
在求真的同时，历史学要求新，它不能满足于天天唠叨“人饿了要吃饭”，老一套很难真正地令人入迷。所以他用故事呈现的，总是与过去人们的印象不那么一致的世界，那是一个首先被他发现，然后才是由他呈现出来的、没有被人见识过的世界，这是史景迁这么多的著作之所以历经年岁，而魅力一点都不减的道理所在。
故事总是人的故事。刚才郑老师也说了，对故事讲述的着迷使史景迁天然地带有一种倾向，把对个人的关注置于关注社会之前。当然他也说要在社会中观察个人，但他强调要在观察社会之前就去观察个人，并通过个人来理解他所在的那个社会。在他看来，社会或者国家都是个人的派生物，这可能跟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相关，社会应该与个人站在一起，把国家关进权力的笼子，而不应该与国家同谋，成为一起扼杀个人的异化力量。既然如此，对于人类本性以及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的感受和善良，也就会成为历史书写的道德目标。他明确肯定自己是有这样的道德目标的，所以他是一个价值中立的人，不试图用自己的道德想法灌输给别人，但是他自己有这样的目标，只是他更喜欢用叙事结构本身来表达特定的道德评价和道德环境。对每个新的发现，他往往会说“这很好玩”，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天真总是和人性、良知相伴而行，没有天真的人也不会有人性和良知。
讲故事的历史学与理论到底有没有关系？史景迁总是讲他不愿意理论先行，不考虑理论，要讲故事。如果从史景迁的态度里面，大家会认为讲故事的历史学可以与理论完全脱钩，但那就又走得太过头了，我想史景迁也不会同意。
他对理论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或许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他只选读一些原创性的理论著作，阐释这些理论的书不看。第二点，如果觉得适用，他宁愿不指名道姓地使用，把它们整个融化在自己的叙事中。第三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用理论来形塑写作者呈现信息的方式。
再说得远一点，过去几十年里一阵接一阵、令人眼花心乱的理论新潮，又回到讲述故事了，但它们是不是一场毫无益处的瞎忙活呢？就像海边的潮涨潮落，海水退去了，正是到海滩上捡各种贝壳的好时光。因此经历那番潮涨潮落，对于成长成为一个合格的当代历史学者来讲，可能还是某种必要的洗礼。中国的学者几乎错过了所有的潮涨潮落，所以我们没有捡到海滩上的那些贝壳。
现场（从左至右）：唐小兵、郑培凯、姚大力、鄢秀
译文很难再现史景迁文字风貌
郑培凯：他出了一系列书，大家看了都觉得他的文笔很好。有一点特别要提一下，翻译文笔很流畅，但是跟他原来的英文相比较，还是不太一样。他的英文不华丽，但是行云流水，很容易读，这一点也是大多数欧美读者喜欢读的主要原因。他讲的东西每个都有出处，偶尔对于古文也有很小的误读的地方，但是很少。
鄢秀：我们在校读的过程中，发现最难处理的是译文如何忠实地表现史景迁原书的风貌。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里面充满了机锋，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有的时候译者正好翻译反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改过来，“拨乱反正”。
其次，严复说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信”比较容易做到（不过，有些硬伤也出在“信”的方面）；“达”，通顺、通达也可以做到；但是“雅”有的时候要见仁见智了。史景迁讲故事，故事里面有人物，有场景、历史背景，他要把它说清楚，而且还要考虑到读者不光是专业人士。学问做得好的学者能够深入浅出，“深入”很多人都能做到，而“浅出”确实就非常非常难了。
我碰到很多来中国的洋人，不管是从商也好，或者从事各个方面的工作也好，讲到史景迁他们都知道。他们来中国之前如果要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很可能就是史景迁的书，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有人说是因为他帅，其实不完全，很多人其实也没有见到过他。他的“帅”是表现在他写得非常漂亮，引人入胜。他讲到人物精彩的对话，该简洁的时候寥寥几笔，画龙点睛，讲到意境的时候也非常精彩。《王氏之死》里有一段英文美妙极了，很难翻译。
My reactions to woman Wang have been ambiguous and profound. She has been to me like one of those stones that one sees shimmering though the water at low tide and picks up from the waves almost with regret, knowing that in a few moments the colors suffusing the stone will fade and disappear as the stone dries in the sun. But in this case the colors and veins did not fade; rather they grew sharper as they lay in my hand, and now and again I knew it was the stone itself that was passing on warmth to the living flesh that held it.
我自己读了很多遍，每次都觉得很美。很多人会把ambiguous这个词翻译成“暧昧”，把profound翻译成“深远”，但在这里就不合适。我们自己当时也试着翻了一段，但只是一小段，因为如果通篇从头到尾翻的话，就变成我们在翻译，而不是校译了。就好像裁判也跳到泳池去比赛，这当然是不行的。
试译片段：“对于妇人王氏，我的反应是一言难尽。她就像退潮时分在水里闪光的石头，让我带着几分憾意，从波澜中拾起，知道再过片刻，石头就会被阳光晒干，上面的色彩就会消逝。可是这一次却不同，色彩和纹理并未消退，反倒在我手中更加灿烂，时时提醒着我，是这块石头本身，把温暖传给握住它的血肉之躯。”
史景迁的语言实在是太好，该婉转曲折的时候婉转曲折，该简短的时候又非常简短。有人曾写商榷文章，提到书里涉及个别史实的问题，但我们作为翻译是没有权力修改它的，只有史景迁先生自己才可以决定是否修改。当然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翻译改了以后做一个译注，跟读者交代原文是怎样的，实际上又应该是怎样的，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经过翻译过程的探索，我相信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又会赋予它新的生命。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感受，而且史景迁讲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故事，我们中国读者会有更多的感受。
整理报道|杨司奇
编辑|余雅琴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