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江源科考队里的年轻人
新华社西宁8月18日电（记者李思远李劲峰吴刚）苍茫江源，蕴藏着无穷的奥秘。
在由长江科学院牵头的2019江源科考队中，“80后”和“90后”博士已成为科研主力。这些年轻科研工作者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持续开展科学监测和研究。他们青春活力的脸庞，坚持不懈的身影，也变成了高原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博士渔夫”的爱
“不好，防水服进水了！”在海拔4800多米的长江南源当曲，“80后”队员李伟大叫着从河里跳出来，解开胸前的防水服，许多河水流了出来。
为了获得第一手的数据，李伟用防水服和潜水面罩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后，弯着腰把头深深地埋入河流中，认真观察鱼类形态和产卵场底环境。由于头埋得太深，河水从防水服胸前的接口漏进去。尽管衣服已经被打湿，他把水倒出来后不顾低温，仍然跳入水中继续工作。
1985年出生的李伟是长江科学院水生态所的一名博士，主要开展高原鱼类的栖息地研究。为了获得研究所用样本，他练得一手撒网捕鱼的本领，被同事称为“博士渔夫”。
今年4月，李伟提前抵达长江源地区，考察高原鱼类越冬场。当时玉树遭遇雪灾，冰雪融化时间相对推迟一个月，考察车辆行走在大雪覆盖的高原，道路时隐时现，随时有“趴窝”的危险。
“流着鼻涕，吹着呼啸的冷风，还被藏在鞋子里的木蜂蜇伤，夜晚在零下30℃的野外过夜，大自然的残酷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李伟说，最终，他挺了过来，并发现了鱼类的越冬场。
经历的困难，让李伟对江源的爱更加深沉。他说，快熬不住的时候，往往就有不期而遇的发现：获得丰富的实验数据，科学问题得到解答，知识体系得到丰富。“正是这些，一直激励着我坚持下去。”
“女汉子”的坚持
“读本科的时候就想去三江源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现状调研实践活动，无奈因为没有后勤和医疗保障计划就搁浅了。然而深入江源科考一直是我的梦想。”大学主攻治河专业的闫霞说。闫霞是长江科学院河流所的一名在读博士，也是本次科考队两名女队员之一。
尽管是第五次上青藏高原，但闫霞依然遭遇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血氧含量一度掉到正常人的一半。在海拔3800米左右，大脑由于缺氧胀痛，队里担心她身体状况，建议她提前返回西宁。听到要安排她提前返回，闫霞的泪珠直打转，“我还是想坚持，实在受不了了再说。”
“我必须坚持下去。”闫霞说，“江源河流监测站点少，相关水文数据长期空白。而每多一次采样，多一次分析，就能填补江源径流泥沙数据的一份空白。”
4000米、4500米、5000米，随着海拔不断升高，闫霞忍受着高原反应，一直坚持完成了18个观测点涉及干支流12条河流的测量和采样，描绘了江源大小河流的径流与河床地貌情况。她像男队员一样，携带着众多仪器设备爬上爬下，成为大家眼中的“女汉子”。
“对女队员而言，江源科考最大的挑战不是高反，而是上厕所。”闫霞介绍，江源天气格外干燥，野外没有厕所，她只能选择“当骆驼”，白天不敢喝水，忍受一路干渴。
闫霞对记者说，持续多年科考江源，除了一点点积累河流的基本资料外，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人们保护江源的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江源生态环境和河流管理保护工作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这激励我们科研工作者不断去研究，提出适应性保护策略。”
“泥巴博士”的梦想
孙宝洋是长江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博士，也是科考队唯一的“90后”。第一次参加江源科考的他主要研究冻融对江源土壤可蚀性的影响机制。
“土壤侵蚀的研究主要是和泥巴打交道。”孙宝洋说。江源科考机会来之不易，每到一个采样点都要紧张有序地进行土壤原位测试和样品采集，每个样点要采集2到4个土样，“采样是个体力活，不仅要爬高爬下，还要用锤子将土钻打进30厘米的土层里。经常取完一个样品就头昏眼花。”
植被生态调查也是此次江源科考的重要内容之一。孙宝洋也会协助同事做好植被样方调查，详细记录样方内的植物组成、植株高度、物种多度、分盖度和总盖度等指标，还要调查土壤类型、干扰程度、坡度和坡向等生境指标。“小小的1米×1米草地样方常常要统计一两个小时，蹲的时间久了，站都站不起来。”孙宝洋说。
“江源风光旖旎，但又十分脆弱。高原土壤形成时间异常漫长，一般是平原地区的数十甚至数百倍。”孙宝洋说，“通过和同事的调查发现，目前，江源地区植被生态环境状况良好，但局部地区仍有沙化趋势。”
孙宝洋说，地表植被一旦被破坏，表层的土壤就会裸露，土壤侵蚀将加剧，生态系统也会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孙宝洋就读博士期间主要从事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的研究，对生态系统退化后的景象深有感触。
“近些年，长江科学院连续数次对江源的科考已经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也较为全面地掌握了江源地区以水生态系统为主的生态环境变化规律及趋势。本次科考我不仅对江源有了初步了解，还感受到了科考前辈们攻坚克难的科学态度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孙宝洋说，让江源永葆生机和活力，是研究江源的水利科技工作者的梦想与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