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的托克维尔研究生涯”丨历史学者休·布罗根去世
英国著名历史学者和传记作家，《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作者休·布罗根（Hugh Brogan）于2019年7月26日去世。在该书的致谢部分中，布罗根讲述了自己从事历史人物研究的历程。
据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官方网站讣告新闻，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休·布罗根于2019年7月26日逝世。在他去世前，布罗根仍在努力撰写一本新著。
作为埃塞克斯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是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史，也曾在美国的高校担任过教职。此外，布罗根还研究和撰写了有关英国历史、法国历史以及儿童作家和记者亚瑟兰塞姆的著作和文章。
对于国内读者而言，大家最熟知的是休·布罗根撰写的《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在这本传记中，休·布罗根用流畅优美的语言阐述了托克维尔的写作生涯和政治经历，该书曾被英国媒体《经济学家》评选为“2006年度十大好书”。《周日独立报》如此评价：“休·布罗根一下子奠定了自己作为至今托克维尔最好的传记作者的地位。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是与托克维尔打了一生交道的成果。”
《托克维尔传》是布罗根撰写的第一本书，但最初是一个简短的版本。在这本书斩获了欧美各大报纸的盛誉之后，布罗根将兴趣转移到美国历史：从《泰晤士报》上的新闻报道，去呈现英国媒体如何报道美国内战，随之结集成书《泰晤士报上的美国内战》。
或许由于那一段时间查阅报纸所带来的灵感和兴趣，休·布罗根在完成关于美国内战的历史研究之后，将研究视野转向了英国记者、儿童作家亚瑟·兰塞姆。一代又一代英国读者，都是阅读着亚瑟·兰塞姆的《燕子与鹦鹉》（Swallows
and Amazons）系列青少年小说成长起来的。
在撰写完《亚瑟·兰塞姆传》后，休·布罗根的兴趣再度转移到美国历史。此后，他为约翰·肯尼撰写了一部历史传记。紧接着，休·布罗根再度把兴趣转回到了早期的托克维尔研究，重新修订之前撰写的简短传记，最终形成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引进出版的《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这本传记被盛赞为“对托克维尔日常生活与政治思想发展的整合处理有着重要意义”，并认为休·布罗根对托克维尔的研究，让他成为了托克维尔学究界的顶尖人物，为以后的托克维尔学究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休·布罗根还撰写了《朗文美国史》，在1985年首次出版。后来再版时，更名为“企鹅美国史”。此外，他还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新政治家》、《美国历史评论》、《欧洲研究评论》和《剑桥评论》等期刊杂志的撰稿人。
在2017年4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引进出版了休·布罗根的《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收录于“启真·思想家”丛书。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休·布罗根讲述了他对托克维尔研究的学术史，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在研究托克维尔过程中的学术生涯。
《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英]休·布罗根著，盛仁杰、董子云译，启真馆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
（下文摘自《托克维尔传》，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致谢
休·布罗根
近年来，看到我如此关注托克维尔，我的一些朋友们便询问我是否喜欢托克维尔。我感到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答案是——托克维尔乃是我相识最久也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认识他已将近五十年了），而且即便我以朋友的特权坦承其弱点，在我看来还没有人做得比他更好。与此同时，我也不想一锤定音。关于其生活与作品的争论不会停止：二者都是永不枯竭的话题，而且也不会有盖棺定论式的传记。
我发觉，去感谢这些年来对我有或多或少帮助的个人与机构，就是在概述本人的思想自传。1958年左右，当我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Cambridge）做历史专业本科生期间，我开始研究托克维尔，在随后的十六年中（差不多从那时起），从那里获得了我所要求的所有鼓励与帮助；尤其是1963年春，我被选为研究员（A类职称）。为了赢得选拔，我提交了两到三章托克维尔传记的初稿（这其中的两三句话还保留在目前的这部作品中）；我的想法是把研究员生涯致力于完成这部传记的工作中去。最终，我做到了；我希望现在的院长与研究员们会认为，它最终证明了他们的前任对我这些年的信心是合理的。
当我的父亲，爵士丹尼斯·布罗根（Sir DenisBrogan）教授发现我对托克维尔十分感兴趣后，就把他珍贵收藏中的（托克维尔著作的）早期版本和研究著作转交给了我，这些书的价值始终是无可估量的；但我对他的缅怀和感谢远不止因为这些，我从未想过要把这本书献给其他任何人。我多么希望他能活着读到这本书。
在其所处年代，作为美国和法国的阐释者，他是托克维尔真正的继承人。1962年，我获得了哈克尼斯奖学金（Harkness Fellowship），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我当时雇主的推荐，他们是《经济学人》（Economist）的编辑唐纳德·泰尔曼（DonaldTyerman）和其外语编辑约翰·米奇利（John Midgley）。我以哈克尼斯研究员的身份前往美国，主要目的当然是去了解这个国家，但我也很渴望提升作为托克维尔研究者的资格，我仍然很感激《经济学人》和英联邦基金（Commonwealth Fund）给了我这个机会。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我的第一个落脚点，我在那儿研究了美国的民主；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那里关于托克维尔的馆藏丰富，我在斯特林和拜内克图书馆（Sterling andBeineckeLibraries）（在我居住耶鲁期间，拜内克第一次对外开放）工作得十分愉快，直到1964年4月。我在耶鲁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西利曼学院（Silliman College）给了我极好的食宿条件；那一代人中最出色的托克维尔研究者乔治·W.皮尔逊（George W.Pierson）指导了我的研究；我的朋友玛乔丽·温（Marjorie Wynne），以及其他拜内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给了我尽可能的帮助。
在安德烈·雅尔丹（André Jardin）访问拜内克时，皮尔逊教授把我引荐给他：雅尔丹先生也很平易近人，我愿意将之后几年的成绩都归功于他。当我返回英国时，皮尔逊让我认识了J.P.迈耶（J.P. Mayer），他当时是《托克维尔全集》（Oeuvres complètes）的总主编。这次会面对我而言是极其幸运的，因为迈耶需要人手整理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与托克维尔之间的通信和对话；他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我，并且最终安妮·P.克尔（Anne P. Kerr）与我共同编辑：如果没有她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我怀疑自己不能满意地完成这项任务（不论是她还是迈耶，还有我，都对西尼尔材料的最终出版形式感到不满，但那不是我们的错）。
1970年左右，丰塔纳/柯林斯出版社（Fontana/Collins）找到我，他们建议我为当时著名的“现代大师系列丛书”（Modern Mastersseries）写一本关于托克维尔的简短著作。我愉快地答应了，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出版一些关于托克维尔研究的初步报告。这本书于1973年出版，但不属于现代大师系列：尽管丛书的编辑最终出版了一本关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书，但他不太愿意将一位19世纪的思想家归属到这个范畴。但是以我的标准而言，这本小书销售业绩还不错，而且如我所愿地让我全神贯注。对于现在的这本书而言，可以视那本书为一次有价值的彩排。
1974年，我从剑桥迁移到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来到新建的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及其尤新的历史系，我在那儿一直工作至今，常常能得到所需的鼓励和帮助（通常是以进修假期和研究基金的形式）。但对于一位托克维尔传记的作者而言，这个时代是艰难的：除了那些为《托克维尔全集》工作的学者之外，家庭档案馆仍然不对研究者开放，而且除了偶尔的一些材料外，我几乎什么都得不到（还有一次偶然的耶鲁回访）。我转向了其他工作，但从未放弃我的托克维尔研究计划；最终我感到时代不再站在我这边。2000年时，我已然决定，如果我的著作想要完成的话（我累积了一大堆初稿），就不得不开始写作了；而那时我从弗朗索瓦兹·梅洛尼奥（Françoise Mélonio）处得知，在圣洛的芒什省档案馆（Archives Départmentales ofthe Manche, at Saint-Lô），关于托克维尔家族的资料已向研究者开放。准入许可证不可或缺，但我从埃鲁维尔的盖伊伯爵（M. lecomte Guy d’Hérouville）那里迅速而友善地得到了它。我去了圣洛两次，而且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慷慨地给予我最后一次拜访耶鲁大学的机会，我待了有一个月。我非常感谢这种帮助，也必须感谢之后的推荐人道格拉斯·约翰逊教授（Professor DouglasJohnson）和杰弗里·克罗西克教授（Professor GeoffreyCrossick）。如从前一样，我在耶鲁得到慷慨的接待，而且到圣洛的两次出行也非常愉快（尤其是我所居住的旅馆自诩为托克维尔饭店）。我非常感谢吉勒·德西雷·迪·戈塞先生（M. Gilles Désiré Dit Gosset）以及他在档案馆的同事。
2003年以来是最为艰辛的。假如结果证明那么多人对我的诸多帮助是正确的话，那么或许也证明那么多朋友和同事对我的信任也是正确的。这份名单上的很多人已经逝世：除了那些已经提到过的人，我必须再加上哈利·欣斯利爵士（SirHarry Hinsley），当我还是个本科生时，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后来走上学术道路，他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
导语撰文|新京报记者萧轶
编辑|宫子
校对|翟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