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背着国徽走在最危险的路上 弹幕全在说“揪心”

日期:07-22
溜索山体滑坡

原标题:背着国徽走在最危险的路上,弹幕说“揪心!”他说“值!”

“差几秒钟!运气啊,真是运气!”

看到眼前景象,70岁的著名纪实摄影师焦波连连惊呼。

在他们眼前:一边是高耸入云的悬崖,一边是落差几百米的峡谷。就在中间那条蜿蜒小路上,前方20米,山体滑坡轰然来袭。

“这次不算大的。有的大石头,得四五个人才能一起推出去。”

对法官邓兴而言,这样的路,他已走了15年。

尽管他知道,假如再早几秒钟,滚落的山石,就会把他们的车推出去、压扁。与“死神”擦肩而过,对这位43岁的法官来说,已经像吃饭、喝水一样“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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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往独龙族去,在很深很深的山里,为了一棵花椒树。

邓兴,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黑,微胖,眼睛亮。

如果脱了制服,很难有人把他的形象,与法官连在一起。

在我们脑海中,法官似乎都“自带光环”:身穿法袍、正襟危坐在法庭,槌起槌落,为一个个矛盾冲突定分止争……但这周五晚江苏卫视播出的《致敬中国英雄(政法季)》,主人公邓兴,却“藏身”深山老林,总是做“户外极限运动”。

比如,坐溜索、过独木桥、爬山涉水、吃刺莓、砍蛇!

与记录者明星严屹宽、摄影师焦波在一起拍硬照时,邓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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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的日常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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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兴必须如此。

因为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他所在的地方,在西南边陲,北临西藏,西接缅甸。海拔在2000米到4300米之间,不断地下降上升,沟壑纵横。要打官司的人与法院之间,经常隔着几百公里的深山峡谷。

所以,相比在有屋有顶的室内,邓兴做法官,更多是这三个字——“在路上”。

比如,一大早,严屹宽和焦波见到的邓兴,就没在一个地方“把屁股坐热过”:上午,在村头调解一起离婚案;中午,回法院开庭一起交通肇事案;下午,匆匆出发去独龙族,审理一起亲姐妹间的花椒树契权案。

独龙族,住在深山中的深山。

他们是云南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只有6900多人。大多数人只会说独龙族语,一棵花椒树,就是一笔必须争取的财产。

更值得一提的是,连通独龙族与县城的路,是“全中国最危险的道路之一”。不仅有壁立千仞的悬崖,还有惊涛拍岸的江河,野蛇出没的深山。

“中国或许再没有这样一条路了,塌了就修,每隔一两公里就有个挖土机,随时挖。”拍摄这集的导演回忆。

这里的老百姓要打官司,谁来冒这个险?答案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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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第三个行头叫“溜板”。人坐在上面,挂在一条溜索上,穿过滚滚独龙江。有弹幕说:“看那套溜索和溜板,磨损得很厉害了。”可见,往往返返,邓兴“溜”过了多少次。

在深山开庭,邓兴他们的行头,不止溜索。

国徽、布标、电脑、打印机,都是“标配”。国徽,邓兴背在身上。走一路,就要背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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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兴做法官,“危险”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关键词。

首当其冲是塌方和山体滑坡的危险——

到独龙族的路,“几分钟内就可能塌方,一天能塌5-6起”。邓兴的法官助理、独龙族小伙子小方,在路上,讲了一段童年往事:

“小时候读初中,走的是一条人马便道,9月份去读书之后,来年7月份再回来。”

“大半年雪封山,走一次路,要花三天的时间。”

“而且走的比较慢,还得自带干粮。”

“有孩子回家,路上被山体滑坡夺走了生命。”

“太想家了,而且年纪又小,才11-12岁。”小方说。

听到这里,严屹宽掉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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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9年,县城到独龙江的公路修通,才结束了大雪封山的历史。

但,他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沿途仍然异常凶险。这是通往大山深处唯一的山路,将近15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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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雨水不断,塌方不断。

文章开头的一幕,只是“惊险的开始”。此后,汽车走走停停,清理了这轮,又来一轮更大的巨石。甚至,在一行人参与清理道路时,还有石头不断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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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是滚石掉落。那边,就是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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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不通,只有选择小路过独龙江。独木桥的危险接踵而至——

这是一块块长木板拼接而成的“桥”,靠着几根绳索的支撑,悬在半空中。长木板,窄得只容一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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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看江水里面,你看着对面、踩稳一点,手的话就慢慢抓。”助理小方叮嘱。

邓兴背着国徽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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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晃。稳住。再晃。再走。

“这个画面,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严屹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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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屹宽第二个过桥。他记录的画面,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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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波踩在桥上时:“到中间不敢低头,眩晕。”

上面,雨哗哗地下;下面,江滚滚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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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过桥,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是穿越深山雨林的危险——

过这段路需要砍刀。因为灌木丛生,还有野蛇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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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苦哈哈中,一行四人“苦中作乐”。“瞄”上了路边野果。

小方兴奋地喊:“刺莓,别浪费。这个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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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兴也说:“我们平时下乡,都是吃这个的。”

尝一尝,甜着。

正如这一路,有刺。但是当距离独龙族越来越近,当小方唱起自己民族的山歌,心里,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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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这么冒险,有必要吗?这么“自讨苦吃”,值吗?

邓兴法官觉得,这是“责任”。

穿过雨林,距离“花椒树姐妹家”,还有4-5个小时的路。他们一行四人,当晚借宿在老乡家。

在篝火旁,邓兴做出了他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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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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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

邓兴说,深山里的巡回法庭,也能起到“宣传普及法律、以案说法”的作用,更有利于“法院返回来查明案情”。

其实,早在这趟行程刚出发时,海拔1400多米往上,耳朵已越来越不舒服。焦波就问邓兴:“是不是无论案子有多大,无论路有多远,无论路上有多艰难,都得去吗?”

邓兴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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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给法律留死角。”“只要有老百姓的地方,有纠纷的地方,法院就一定要开到。”

其实,另有一份责任,是属于邓兴自己的。

节目一开始,弹幕中说,邓法官“皮肤那么黑,一定没少风吹日晒”。这话对了一半。另一半原因是,邓兴自己是傈僳族法官。

所以,他的责任里,有一份对乡亲的感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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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看到邓兴法官一行,翻山涉水,如此坚定。有个高赞弹幕说:

“看着就很难,揪心!还有国徽的负重,是责任,责任!”

也有观众这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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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远没有结束。第二天,他们继续向着独龙族进发。

清晨7:00,过溜索。

因为焦波老师已经是七旬老人。为了减轻他的负重,邓兴和小方“包圆”了他们的行李。

在自己过溜索前,邓兴郑重嘱托给了严屹宽一样神圣的东西——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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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屹宽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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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不是嘴上说说。它像一种气场,一种气息,能传递的,也能感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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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到中间,U形索道开始进入艰难的“爬坡期”。

严屹宽双手紧握,一步一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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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终双脚触地,严屹宽说:“我悬在半空的心,终于放心了。但我也彻彻底底体会到了,当时邓兴法官的那种,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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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做法官的邓兴也“柔软”。

焦波老师过溜索,他和严屹宽仿佛一对弟兄,死命下压滑索,让这一头“低些、再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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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溜索,再过丛林,一行人终于抵达独龙族村寨后,没喝水,没休息,邓兴直接找到了那棵花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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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体谅一棵花椒树的价值。

原来,这片花椒林是母亲在两姐妹成家时,分给她们的。有争议的那棵花椒树,前几年一直是妹妹在采。这几年龙元花椒越来越有名,价格能卖到一公斤七八十块钱,这棵树年产十多公斤干花椒。

“至少700-800元,对她们来说还是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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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耐心调解,希望姐妹能以都满意的方式,解开心结。即使自己的意见没被采纳,也不慍不恼,不做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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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开庭后,在偏僻深山,该有的仪式感,一样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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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体察,在乡村,“判决容易执行难”。所以,用了巧劲,找来了两姐妹的母亲给她们提供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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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宣判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花椒树收益,姐妹都同意一人一半,并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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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小吗?很小。在外人看来,小得几乎不值一提。

但,在国徽下,在法槌下,在围观的老人和孩子的目光里,谁说这不是一种熏陶?一种对未来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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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柔软的瞬间,发生在接下来的一刻。

席地而起的巡回法庭结束后,焦波老师给邓兴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块幕布,揭下前后,邓兴法官的表情,仿佛换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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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个礼物,是父母的一张幸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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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朴实的傈僳族老夫妇说,“一定要把案子办好”。

“到远处办案的时候,自己也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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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口中的阿邓,终于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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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止不住地流。流。流。

拍摄这组照片的焦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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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泪里,有想念,有感动,也有亏欠。

仅2004年1月至2013年12月,由邓兴个人审结的各类案件就有575件,占福贡县人民法院审结案件总数的36%,调撤率达80%以上。

虽然是院长了,但他还是一个溜索、两脚泥。

邓兴把对家人的亏欠,织进了深山大江里,织进了对法律的信仰里,织进了对乡亲的感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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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索,从这一头到那一端。

攀爬,从谷底到山巅。

你的肩上,是善与恶的天平;

你的背上,是国家的荣耀,

是法律的尊严!

这一切,为的很简单——

心中有秤,世间有法。

罪有所惩,善有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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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邓兴法官!

致敬,中国英雄!

责任编辑:余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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