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海外书情丨想象与权利：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简史
伍尔夫在反思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时曾说，“杀死‘屋里的天使’是女性作家职业的一部分。”女性主义乌托邦创作者认为，在性别本质意义上，男性和女性并没有不同。与早期女性乌托邦主义者不同，提倡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可能并不只是梦想，即便它同样起源于小说。
《使女的故事》第三季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改编自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198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的作品，应和了时下最为响亮的呼声——女性主义的崛起，而平权正是这部作品希望讲述给我们的核心所在，因为在性别偏见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最终都会沦为牺牲品。
“那时女人是不受保护的，这是女人都心知肚明的规矩。”在《使女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女性生存的艰难处境，而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想要改变的正是这一现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曾就这部反面乌托邦作品（“反面乌托邦”不是“反乌托邦”，而是恶乌托邦）有过这样的论述，“认为女性主义是女人主义，认为女性主义只关乎女性的人们太乐观了……我心目中的女性主义就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种尊重、接受差异，允许个体的差异作为最重要的人类生存依据而存在。”
《使女的故事》剧照。
自1880年“女性主义”这个词语被发明以来，对它的定义和理解就异常复杂。但不管怎么说，它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在全人类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为此，不同的“女性主义者”采取了或激进，或妥协的方式，希望可以改变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当然也包括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
在文学领域，也诞生了许多反映女性主义乌托邦世界的作品，被称之为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作为乌托邦文学的一个分支，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往往兼具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识，着力于描写一个就女性角度而言比现实更加美好的社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开始繁荣，在这些作品之中，男性往往处于“不存在”的状态。一些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往往是基于男性乌托邦小说直接被创作出来的。比如爱德华·贝拉米
（Edward Bellamy）
创作于1888年的乌托邦小说《回顾：2000-1887》
（Looking Backward）
，在贝拉米虚构的未来里，所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社会弊病都被根除——除了种族主义和对妇女的压迫。
当然，早在这部作品之前，乌托邦小说之中就已经出现了女性主义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妇女城》
（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
，这本书由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Christine de Pizan）
创作于1405年，显然，这本书正是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前身，被视为是“代表女性文学文本性质的开篇之作”。创作于1762年的《千年圣殿》
（Millennium Hall）
则是一部关于妇女公社的平和小说。
1870年，安妮·丹顿·克里奇
（Annie Denton Cridge）
发表了一部滑稽可笑的讽刺小说《男人的权利》
(Man’s Rights)
，她也因此被认为是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作者。
无论是零散的早期作品，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大量出现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又或者是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虽然不成规模，却具有代表意义的想象重构作品，都致力于讲述女性得到世界公平对待的故事，认为她们应该得到全人类的尊重。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5-1430），欧洲中世纪作家，她极力反对中世纪艺术中对女性的污蔑和偏见，她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以写作维生的女性作家。
一头狮子比一个男人强大，
但它并不能主宰人类
显然，早期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并不是真正的预言或蓝图。在这些作品之中，大多数只有女性的乌托邦人需要通过单性生殖来繁衍后代，这种单性生殖虽然有趣，对于人类来说并不现实。
事实上，创作这些作品往往是希望通过讽刺性、戏剧化或者激烈的辩论来说服女性，让她们正视女性所面临的压迫，这种压迫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理应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去废除它。正如弗洛伦斯·迪克西夫人
（Lady Florence Dixie）
在1890年出版的小说《格洛丽亚娜：1900年革命的梦想》
（Gloriana, or a dream of the revolution of 1900）
序言中所解释的那样，她的书“只有一个目标……要提到确实存在的邪恶，要研究可忽视的犯罪事实，要勾勒出一个人为的立场——对天生的错误和不公的法律艰难对抗，这是无法比拟的。”
《格洛丽亚娜：1900年革命的梦想》（Gloriana, or a dream of the revolution of 1900），弗洛伦斯·迪克西夫人（Lady Florence Dixie）著，首次出版于1890年。
许多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都瞄准了当时流行的女性对“天生”自卑这一观点，并且得出这是“天生的错误”这一结论，认为这是非常愚蠢可笑的。当谈到男性拥有更为强大的体力和大脑，应该主宰女性这种说法时，萨哈瓦·侯赛因
（Begum Rokheya Sakhawat Hossain）
的《苏丹梦》
（Sultana's Dream，1905）
中的一个人物漫不经心地反驳道：“一头狮子比一个男人强大，但它并不能主宰人类……大象的大脑也比男人的大脑更加大、更重。”同样，在讽刺小说《男人的权利》中，也极为夸张地将这一切都反过来叙述：
“基于颅相学，女人拥有比男人更加发达的语言器官。这告诉我们什么?它教导我们(它应该教导每个男人同样的真理):女人是天生的演说家;她应该是讲师、演讲者、演说家，而并非男人。它告诉我们，女性应该成为参议员和众议员，成为讲师和演说家，这是属于她们的领域，是自然赋予她们的。它告诉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由于男人的语言器官不如女人发达，他的领域是家庭;他应该是安静的、沉默的、不引人注目的;他只能悄无声息地存在，而不能像女人那样出现在公开场合，或者表露自己的想法。”
《使女的故事》剧照。
这当然不是有关于男性天生自卑，女性才是天生的统治者的严肃论据，这仅仅是一个有趣的反例，以证明基于颅相学或者进化心理学（颅相学的迟钝的后代)中关于女性天生低人一等的假设是非常荒谬的。这些有关于男人和女人“必须”如何进化，以及适合什么工作的阐述，实际上可以从任意方向进行所谓的基于论据的论证。
然而，许多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尤其是19世纪的各种乌托邦小说，都十分真诚地认为，女性在道德、秩序、美德等几个特定方面天生优于男性。这是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流行神话，僵化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屋里的天使”形象。这位广受赞誉(智力上并不发达)的“屋里的天使”，是对丈夫充满崇拜，对孩子们耐心、谦逊的道德监护人，她为他们服务。
193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在反思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时曾说，“杀死‘屋里的天使’是女性作家职业的一部分。”在伍尔夫之前的女性乌托邦主义者没有选择杀死“屋里的天使”，而是把她带到外面，让她管理文明。
“继续我的故事。天使死了，然后留下什么？你可以说留下的是一个简单和平常的物体，房间里一个拿着墨水瓶的年轻女人。用别的话说，她已经摆脱了虚假，那个年轻的女人只有做自己了。哈，什么是“她自己”？我的意思是，女人是什么？我向你保证，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你知道。我不相信任何人知道，除非她展示人类技艺的艺术和职业中表达了自己。那实际上也是我来这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出于对你们的尊重。你们正通过自己的经验去展现什么是女人，你们正通过自己的失败与成功，为我们带来那极其重要的信息。”
在想象的世界里，
女性完全摆脱了男性的控制和骚扰
早期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公民笔下的“屋外的天使”是平和、快乐，致力于养育儿童，造福自然世界，以及提高自身的才能。这些乌托邦式的传统叙述者习惯于讲述这样的故事：陌生人奇迹般地落入一个完美的社会，“屋外的天使”们总是耐心的，甚至古板的引导陌生人，向他们解释污水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在发表于1915年的小说《她乡》（又译为《她的国》）里，一群男性探险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传说中只有女性的乌托邦，“一切都是美丽的，秩序的，拥有着完美的清洁，以及最愉悦的家的感觉。”
《她乡》（Herland），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多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1998年9月版，首次发表于1915年。
在这部乌托邦式的奇幻小说里，三位主人公听说了某个险峻的山脉之中有一个“女儿国”，那个地方只有女人居住。于是他们弄来了一架双翼飞机，飞入了群山之中，着陆后，他们发现了三位漂亮的女子，她们穿着灯笼裤，步伐矫捷。随后，一支女子兵团抓住了他们，女兵们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她们将三名闯入者麻醉后关进城堡里软禁了起来。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向妇女联合会的成员发表演讲。
故事之中，这些生活在“她乡”的女性，短发，身体强壮，穿着耐用的衣服，但除了这些审美和性别角色的逆转，她们也演变成原始的状态：她们通过单性进行生殖，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一样纯洁无瑕，甚至彼此之间从未发生过性关系。叙述者钦佩地说：
“你看，她们的宗教是母性的;她们的道德观基于对进化的全面认识，展示了成长的原则和智慧文化的美。她们没有关于善与恶的本质对立的理论;她们的生活是成长;她们的兴趣在于成长，她们的责任也在成长。”
从伦理到树木，再到服装，“她乡”的每一个元素都是和谐的。每个人都像度假胜地广告中的女人一样快乐，健康和放松。生活有点沉闷，但这正是乌托邦幻想中的一部分：读者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主要问题都被神奇地解决了；在女性主义乌托邦里，女性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们完全摆脱了男性的控制和骚扰。
技术为“屋外的天使”世界
的整个文明提供动力
创作于1890年《米佐拉》中同样是一个全女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同样令人愉快和华丽：“财富无处不在，丰富多彩。这里的气候就像最挑剔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宜人，果园和花园的作物多到超乎想象。”在拉迪兰（《苏丹梦》中的国家），住宅与花园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主人公惊叹道：“厨房坐落在一个美丽的菜园里。每一种攀爬植物、每一种番茄植物，本身都是一种装饰品。厨房里没有烟，也没有烟囱——既干净又明亮，窗户上装饰着花朵。没有煤或火的迹象。”
女人的世界里，没有火和烟是很重要的：在上面提到的所有乌托邦中，美丽、丰富和有序不仅仅是由于妇女（表面上）优越的道德，而是由于相当大的科学进步。在这些女性世界中，没有烟熏火燎的痕迹是非常重要的，在上述所有提到的乌托邦中，美丽、丰足和有序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性(表面上)的高尚道德，还由于科学上的巨大进步。
这些“屋外的天使”，尽管她们受到了19世纪的道德和性的压抑，但作为工人、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家，她们被完全解放，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这些小说的论断是相同的：如果允许妇女充分参与社会，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探索她们的精神才能（在许多女性主义者的乌托邦中，无论新旧，这意味着“没有男人存在”），那么我们不仅会见证高级政府和教育体制，还有各种省力的科学：拥有足够多的花园，不需要烧煤，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能够从大气中吸取水分，从太阳中收集热量。”这些技术为女性世界的整个文明提供了动力，也可以用来控制控制天气。
《米佐拉：维拉·扎罗维奇的故事》（Mizora：The narrative of Vera Zarovitch），【美】玛丽·E.布兰德利·雷恩，首次出版于1890年。
在《人类权利》中，我们看到“一台神奇的机器，可以同时为数百人做饭，清洗和熨烫衣服”，在《米佐拉》，我们了解到“辛劳是卑微的；我们知道的辛劳是有辱人格和令人困扰的。”科学就是把一切都改变了的魔术师。科学对我们无知的头脑来说，是如此的强大和严苛，却对那些美丽的生灵如此仁慈，为大自然最神秘的秘密打开了大门。“这是社会主义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核心原则，当每个人都从雇佣劳动和让他们大打折扣的固执中解脱出来，那么每个人都可以追求科学,因此技术将成倍增长,创造出进一步节省劳动力的设备，从而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追求科学进步。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
曾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对爱因斯坦大脑的重量和褶皱不那么感兴趣，我几乎可以肯定，有同样才能的人，在棉花田和血汗工厂里生活和死亡。”当然，如果把对无限增长和科学进步的崇拜与道德优越的信念相结合，那么这种崇拜也有其阴暗的一面，而这正是我们不应该对更为古老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进行字面上的解读的另一个原因。
那些较为古老的女性主义乌托邦热衷于优生学。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公共社会卫生理论认为，每一种不好的品质都可以从一个群体中培养出来，与此同时，某些品质“天生”比其他品质更可取。米佐拉中所有的女性都是金发碧眼;她们的土地虽然位于非洲，但这里只有“雅利安血统”的女性，叙述者向我们保证，她们仍然是“白人”，尽管“由于经常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她们的肤色比我们北方的种族要暗一些”。
小说打开了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可能性
许多早期的女性主义乌托邦都被定义为一种梦想，不得不在沮丧和绝望中蓬勃发展。但《时间边缘上的女人》
（ 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
却被视为是对未来事物的一种可能的暗示，通过废除性别暴政，允许每个人都练习适合他们的性别行为，玛吉·皮耶西
（Marge Piercy）
看到了真正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并不像没有男性的世界那样不可实现，或者幻想女性主宰男性的世界，也并非让爱因斯坦在棉花田生活和死亡的社区，在这里没有性骚扰，不会受到侵害和来自父母身份的限制。
当然，未来的乌托邦社会不需要完全照搬皮耶西的模式，《时间边缘上的女人》也并非某种路线图，但这部小说打开了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可能性，让它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愿望。乌苏拉·K·勒金也写了一些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男性和女性享有无可置疑的完全平等。
《时间边缘上的女人》（ 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玛吉·皮耶西（Marge Piercy），福西特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勒金认为，哭的能力，安慰的能力，感同身受而不是诉诸激烈的暴力，这些并不是任何自然或生物意义上的“女性品质”，它们是每个人的品质，女性是这样，男性也是这样。勒金并不希望乌托邦只由女性居住，这将是“无法容忍的”。我们杀了“屋里的天使”，也并不是为了用一个穿防弹衣、戴着墨镜、手持警棍的CIA女警官来代替她。
并不是所有的乌托邦主义者都想要杀死所有的人，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杀死所有的人。即便是那些态度坚决而且激烈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创作者，他们中也没有人真的希望拥有一个没有男人的平等世界，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消极表现，而性别平等的世界，则是可能实现的。这两种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一种是出于愤怒、绝望和对认可的渴望而写的；另一种是出于希望而写的，是出于对可能出现的事物的认真研究。
《使女的故事》剧照。
《时间边缘的女人》中的马塔波伊塞特不是一个梦，而是一个2137年的幻想，这一天的结束发生在6250年。而在非洲一个未被发现的地区，“她乡”就在那里。
当然，大多数乌托邦小说都只是一个梦想，因为乌托邦意味着难以找到地方。通常叙述者会观察现实，然后从现实的空白处溜走，切入一个较小的地方。我们不能想象，有一天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更加阴暗的世界，它可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乌托邦（这是勒金小说《无家可归者》的副标题），或者是一个不断演变，有时甚至令人沮丧的地方，就像是皮耶西的马塔波塞特。
自由主义批评家常常犯一个错误，他们总是沾沾自喜地指出乌托邦在定义上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这是托马斯·莫尔创造的术语，意思是“没有地方”）。通过研究上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我们看到，它们强调性别平等，提醒我们注意性别流动性，以及长期起来被视为是女性专属领域的善良和养育原则。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女性主义”可能并不只是一个梦想，即便它起源于小说。正如玛吉·皮耶西所写的那样，“通过想象我们真正渴望的东西，我们开始去往那里。”
作者：新京报记者何安安
编辑：李永博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