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垃圾分类太麻烦？当代生活的问题，正在于它过于方便
除了就事论事地谈垃圾分类，我们还要思考垃圾分类背后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审视了“环保”对当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垃圾分类背后，是被我们忽视的消费观念，以及太过于方便的当代生活。“过于方便”，可能正是问题所在。
撰文|黄炎宁
最近，中国都市圈的舆论场，“垃圾分类”一定是最火的关键词之一。各种段子组成了一个又一个以垃圾为名的网络狂欢，各种有关垃圾分类的手机小游戏在大家的拇指之间传播，一篇篇10万加网文肯定抑或是否定垃圾分类的意义。
垃圾围城、垃圾焚烧、堆肥、二噁英、微塑料、骨瘦如柴的北极熊、绵延数公里的海洋垃圾带、胃里满是塑料的动物死尸、可回收垃圾高昂的回收成本、强制执行垃圾分类的合理性……从视觉冲击、情感动员、环保科普，到政策和法理解读，国人的神经可能从来没有为垃圾绷得那么紧。
在这个“垃圾”话题已然井喷的当口，我们今天不再就事论事地谈垃圾分类，而是试图从消费生活、社会分层和经济增长模式等角度切入，去思考垃圾分类背后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从自身的个人经历出发，审视“环保”对当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垃圾分类背后，是被我们忽视的消费观念，以及太过于方便的当代生活。“过于方便”，可能正是问题所在。或许你不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但希望这些文字能抛砖引玉、引发公共讨论与思考。
“你是什么垃圾”，
的确是直击灵魂深处的拷问
耐人寻味的是:在21世纪，镜头已经变得无处不在;然而镜头很少对准我们食物的来源和能源的出处，以及我们垃圾的去向……我们活在一种幻象里，感觉我们产生的所有废物——从排泄物、垃圾到有害废弃物——都可以凭空消失，就像我们冲马桶那样轻易。
——奇亚·汤汉（Ziya Tong）
《现实泡沫》（The Reality Bubble）
在各种关于垃圾分类的网络段子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充当志愿者的上海阿姨对前来扔垃圾的年轻人提出的询问：“你
（扔的）
是什么垃圾？”该问句与互联网文化的自嘲精神完美契合，于是它被上升为“直击灵魂深处的拷问。”另一个是按照上海市目前推行的垃圾分类准则该如何处理没喝完的珍珠奶茶。正确的步骤为：先撕下封口的塑料膜，倒出珍珠和其他液体残渣
（归为湿垃圾）
，然后将塑料膜和吸管投入干垃圾桶，最后把塑料杯洗净作为可回收垃圾。这一系列操作让不少人感到麻烦，于是大家开玩笑说，以后在上海连珍珠奶茶都不敢喝了。
可问题是，倒推一下，一杯珍珠奶茶就是这样一步步打包完成的：取塑料杯，加奶茶，加珍珠，加糖，封口，插吸管，套塑料袋……在一定程度上，垃圾分类迫使我们去正视商品的生产和包装过程、物质构成，以及相对应的处理方式，而这正是我们很不习惯去做的一件事。正如奇亚·汤汉所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不去为垃圾的去向担忧，就好像它们可以像冲马桶那样一冲即走，然后永远消失；我们也很少关心我们的食物和消耗的能源是怎么来的。这个时代的座右铭是“活在当下”——不需纠结过去，也不必担心未来，只需享受你现在所拥有的，也许是一杯珍珠奶茶，也许是一份外卖，也许是一部“爱疯”。然而“垃圾分类”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把我们拉回了时间的三维当中，这样说来它的确是直击灵魂深处的拷问。
珍珠奶茶该怎么扔？
记得我从英国完成学业动身回国前夕，曾为处理一批电子垃圾大伤脑筋。英国的垃圾回收政策规定，如废电脑和废手机之类的电子垃圾必须交给居住地所在的地方管委会
(council)
处理，并投入指定的回收中心。而且，还需携带住址证明才能投放电子垃圾。然而，回国前手忙脚乱的我感到还要特地去打印地址证明太过麻烦，而且回收中心离我家也不近。于是，我呼哧呼哧地带着一箱废电脑、扫描仪等电子垃圾来到学校，心想可以交给学校的回收中心。然而，回收中心的工作人员除了询问我“是哪个单位的”，还拒收了我的东西。他们说要交回院系里，到时统一时间上门收走。于是兜兜转转，我最终汗流浃背地把一箱电子垃圾交给了学院的博士生管理秘书。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印象深刻的一次电子垃圾丢弃经历。繁复的过程让我意识到电子产品物质构成的特殊性和有害性，也让我开始倍加珍视每一台当下拥有的电子设备。然而我所经历的麻烦，和开采制造智能手机所需钴矿的非洲童工以及包括中国工人在内的无数手机装配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The Reality Bubble，by Ziya Tong，版本：Allen Lane，2019年5月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毕利格
（Michael Billig）
曾指出，消费主义的愉悦建立在人们对于商品生产过程的集体遗忘之上；令人感到不适的生产过程往往被产品的标价和各种酷炫的产品宣传所遮蔽。在我看来，消费主义的集体遗忘也包括我们对商品成为废品后流向何方的不管不顾。看似繁琐的垃圾分类也许是个开始，它让丢弃不再那么轻易，也就可能让我们意识到每一件商品都是人力和物力活生生的结晶，亦会对我们的物质环境产生实际的影响。鼓励人们反思不计后果的消费方式并减少此类消费，应是垃圾分类政策的最终落脚点。
但问题是，人们有闲工夫思考这些问题吗？
环保的社会分层，
与背后的绿色正义
“老板，我不需要塑料袋，我想更环保些，关心一下地球。”
“哦，你这想法很好呀，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
“我就不这么想。我他妈连饭都吃不饱，还关心什么狗屁地球。”
以上这段对话来自我在英国的一次买菜经历，它指向的是环保行动的社会分层问题。我有奖学金资助，衣食无忧，学业之余也有精力了解全球的气候变化和污染。但对于那些终日为生计奔波的贫困人口而言，环保问题可能显得非常遥远。这并非意味着环保就该远离这些所谓的社会“底层”人群。全球环保运动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绿色正义”
（green justice）
。它的核心命题是：气候变暖、垃圾泛滥等环境问题对于穷人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负面影响要比富人和发达国家大得多，环保因此并不只是个环境问题，也是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
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Thank You For the Rain
（《感谢降雨》）
的纪录片，主人公Kisilu是一位肯尼亚的农民。他目睹自己的村庄因全球气候变化而遭遇连年的干旱和土地荒漠化，村民为了生计只得砍伐更多的树木，或是进城打工，造成当地环境的恶性循环。Kisilu决心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他不仅发动村民停止伐树并尝试进行生态种植，更成了一名二氧化碳减排的行动主义者，在巴黎气候会议这样的国际场合诉说肯尼亚农民的生活经历。这个故事一方面体现了所谓穷人的环保意识绝非没有觉醒的可能；另一方面，它引发我们思考一个围绕环境问题开展的、更加开放的对话平台该如何实现。
Thank You For the Rain（《感谢降雨》）纪录片。
在中国语境下，政策制定和执行者除了推广环保理念之外，更需调研来自不同阶层、职业和地区的人们如何参与或是拒绝参与环保行动，了解他们各自面临的生活困难，而非一刀切地对垃圾分类、燃烧秸秆等问题进行罚款。在这一点上，澎湃新闻的“市政厅”栏目与上海市浦东新区社区服务中心共同发起的“复杂社区——垃圾分类实践”沙龙既是一次可贵的尝试，也存在改进的空间。据报道，此次沙龙的参与者包括澎湃新闻的编辑、其他媒体人、高校教师和博士生、非盈利组织工作人员、居委会和社区中心主任、中学教师，还有普通居民。尽管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社会各界和政策执行者进行对话的平台，但它还是缺乏更广泛的群众参与。比如环卫工人和小区的垃圾分拣员，他们对垃圾分类的第一手经验体会让我们更直接地了解目前实践垃圾分类的成效和社会参与度。还有饭馆经营者及外卖骑手，当政府逐步推行对塑料餐具和包装的管控，他们和顾客之间又会产生哪些纠纷或理解？了解来自垃圾分类第一线的生活体验和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许比大学教授抽象地谈垃圾分类更有现实意义。
美国人类学家罗宾·内葛在《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一书中写道：“如果你幸运，你可以一辈子不需要呼叫警察，你可以一辈子不呼叫消防员，但是你每一天都需要环卫工。”当“垃圾”这个中国主流社会曾避而不谈的字眼如今公然进入媒体和舆论的视野，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可以让城市居民看见那些他们熟视无睹却又赖以生存的“底层”人群。
《捡垃圾的人类学家：纽约清洁工纪实》，作者:[美]罗宾·内葛，译者:张弼衎，版本：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
从环卫工、快递和外卖骑手到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这些都市“隐形人”的想法和命运都是我国若要全面推行各项环保措施不可能绕过的考量要素。
同样需要引起更多关注和讨论的是各地区在环境问题上不平等的可见度。当北京的空气污染和难得一见的“北京蓝”成为中国环境问题多年来的重要意象，近邻河北及其他省份的长期污染却很难引起媒体和舆论的持续关注。十几年前广州、厦门等大城市由白领组织的反垃圾焚烧厂和PX化工厂抗议，虽然体现了市民和市政府间良性的博弈和协商，但我们也需要拷问，这类被大城市拒绝的化工厂和焚烧厂最终在哪里选址？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居民是否会成为发达地区环保举措的牺牲品？
回归社群，
超越“单向度的人”
绿色正义也和经济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巴黎气候协定》的制定过程中，与会代表为各个国家的碳排放限额争得不可开交。发达国家把二氧化碳超标的矛头指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但也有西方的有识之士反思，英美等国既然已完成了工业化，也就完成了对地球“必要的污染”
（这些污染如今依然持续影响着地球）
，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二氧化碳减排的义务。
这样的反思也适用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目前的人均碳排放量虽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但早已位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远超巴西和印度。中国部分城市地区的发展程度已经可比肩甚至超过西方，城市居民享受着极为便利和高能耗的生活，浸淫于私家车、外卖、网购和各种电子产品构成的美丽新世界中。相应地，我们也有义务充当环保行动的急先锋。
我数次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呼吁，为了控制垃圾的产生，减少网购、外卖和电子产品的更新频率。一些学经济的朋友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担心消费欲下降会令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还有人指出，如果大家的消费越来越少，到头来失业的将是电子产品生产线上的工人还有外卖和快递小哥等等。我承认这些都是切合实际的思考，但也想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虽看似文化昌明，但却压制了人们的否定和批判性思维，使得我们不再想象或追求与既有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过去三十多年，GDP高速增长一直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与此照应，追求更加快捷和便利的生活似乎早已成为单向度的国民追求。为了地球和子孙的未来，我们是否该适当地放缓经济发展的脚步，去思考一味地求新求快正付出怎样的环境代价？
《单向度的人》，作者:[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译者:刘继，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3月
当下推行垃圾分类的一大难度就在于人们花了不少力气去做这件事，但获得的好处是社会公益性的，暂且看不见也享受不到。这样不相称的投入与回报令许多习惯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人感到陌生。环保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市场的。比如，雇人刷碗的成本要比使用一次性餐具大得多，因此许多餐饮经营者都选择了后者。对环境这样的公共利益而言，市场调控多数时候是失灵的。因此，环保一方面毋庸置疑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另一方面，关于减少消费和抵制消费主义的讨论，哪怕理论上可能造成失业等社会问题，但把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和我们个体的欲望联系起来，这是打破“单向度的人”必需具备的舆论基础。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政府执行更为严格的限塑令才不致招来人们“这也太不方便了”的拒斥和不解。我们太需要反思自己的“方便”会给他人和整个社会带来怎样的“不便”。“舍小家为大家”的口号何时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
东方卫视《双城记》栏目的垃圾分类特辑中有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台北市民手拎垃圾袋站在街边，互道家常，等待前来收集各类垃圾的车辆，然后秩序井然地丢完垃圾离开。垃圾分类是否也可能重塑大陆人民的社区参与理念，令我们回归社群和集体？它可否促使更多的人反思自己的消费生活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许这些问题只是一个左派环保青年一厢情愿的幻想。也许，不是……
作者：黄炎宁
编辑：徐悦东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