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预防性侵害，不该止于性侵黑名单
岩松
就在这一周，很多人都在关注上市公司前老总性侵9岁幼女事件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注意就在本周，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已满一个月了。这个系统录入了近年来广州市发生的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相关信息，其中自然包括性侵类犯罪已决案件的信息。这个信息库与教育局对接，经过交叉比对，一万七千多名教职员工没有发现有前科人员。而且以后再有学校的新员工招聘，不管是老师还是保安，都要先过一遍这个信息库才能入职。最高检曾经要求到2022年要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全国信息库，广州的这一步是个巨大的进步。《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保护未成年人，要有防火墙。
性侵防火墙
本周，广州市检察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据库”正式上线一个月，收录了广州市近三年性侵类、拐卖类等犯罪已决案件的信息，500多名有前科的人员被列入“黑名单”，无法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职业。目前，信息库仅限于教育局等部门对接，不对外公开。
覆盖学校系统，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广州为例，近三年里发生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也有不少发生在校外培训班。2017年时，某英语培训中心的老师王某在课余时间，以“玩游戏”为由，先后5次猥亵九岁男童；另一个苟某某则是小学围棋兴趣班老师，他在一年里对五名儿童实施了猥亵行为。这些培训机构人员流动性大，师资来源复杂，如果不能尽快纳入信息库，会给防火墙留下巨大漏洞。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学东：在2016年、2017年研究分析侵害未成年人数据的时候，我们发现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占到了32.7%，应该说这个比例是比不小的。其中作案的人员，幼儿园、学校的这些老师，包括一些员工、保安，当然也包括一些校外的这种，教辅机构一些工作人员。
7月4日本周四，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林批准逮捕，这位刘某林2006年在遵义任小学校长时，就曾因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出狱后他来到贵阳，又成了这所国际学校的老师，直至猥亵学生再次事发。这也是校园防火墙面临的问题：信息库尚未联网，异地逃窜后很容易“洗白”，脱离监管。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荣丽：我觉得如果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考虑，那么应该把检察院的数据库和公安掌握的数据，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司法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都可以方便查询的数据库，只要有这种前科劣迹，受过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罚的，都不能够再继续从事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这样一些工作。
岩松
在本周人们关注的上市公司老总性侵幼女案件当中，一个链条格外的让人敏感，那就是女性周某某，以带孩子们去上海玩迪士尼为由，带着9岁和12岁的两个女童到了上海，9岁的女童成了最终的受害者。回头看孩子们和这个周阿姨自然是熟人关系。其实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过一份相关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里总结了一些问题，比如熟人作案的比例一直很高，一般会占到案件总数的60%以上，个别年份会接近90%。因为人们潜意识中会把熟人定义为可以信任的，孩子更是如此。为此最高检在去年10月份向教育部发出的1号检察建议，针对的就是熟人中与孩子接触最为密切的教师员工队伍管理的问题，半年多过去，这份建议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一号检察建议”再拓展
法制进校园，这是上海闵行区检察院已经坚持了几年的一项工作，检察官们会不定期与学校方面沟通，选择社会热点案件为孩子们进行普法讲座。但防性侵法制教育一直是很少出现在校园中，因为学校有顾虑，家长不重视，孩子很羞涩。针对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去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了“一号检察建议”。
上海市闵行区第七监察部检察官吴翎翎：最高检的一号检察建议，对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防性侵害这一块的意识提升非常明显。有一些学校会提到一号检察建议，包括怎么样去建立教师的品德监督监管的制度，怎么样去监督一些老师的品行，有的学校会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
2017年，闵行区检察院与9个部门达成一致，涉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或犯罪人员，不得进入相关行业，如果审查不严出现疏漏，行业主管部门将被追责。而在这一行业禁止制度的经验积累下，2019年4月，上海正式推出了覆盖全市的行业禁止制度。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荣丽：一号检察建议虽然是发给教育部的，但是对儿童的这种伤害行为，实际上在很多的地方都可能发生，所以上海的做法，应该说是在执行“一号检查建议”方面力度是非常大的，它不仅限于教育系统，而且扩展到其它领域，这是对儿童的一种更完善的保护。
目前，上海各部门正在结合工作实际，对相对应的行业禁止细则进行落实。而在全国范围内，限制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也是最高检五年改革规划中的重要内容。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用法律和制度规则，将他们与孩子隔离开来的做法，正在向全国铺开。
岩松
对于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全社会的防范，自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依然会有这类的案子发生。那么，犯罪者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因为相当大比例都不是死刑，最终回到社会，怎样不让他们成为再次的犯罪者？类似职业限制等举措就显得非常必要。韩国的电影《素媛》，就是以真实性侵儿童事件改编的。而犯人原型将于明年释放，几十万的韩国民众无数次请愿禁止释放这个不思悔改极容易再次犯罪的罪人。这样的担心在提醒着我们什么？我们如何迈出更大的步子，在监狱外也能为孩子们搭建起安全的墙？
中国版“梅根法案”
本周，新城控股前董事长王某某猥亵未成年女童案引爆舆论。受害女童被其母亲所谓的熟人“朋友”周某某以游玩为由跨省带至王某某身边实施侵害。今年三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媒体报道的317起儿童性侵案例中，熟人作案210起，占比高达66.25%。在广州等地力推性侵黑名单之外的广阔社会空间中，有着隐秘而高发的熟人作案。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丽荣：我们所谓的熟人，都是我们非常信任的，对他不设防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对公众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摧残，这也是为什么上海事件出现之后，民意沸腾，舆情哗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在人际关系方面一直坚持的一些底线，让大家觉得，还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我可以信任，还有什么人我可以信任？
张荣丽介绍，熟人类别多，邻居也是其一。1994年，美国一名叫梅根的小女孩被有性侵女童前科的男子性侵致死，而这名男子正是梅根家的邻居。梅根妈妈曾说，如果女儿知道侵害人案底，就会有所防备，也许女儿现在仍活着。目前，我国广州等地的性侵黑名单还只是供相关部门内部使用的有限查询系统，不对公民个体公开，这便是梅根及其家人当年面临的致命困境。
梅根的消逝所暴露出的加害者监管问题换来美国著名的“梅根法案”，该法案规定将正式建档的性犯罪案件资料放到网上以便公众读取和警示公众。而在我国内地，最早探索该公开方式的是浙江慈溪。张荣丽介绍，慈溪曾于2016年试图将人员信息挂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这种更为激进的方式引人赞誉也引来对加害者隐私泄露的争议。张荣丽等专家受邀参与该议题论证，慈溪最终于2017年决定将加害者信息以接近梅根法案的方式，只公布于政府门户网站，但遗憾的是公众只能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期间查询。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丽荣：有一部分人实际上是由于特殊的心理，造成这种犯罪，而这种特殊心理其实是很难被改变的。因此就造成这种犯罪它的再犯率是比较高的。在近期的会议上我了解到这样的信息，就是一个性侵儿童的罪犯他刑满释放了，正好他刑满释放的地方，建立了对性犯罪人员的一个公开的机制，于是乎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没有建立这样核查机制和信息公开的地方，他又从事了性侵儿童的这样一种犯罪行为。
现实中，大部分加害者终将回归社会，但哪怕再小比例的再犯案，也会造成不可逆伤害。张荣丽建议慈溪人员信息公开经验应尽快在全国铺开，国外带电子脚镣、化学阉割等惩戒措施也可成为预防手段，同时一个重点加强性侵未成年犯罪预防、加害人刑中矫治和刑后管理措施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防治法”专项立法工作也应尽快启动。
岩松
性侵儿童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便在监狱里，在犯人中间，猥亵和强奸幼女的罪犯都是号里最被歧视的人。由此可以想见，上市公司老总性侵幼女的事件，在人群中所激发的愤怒。也正如此，中国的法律也一定会在严肃地调查之后给予犯罪者以严惩。但有时，当我们把目光投放到司法系统的时候，往往已经有些晚了，如何在事前和事后都建立起更加有效的机制，让孩子们拥有更大的安全，这才是愤怒的同时必须加快补上的短板。
节目制作|张大鹏王志坚王乐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