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江弱水&刘佳林：传记写作何以成为一种艺术？
传记写作何以成为一门艺术？作家的传记为何比小说家写小说更难写？现代的传记写作与古代的传记写作有什么样的不同？7月3日，在“创造作家传记的伟大传统：回望《纳博科夫传》”讲座上，江弱水、刘佳林和魏东与我们聊了聊传记写作的问题。
“传记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传记家在写一个传主的传记时，他和一位艺术家在创作其艺术作品一样，本质没有区别。所以，一部优秀的传记作品，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一首优秀的诗，它们的价值是一样的。而且传记家写传记与小说家写小说相比，他们有更大的难度。”刘佳林说。传记写作何以成为一门艺术？作家的传记为何比小说家写小说更难写？现代的传记写作与古代的传记写作有什么样的不同？
7月3日，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纳博科夫传》的译者、上海交通大学传记研究中心主任刘佳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主编魏东，在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内，举办了一场“创造作家传记的伟大传统：回望《纳博科夫传》”的讲座，从《纳博科夫传》谈起，与大家聊了聊传记写作这门艺术。
《纳博科夫传》，作者：[新西兰]布赖恩·博伊德，译者：刘佳林，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纳博科夫传》为何出彩？
江弱水对《纳博科夫传》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假设要我写某一个作家的评论，我会尽量地用与作家相似一点的文风来写。”纳博科夫是一个对文辞非常讲究和挑剔的人，他几乎是用放大镜来对待文本中的每一个词的。而“博伊德这本书的文笔足够好，对得起纳博科夫。”
其次，纳博科夫本人的生活就足够精彩。他经历过两次流亡，在剑桥读过书，在斯坦福和康奈尔教过书，他的《洛丽塔》又闹出了那么大的风波。他的生命历程从俄国到德国、英国、美国，然后又回到欧洲，有一个广阔的空间。其生涯曲折，反差很大，其本身就有许多花絮。
刘佳林赞同江弱水对《纳博科夫传》的评价。为什么在纳博科夫的传记当中，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是独一无二的？其实，在纳博科夫在世的时候，就有一个传记作家给他写传记。纳博科夫与这个传记家在打交道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折磨，最终促成他写了一部新小说。这说明纳博科夫与传记家的关系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传记界有一种说法，如果你要写一部好的传记，最好是你能够与传主经常在一起吃饭。在纳博科夫在世时给他写传的传记家叫安德鲁·费尔德，他有机会和纳博科夫一起吃饭。纳博科夫与费尔德交往时，不断地为费尔德提供各种传记素材。所以，费尔德有着种种便利，应该能让他写一部非常优秀的传记作品。但事实上，最后优秀的《纳博科夫传》是由博伊德这位没有与纳博科夫本人吃过饭的传记家写出来的。
纳博科夫
那费尔德为什么没有写出一部优秀的传记作品呢？根据《纳博科夫传》所提供的材料，和刘佳林与博伊德本人交往时得到的信息，这首先是因为费尔德在解读纳博科夫的作品时，会自己用一些概念去解读纳博科夫。比如，他会牵强附会地写，纳博科夫在写给母亲的信中称他的母亲为“洛丽塔”，然后用典型的弗洛伊德理论来对纳博科夫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关联，这说明他并不能真实地看待传主。
而博伊德在与纳博科夫交往的过程中并不相信传主提供的材料，反而相信自己的想象，他认为传主提供的材料会限制他的想象力，费尔德从一开始就错了。
其次，费尔德关于纳博科夫的作品《纳博科夫的生平与艺术》一书当中充满了知识性的错误。比如他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登基时间是1868年，这整整将沙皇登基的时间推迟了十三年。
费尔德谈到了纳博科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生活时很艰辛，这是因为在二十年代初德国就开始了通货膨胀。费尔德错误地认为，德国经济的萧条与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在同一时间。而博伊德则避免犯下这样的错误。
那我们该怎么去看博伊德的传记观念呢？纳博科夫本人写过一部非常优秀的自传《说吧，记忆》。博伊德对《说吧，记忆》有很高的评价。在《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里，博伊德专门有一章谈《说吧，记忆》。他说，没有人像纳博科夫那样，在回忆自己光辉童年时，如此地充满激情，能够如此地准确。
这两句话就说明博伊德认为“我要写一个传主时，我要对传主的生活充满激情，同时我写传主时要让传主各个生平的细节尽可能地准确”。如果我们带着这两点，和他对费尔德的批判来看待《纳博科夫传》的话，《纳博科夫传》对纳博科夫生平的记录非常详尽。博伊德确实是花了过人的努力将纳博科夫的生平，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出来的，所以这部传记确实非常了不起。
传记写作何以成为一种艺术？
刘佳林认为，传记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很传统的写作门类，像《史记》里的本纪、世家、列传都属于传记，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古代传记作品。
但尽管我们有着这么优秀的经典传记作品，传记门类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可是坦率地说，我们对传记这个门类的认识还不足”。我们在读文学时，我们会将很多作家传记看作是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的一个辅助性的阅读材料。
我们不会在传记这个门类本身上多作停留，当然，这样的认识从理解文学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我们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还认识到传记门类自身的独特价值，那我们的收获将是双倍的。
1978年，美国的一位叫利昂·艾德尔的传记家，在写了《亨利·詹姆斯传》后就彻底地迷上传记这个门类，并在夏威夷大学成立了传记研究中心，并创办了《传记》这份直到今天仍是国际顶级的杂志。利昂·艾德尔在1978年发表了《传记宣言》。他说，诗人就是他的诗，小说家就是他的小说，戏剧家就是他的戏剧，那历史学家是他的历史著作，而传记家是他的传记。
传记家是按照艺术家的标准来写传记，那传记家就是他的传记。刘佳林说，“我相信各位一定非常能够理解艾德尔说这番话的意思，他想要说的一点就是，传记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传记家在写一个传主的传记时，他和一位艺术家在创作其艺术作品一样，本质没有区别。所以一部优秀的传记作品，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一首优秀的诗，它们的价值是一样的。而且传记家写传记与小说家写小说相比，他们有更大的难度。”
这个难度在哪里？小说家在写小说时，可以以一个全知的视角来控制他笔下所有人，但传记家不能。所以，传记写作是一门艺术，但又面对着小说家所不会面对的种种限制，因此写传记就更难。
刘佳林认为，博伊德是非常同意艾德尔对传记家的这些描述的。尽管博伊德教授在谈起他的这一部《纳博科夫传》时，认为他是纳博科夫的研究专家，而不是一个标准的传记家。而他认为的优秀传记作品应该像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和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等。
《约翰生传》，作者：詹姆斯·鲍斯威尔，译者：蔡田明，版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年7月
“博伊德教授很谦虚，但我在看他的《纳博科夫传》时，坦率而言，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传记作品。博伊德教授刚才说他的传记还不是那种标准的优秀的传记，他是从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的角度来讲传记本身的。”但是传记有很多门类，尤其是作家的传记。刘佳林认为，优秀的传记是写传主的，但作家的传记要在写出一个人的生平历史的同时，还要写出这个人成为作家的历史，同时他还要写出，他的生平是怎样与他的作品形成某种互动关系的。而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博伊德做得非常优秀。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作者约瑟夫·弗兰克说，一位伟大作家的读者，总也想去了解伟大作家本人。所以，一本好的作家传记，要把一位作家的生活转化为艺术的过程写出来。传记家要把这个过程写出来，对作家的生活经验进行组织和建构，还不能违反真实的历史，这样才能真正地写出这种“神秘的突变”。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最后怎么变成了一个艺术作品？这个过程是一种神秘的突变。”所以作家的传记更加难写。而博伊德在写《纳博科夫传》时，他确实在努力地把握纳博科夫的生活，是怎样经过“神秘的突变”，最后变成一部又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博伊德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纳博科夫的生平故事、生活经验，然后一步步地变成了其文学作品的例子。
比如，纳博科夫有一次在学校吃饭，可能由于食物中毒，他开始剧烈地腹痛，之后上吐下泻，艰难地回到家，也没有没办法接电话。最后，他很艰难地抓到了电话，打电话给他朋友，让他朋友把他送到医院，这个过程被博伊德很详细地写了下来。
纳博科夫
我们能在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当中读到纳博科夫的这个经历。在作品中，凶手在去刺杀时，他突然腹泻了。纳博科夫将腹泻的体验最后给到他笔下的人物，像这样的例子在《纳博科夫传》中不胜枚举。
刘佳林认为，博伊德似乎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向读者展示了纳博科夫的想象力是怎样将他生活当中的个人经验或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无意中获得的片断，经过一种艺术的想象，最终锻造成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过程。
现代的传记和传统的传记有什么区别？
江弱水赞同刘佳林的看法。中国过去的传记写作特别发达，“因为我们的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从《史记》开始，《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刺客列传》等，都是传记，后来还有《儒林传》、《文苑传》等等。”但我们现在讲的是现代传记。现代传记与过去的传记有什么区别呢？
江弱水认为，从源头来看，现代传记发源于英国，迄今正好一百年。1921年，里敦·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大概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现代传记。他在早几年还写过《维多利亚朝名人传》，但不像《维多利亚女王传》是一个人的传记。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里的一员，斯特莱切的文笔很好，这本传记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他的文字经常是话里有话，特别能够满足英国读者的好奇心。
《维多利亚女王传》，作者：[英]里敦·斯特莱切，译者：卞之琳，版本：商务印书社 2005年3月
为什么现代传记在英美特别发达？江弱水认为，英国人似乎有一种八卦的天性。就像英国的小报一样，全民都有一种窥视心理，喜欢议论别人，而像法国、德国相对来说严肃一些。
在这些现代传记当中，作家的传记特别好卖，原因恐怕在于作家的生活一般来说都特别丰富，罗曼蒂克的事情很多。同时，作家的现实人生与他的作品之间，形成了某种要求互相印证的关系。我们在读他或者她的诗或者小说时，经常会想到作家本人的所作所为。所以作家传记的人与文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一个很值得探究的引力场。
但写传记并不像写一篇记叙文那么简单。传记作者首先必须是在那个领域内对传主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他需要尽可能把这个人所有的著作网罗起来，包括作品、回忆录、书信、日记、访谈等，建立起一个巨大的资料库。这也就是说，传记家要用一种竭泽而渔的方式占有资料，然后用专业的眼光去分析资料、辨别资料，最后是剪裁和安排资料。因此，现代传记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
它的科学性意味着资料要真实无误，它的艺术性意味着传记家要对所有资料进行灵敏而高妙的解读、取舍、剪裁、安排。这也是现代传记与古代的小传的区别。“中国提倡现代传记写作的朱东润，早年在英国留过学，回来以后一直关注英国的文学。他痛感中国的人物传记，包括文学家传记的观念很落伍，所以亲自动手写了如《张居正大传》、《陆游传》等传记。我前一阵还读了他的《元好问传》。”
总而言之，现代传记是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再用相当于小说家安排人物命运一样的艺术技巧，对传主的一生进行精巧的剪辑的艺术。现代传记往往记录传主一个人一辈子的方方面面，读起来特别解渴，过瘾。如果读者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读这个人的传记就能最大程度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也是现代传记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整理：新京报记者徐悦东
编辑：杨司奇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