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摔跤吧！爸爸》主演退出影坛：为何改变比想象中更难？
最近，曾经主演印度大热电影《摔跤吧！爸爸》《超级巨星》的18岁女演员Zaira Wasim宣布退出影坛。据BBC报道，她认为拍戏让她渐渐地远离了信仰，为此焦虑、紧张，无法忍受与信仰的关系因为拍戏受到威胁。
撰文|新京报记者罗东
这则消息在网上引起一声声叹息。很遗憾，电影里那些让人沸腾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终究没发生。
《摔跤吧！爸爸》（Dangal 2017）画面。
借用鲍勃·迪伦在《答案在风中飘荡》中的句式，一个人要被多少剧情打动，才能像他们那样从心所欲？我们无法去评说Zaira Wasim何所欲。一为人，就身不由己。
每个人都在希望突破一些东西，可能是一种性别观念、与父母的关系，也可能是改善生活、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然而，这一过程并非顺利。如果无法突破，改变失败，你一般倾向于认为是个人不努力、缺乏勇气，还是受社会环境影响？你会认为后一个归因比前者更“深刻”吗？
改变失败是常态。可能偶尔会晃动一下，遭遇质疑、痛苦，接着往回退，接受并不断去适应那个让他们以为最稳定的状态。我们今天就谈谈这一种无奈之举，不是关于为什么不能改变成功，而是我们明明都相信“我们”与环境、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在相互影响，前者能影响后者，以为好像能改变，为什么却很难。
一
“从心所欲”或“身不由己”
不是问题的问题
1910年，英国伦敦因为一场叫“社会进步之前景”的学术研讨会聚集了一批欧洲思想家。与会者包括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Émile Durkheim）
和德国社会学家韦伯
（Max Weber）
。在研讨会前夕，涂尔干离奇失踪。韦伯挥手打过他一拳。
韦伯受过精神创伤，也没从中恢复过来，但他那一拳不是精神创伤使然，而可能另有原因：他与涂尔干的观点主张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他是否就在冲动之下“大打出手”？
《涂尔干死了！》，作者：（美）阿瑟·伯格，译者:曹雷雨，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9月
阿瑟·伯格擅长创造情节去再现历史上的学者和思想，并试图借此手法，让读者入门一个学科或一种流派。
实际上，这只是一段虚构的故事。它来自美国作家阿瑟·伯格的小说《涂尔干死了！》
（Durkheim is Dead!）
。那么，涂尔干和韦伯到底在思想上存在怎样的分歧，以至于会在后人的小说中被安排一出打戏，甚至在前半部分被刻意渲染成一桩“谋杀”
（只是涂尔干在做试验）
？
他们的分歧主要不是别的，而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行动与“社会”的结构，两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结构塑造并限制行为，还是行为可以影响结构？
涂尔干认为社会结构外在于个体，是强制的，影响也无所不在。每个人的选择和观念都必然受此影响，无处可逃，一为人，就“身不由己”。韦伯则更强调人的行动，那是一连串有意识的、有选择的行动，且可能实现“从心所欲”。他并不是说一个人就可以脱离于束缚——“理性”反而被他比喻成一道枷锁——而是说，从心所欲的是目的和实现手段，而这“目的”既可能是理性计算后的，也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或观念向往。
洒脱的屏幕形象“济公”。电视剧《济公》（1985）剧照。
我们今天大概会诧异，那只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何须大费周折地讨论且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尤其是接受辩证法后，会举一反三地以为，“我”与环境、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两者不就是相互影响的吗？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相互影响，就不可能在希望“从心所欲”“率性而为”的同时也感慨“身不由己”，也不可能产生这些彼此矛盾的词语，即便产生，也会由于没人用而被淘汰。
一辈一辈地憧憬“从心所欲”，却也“身不由己”。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很少有人会单一地认为“人”影响“社会”，也很少有人会单一地认为“社会”影响“人”。即便坚决如涂尔干，他在承认无所不在的“社会”的过程中说“人只有承受，才能活着”
（受社会影响）
，也要说“生命必将获胜”
（影响社会）
。何况，到20世纪下半叶，社会思想不断转向，希望打破两者的二元隔阂，承认它们在相互影响或建构。数不尽的学者和论文都参与了这一过程。他们思考大半生，论辩大半生，好像只是回到我们每个人都深信不疑的常识。
这当然是一个误解。原因很简单，吸引他们的，是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问题提出的问题，比如“人”如何才能影响或如何被“社会”影响，哪部分被影响，在什么样条件下会影响。时至今日，“人”的行动与“社会”的结构，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可证伪的问题。模棱两可地认为两者相互影响通常是最终结局。
然而回到现实生活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一旦知道一个人无法突破或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我们会如何去理解他们无法改变的“宿命”？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识论述上一番，然而无论如何回答，不是偏向个人就是偏向社会结构寻求失败之源。即便两边都占，也会有侧重。
美国电影《冒牌老爸》（Big Daddy 1999）画面。
一个男子四肢健全却穷困潦倒。偏向个人的观点会认为男子懒，不求上进，“即便是扫大街、捡垃圾也能养活自己”；偏向社会结构的观点会认为社会缺乏一个公平的、流动的财富分配机制，每个人的生活机遇是不平等的。
一个女子执着于“作为媳妇的角色”，快速结婚并冒着生命风险也要给所嫁家庭生下一儿子以完成开枝散叶的使命。偏向个人的观点会认为女子懦弱，活得失去了自己，有此结局纯属咎由自取；偏向社会结构的观点会认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地区的性别偏见是一种符号暴力，迫使女性失去想象和憧憬的能力。
不管两者如何不同，实际上它们都认为改变一个人的境遇是可能的，“社会”的结构是能被个体的行动影响的、也是能被改变的。
偏向个人的观点相信成败取决于个人，男子努力就可能改善生活、女子再勇敢一些就有可能改变结局。而偏向社会结构的观点经常被认为比前者视野更广阔。言下之意，它指的是能将个人的境遇与历史和社会联系起来，由此去理解一个人何以至此，并将希望寄托于更多人也具备这样广阔的视野，然后去推动那个坚硬的“结构”发生改变。
然而，不是每个亲身经历者都能突破个人或社会结构的局限实现飞跃。他们可能偶尔会晃动一下，遭遇质疑、痛苦，接着返回常态，接受并不断去适应那个让他们以为最稳定的状态。这一无奈之举与局外人的建言是相反的，也与“人”之行动与“社会”之结构会相互影响的说法好像也相悖。难道说，它们是错的？
二
“换个活法”或“看不见的人”
改变为什么难？
从个人或社会结构找原因，实际上并不必然意味着谁比谁更高明，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谁比谁把社会看得更透彻。问题在于，在什么样条件下，人们更愿意将改变的失败归因于个人或相反。
如今被诟病的“心灵鸡汤”，就是一种悬置社会结构而只讲个人原因的典型思维。在20世纪80年代，它的鼻祖坎菲尔德
（Jack Canfield）
拖着债务艰难地过日子，依靠在墙上画下的万元美钞而对未来保持希望，最终坚持下来渡过难关。他欣喜若狂，看到内心的力量，决定去收集同类的故事，因想起奶奶熬鸡汤“治百病”，便取名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即安抚心灵的鸡汤。“心灵鸡汤”随后在各地畅销。
“心灵鸡汤”鼻祖杰克·坎菲尔德的《心灵鸡汤》系列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据网络不完全统计，该系列在全球销量过亿。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在美国，产业转移还没大规模出现，市场经济制度即将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取得胜利。而二战后针对阶级、现代性、性别、理性、启蒙和科学主义的反思行动被普遍制度化。对个人不快乐、失败和孤独的归因偏向个人。而在中国，经济刚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社会文化的空间也破土而出，渐渐生长。
如果绝大多数人的财富在增长，即便增长速度因为每个人的技能和努力程度不同而不同，只要差别不大，更受欢迎的观点往往也是将贫困潦倒归因于个人，而那些固守社会结构因素的很可能被认为矫枉过正，只是一种什么都怪罪于社会的“社会有害论”。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地方的文化观念处于高度开放的阶段，没有谁居于统领地位，不同观念虽然竞争却兼容并包，更受欢迎的说法可能就是认为“草率为人妻”属于咎由自取。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换个活法，就可能迎来一片新天地。而它需要人们从身边感受到社会结构是流动的、开放的、公平的，有成功实现改变的例子并在他们眼中是可靠真实的；如果感受不到，就可能怀疑只讲个人是否可靠，反而感受到改变之难。再执着于只讲个人可能会被认为“不够深刻”。
而将“改变的失败”归因于社会结构，假设了“人”的行动和“社会”的结构在相互影响。就像前面说的，很少有人相信只是前者影响后者，或后者影响前者，那会被视为一种偏激或极端。那么，它理所当然地让我们相信，“人”是可以通过观念和行动去突破、去改变社会结构的。“人”终究是胜利者。
然而，它的“行动”事实上来自“人们”，而不是“个人”。这是一个误会。它让我们误以为每个自己都是了不起的，可以突破一切、改变一切。要是它不让我们相信具备这能力，我们或许就不会相信“人”的行动和“社会”的结构会相互影响。
十几年前，有一篇叫《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网文引发互联网共鸣。作者从小地方来，过五关斩六将，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勉强扎根，之后才获得大城市孩子生来就得到的生活方式。在其后，另有一篇网文叫《我奋斗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为什么需要奋斗18年，甚至即便奋斗18年也不能？他们找原因，认为最大的、最隐蔽的差距不是那些经常被讨论的物质差距，而是观念的差距。
他们缺乏投资理财的概念，缺乏冒险的勇气。他们就像父母辈望着水稻麦子一样地看着工资的累积，一点一滴，并在其中获得成就感，而任何一笔冒险都让他们有罪恶感。他们没有能力承担风险，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恐惧的。即便渴望调整关于财富的观念，要迈出那一步也是困难的，他们难以摆脱从小就接受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也不可能不顾父母的看病养老需求。一旦失败，那不是跌倒再来，那可能是一无所有。
《乡下人的悲歌》，作者：（美）J.D.万斯，译者：刘晓同庄逸抒，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4月
美国一位叫J.D.万斯的作者在其《乡下人的悲歌》
（Hillbilly Elegy）
也讲述过一个同题故事。他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跨越家族的阶层，进入中产，按理说已经实现部分改变。但是，在他身后留下的那个阶层，沉醉于药物滥用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将他往这里拉。母亲于他是那么重要，而母亲的金钱要求和精神折磨又使他陷入同事所没有的困境。
他们属于半个幸运者。他们改变了家族的方向，与父母辈相比，已经实现向上流动。而即便如此，任何一个偶然事件也可能将他们往下拉。在他们身后，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庞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也有让他们百感交集的老家，那里藏着一个网络结构，改变不了的观念，卸不掉的责任重负。
而在婚恋观、在办公室、在宗教信仰等场域，改变的挑战和风险同样存在。挑战意味着改变需要勇气，风险意味着将可能承担可怕的后果，让父母伤心、被同事边缘、受到无端指摘。他们的突围挑战不只是我们所熟知的、宏大的社会结构，身为经受者，他们要处理的既包括这些跨越数级才可能摸得着的部分，也包括触手可及、无往不在的部分。而这部分通常是隐秘的，不为外人道。
他们不是能与结构分庭抗礼的“人们”，他们只是一个一个的“他”“她”，只是偶尔在历史上一些家庭伦理革命中被动员聚集。如今在网上，即便可能有屏幕上陌生的声音给予安慰，关上手机，也只能冷暖自知。能以一己之力去改变的，都了不起。
欢迎在微博关注@罗东时间
一起做更多思考探索～
作者：罗东；
海报：桂雪；
编辑：西西；走走；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