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江苏兴化南宋村的定点观察：“留守”未必“失守”
曾经浩渺的大纵湖，据说是施耐庵《水浒传》中“水泊梁山”的原型，其南北两岸的两个自然村，“宋”均是大姓，北边的为“北宋村”，南边的是“南宋村”。
南宋村共有人口约2100人，其中约960人常年外出打工，约90%的孩子、70%的老人和30%的女人在村中留守。这些年来，我尝试走进他们的生活，努力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探讨“留守”给他们带来的微妙变化。
留守的孩子，如何长大并融入社会，社会各界一直在担心。一些观察者更愿意将留守孩子置身于悲情之中，担忧其成长过程中因亲情缺失导致的心智不全。
诚然，留守的孩子，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内心容易封闭，行为习惯差，需要更多的社会关爱。但老话一直告诉我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我的记录看，我所关注的留守孩子，目前尚无一人偏离正常的成长轨道。戴上“有色眼镜”看他们，多少有点不如人意；平常心看待，他们都是正常孩子；如果让他们的父母来评价，他们和孩子，都不容易。
初识留守的孩子
2013年1月走访中堡中心校时，我记录了两位留守的孩子。
“每次送爸爸妈妈到村口，我都忍不住哭，特别是说最后一声再见时。”12岁的何琪是江苏兴化中堡镇中心校的学生，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每年只有在清明节或春节回家。她从三年级就开始寄宿，每周五回家，家里有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小弟弟。“我经常想爸爸妈妈，就躲在被窝里哭。”
中堡镇中心校当时有642名小学生，其中390名留守儿童。时任校长祭德华说：“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最大的不平衡是家庭教育的不平衡。城里孩子可以有爸爸妈妈陪着看书做作业，在农村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几乎看不到。这种亲情的缺失，很难弥补。”
那一天，我随机选择了一辆校车，跟放学的孩子一起回家。
“虽然家里住的不是楼房，只要能住就行了，我更希望爸爸妈妈回来，不在乎他们赚多少钱。”8岁的林晓雪坐在校车第一排，抱着自己的书包，看着窗外结冰的水面咬着嘴唇说。“他们外出打工是为了我好，但我宁愿他们在我身边。”
林晓雪的父母那些年都在上海打工，每年清明节和春节才回家。南宋村离学校8公里左右，因为才上二年级，她还不能寄宿，每天在老师的护送下坐校车回家。“下半年我上三年级，就要寄宿了。”尽管学校有老师的呵护和同学的陪伴，晓雪并不情愿寄宿，她提出让奶奶在镇里租房子，放学依然能回家，但考虑到奶奶的辛劳，又放弃了。“奶奶也不容易，我都能理解……”轻声细语的，成熟得令人几乎不敢相信她才8岁。
让我印象更深的，是她内心的担忧。“妈妈马上要生小弟弟了。有了小弟弟，妈妈可能就不会喜欢我了。”
车到村头，爷爷奶奶们围聚上来，接走了各家孩子。我并没有下车，因为当时的采访已经结束。
那一年的学校
去往南宋村的路上，校车经过“丁”字路口，那指向“南宋”的路标，让我心生向往。当年年末，我决定再次探访南宋村，和同事在村里呆了5天4夜。
早上6点40分左右，东方逐渐有了鱼肚白，月牙依然脆生生地亮着。冬天的寒意，直往我高高竖起的衣领里钻。街头、巷尾，不断跳出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匆匆赶往村头坐校车。
见我拿着相机拍照，一名八九岁的女孩好奇地问：“你们从哪里来啊？”“南京？为什么从南京到我们南宋来啊？”
为什么到南宋来？女孩的问话，让我仿佛有了穿越感。“我身处南宋吗？”没等我回答，银铃般的笑声已经远去。
当年，中堡中心校有来自南宋村的32名留守学生。
我和六年级学生一起上晚自习，在凛冽的寒风中回到宿舍。他们打水洗脸、洗脚，动作熟练。来自南宋村的赵健是为数不多戴眼镜的孩子，他身材瘦小，穿着厚厚的棉袄，但洗完脚后，穿的还是夏天的凉鞋。
赵健坐在床上，害羞地笑，说自己习惯寄宿生活了，一切都挺好。他之前一直和父母在杭州，四年级下学期才转回中堡镇。但我随口问的一句“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和爸妈留在杭州吧”，让他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第二天从知情的老师那里知道，赵健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所以才把他送回老家读书。老师说，赵健很聪明，学习也认真，只是父母的事让原本就内向的他更不爱说话了。
“比较起来，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更活泼些。”62岁的黄秋英说。她是学校的生活老师，照顾过很多寄宿生。在这所学校，所有任课老师都是代理爸爸、代理妈妈——除了传授文化知识，还要特别关注留守孩子的心理。老师们都说，虽然孩子们看起来比较适应学校生活，但对父母的思念都藏在心底，不能触碰。
阮佩君老师曾给一个五年级寄宿班上音乐课，教孩子唱一首歌——《留守的孩子》。
“那条花格裤，裤腿变短了，奶奶说我的个子，又见长高啦。我考了满分老师夸我了，哦……远方的妈妈，你会知道吗……”“都说妈妈在哪，哪里就是家，可是打工的妈妈，远在天涯。我多么盼望你能早点回家，在妈妈怀里，眼含幸福的泪花。”
阮佩君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特别真实，所以就教孩子们唱。课上还一切正常，但后一堂课的老师一下课就急匆匆过来问：“你教他们唱的什么歌？怎么全班40多名孩子全趴在桌上哭？”阮佩君说，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教这类歌了。
那一年的团聚
恰逢年底，正是团聚的前奏。阴历腊月廿五，在外打工的南宋人回来了一大半，还有一些人在路上。宋子娴的父母，要到年三十才能回来。6岁的宋子娴爱笑，两个浅浅的小酒窝特惹人爱。奶奶帮她扎了个羊角辫，走起路来晃来晃去。
那几天，她几乎天天都在盼着父母回家。别家小朋友的父母都回来后，就不找她玩了，她很寂寞，只能独自在家看动画片。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起身将在幼儿园获得的“好孩子”奖状贴在自己床头，说要给父母一个“惊喜”。
10岁的徐灏成绩一直不太好，父亲徐志勇刚从外地回家，并未责怪太多，因为他知道自己亏欠儿子。“想给儿子买台电脑学习机，希望能对他有帮助吧。”
徐志勇是位厨师，21岁就外出打工了，一直在苏州的各家小饭店换来换去。前几年他和爱人到苏州一个学校食堂打工，两人每月能有6000多元收入。见我来访，他赶紧从里屋拿出“好茶”招待。他说，也曾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可是带出去只能上民工子弟学校。
“如果学习好，会让他一直学下去；如果成绩不好，将来考虑在苏州给他买房，或者就在老家盖房，但他也要出去打工。”徐志勇认为，中国的父母千辛万苦，都是为了孩子，“我们在外打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所有的宝，全押在孩子身上了。”
徐灏平时很调皮，一副“混世小魔王”的样子。父亲回来后，他安静多了。徐志勇认为儿子怕他才这样，我的感觉是，有父亲在身边，孩子多了份安全感，自然就“乖巧”了。
那一年的送别
正月十五是南宋村一年里最热闹的一天，轰轰烈烈的庙会之后，外出打工的人将重踏征程，村庄将重归冷清。因为即将面临离别，这一天，人们都在尽情狂欢，希望抓住欢乐时光的分分秒秒。平时冷清的小街，那天行人如过江之鲫，局部更是人山人海。
35岁的宋友强在镇江工作，过完元宵节就要出门。让宋友强最放不下心的是儿子宋子豪。由于不在自己身边，他无法对儿子的学习提太高要求，“不可能所有孩子都考上大学，但你必须孝顺，在学校人缘要好，能混得开。”“孝顺”和“人缘好”，成了宋友强对儿子的特别要求。
离多聚少，留守的孩子与父母分别，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表现方式。6岁的宋子娴春节期间并没有整天黏着父亲宋世健，因为父亲比较严厉，经常管她。早晨送别时，子娴还笑着甜甜地亲了一下宋世健，可是当宋世健转身离去时，子娴钻进爷爷的怀里号啕大哭。
9岁的林晓雪扎着马尾辫，牵着2岁的弟弟在村头为母亲送行。母亲挥手告别时，弟弟大哭着“要妈妈”，不过奶奶一句“带你去买好吃的”，弟弟就被哄走了；晓雪则咬着下嘴唇，眼泪哗哗地流淌。邻居们一直在安慰她，但晓雪一声不吭，紧盯着母亲的背影，一直等到母亲走远，她才慢慢回家。
12岁的黄雨荷，父母年初六就外出打工了。她没有送别父母，因为“不敢送，送了更难过”。父母走后，黄雨荷在外婆的小卖部里摆了个小摊，借着难得的人气兜售自己用气球泡泡做的工艺品。
与宋子娴等“小小孩”的痛哭相比，林晓雪等“大小孩”的沉默更让人揪心。也许几年后，“长大”的子娴也会这样“习惯”与父母的分别，能够咽下哭声甚至躲避送别，但那种静默，也许更伤心，更伤人。
那一年的暑假
因为惦记，2014年暑假，我再访南宋村。
“全村学龄儿童一百七八十人，留在村里的估计只有二三十号人，绝大多数都到外地打工的父母那边去过暑假了。”村会计余永红说。听此一说，我的心里有点失落，仿佛采访对象一下消失了，内心空空的。
在村里穿行，偶遇宋子豪。13岁的他风一样地从小卖部跑出来，手里拿着即将融化的冰棒。见到我们，他只是大叫一声“啊呀”，又径直跑回家，跑上楼。
原来，他有两个朋友正躲在楼上用无线网玩网游，他是负责出去买冷饮的。爷爷到邻近的沙沟镇打零工去了，奶奶下田忙农活，他成了自由自在的“小狗”。
赵桂泉是南宋村的校外辅导员，他本来打算把留守的孩子召集起来辅导功课，便让宋子豪去召集一下，没料到宋子豪一口回掉了：“没人。我找不到他们。”赵桂泉无奈地摇摇头：“孩子的想法，和大人不一样。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在关心孩子，他们却认为这限制了他们自由。”
父母不在身边，村里的“宋子豪们”是自由的，不仅天宽地广，活动内容也多姿多彩，可以摸鱼摸虾，玩玩石子泥巴，可以满街满院追得小猫小狗乱跳乱叫，任意挥洒他们的汗水。这种自由，足以令城里孩子艳羡。
林晓雪中午刚去中堡镇取父母寄给她和弟弟的包裹。光着屁股、光着脚丫满地走满地爬的林仁旭，正努力抱起一只小狗，体力不足，差点就和小狗滚到一起。见姐姐拆包裹，忙不迭地跑过来，闹着要吃。晓雪打开一罐薯片，弟弟拿过去一边吃一边漏，小狗便摇头摆尾跟在后边“捡漏”。
晓雪的成绩非常优秀，墙壁上贴满了奖状。除了完成暑假作业，她还努力帮爷爷奶奶做家务并照顾弟弟。如果弟弟带得好，奶奶还会奖励晓雪5元钱。“我已经存了20多元，弟弟马上要过生日了，我要到中堡镇给他买个生日蛋糕。”晓雪自豪地说。长姐为母，没人教她，晓雪俨然已是个大姐姐。
第一次采访晓雪时，她对即将出生的弟弟有很强的排斥感。再见她时，她完全没了这种感觉。“以前的暑假，我总觉得很孤独，因为玩伴少了。现在，我有弟弟天天陪着，就不寂寞了。”
他们依然让我感动
菜花落尽结籽，燕子绕梁衔泥。一别已是五年，我突然萌生再访南宋村的冲动。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看望5年后留守孩子各自的生活状态。他们可能已经上了高中，可能已经考上大学，甚至可能已经走上社会。我努力寻找曾经记录的每一个孩子。
在中堡中心校，我顺利地找到了林晓雪和她的弟弟林仁旭，以及曾经像“混世小魔王”一样的徐灏。学校安排他们一起和我座谈。
15岁的徐灏个子1.83米，已经上初三了。“我成绩还是不怎么样，但我喜欢打篮球，是校篮球队的后卫。我准备考体校。”对自己的未来，徐灏并不悲观。他还热情地向我介绍其他孩子。“那个余飞鸿，19岁，当兵了。宋子豪，前年就去了镇江，到他爸爸那边去了。假期还回来一起玩。”
14岁的林晓雪，是初二（1）班的班长，成绩一如既往的好，个子也1.74米了。我从不担心她的成绩，只担心她的家庭。因为3年前，她的父母离婚了。
“能问问你父母的情况吗？”“没事，我没那么传统，也没那么脆弱……”晓雪笑着大大方方地说。
“妈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开心，她离开爸爸，我不反对。现在她挺好的，经常和我们联系，还给我和弟弟买东西。”
“那你爸呢？”
“爸爸在浙江打工，过年才回来。他马上也要成家了……这些我都能承受，我只是担心弟弟，我怕他长大了心里有阴影。”晓雪搂了搂怀里的弟弟。虎头虎脑的林仁旭已经上幼儿园大班了，他只是好奇地看了看姐姐。
“你不怕爸爸结婚后对你有影响？”
“我已经长大了，将来不会和他们一起生活多长时间。我只要把弟弟照顾好就行了……”
林晓雪的回答，让我感动得有点心疼。她不仅能理解父母离婚并各自再婚的选择，还主动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本想安慰她几句，我却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已经改变的道路
听说我到南宋村走访，远在镇江的宋子豪特意在下课后加我微信，并用视频与我通话。视频中，他已然是潮男模样，只是声音仍显稚嫩。
“我就是想离父母近一点。”宋子豪就读于镇江市润州区信息中专，学的是汽修电子。他说，将来还打算到南京金肯职业学院，学汽车修理。
“是你自己提出来上中专的吗？”“是的……”“好啊，到南京后联系我。”宋子豪在电话那头笑了。
林晓雪还在传统的求学路上，徐灏即将面临“考体校”的选择，宋子豪已经提前“变道”，而黄雨荷，尽管中途“变道未遂”，心中目前也有了方向。
黄雨荷17岁了，第一年没考上高中，复读一年后，考上了民办的板桥高中。“孩子很懂事，每次回来，都会帮我做家务。”57岁的刘丛花是雨荷的外婆，在村里打理着一间破落的小卖部。她骄傲地拿出雨荷在学校获得的各种奖状：“过年的时候，雨荷还给我买了部新手机。她说是她的零花钱。”
刘丛花的女儿女婿在上海打工，女婿好赌，总是存不了什么钱，小卖部的生意也很冷清，一天赚不了几个钱。黄雨荷能有零花钱给她买手机？
当我赶到50多公里外的板桥中学，见到黄雨荷的班主任顾后盼时，才恍然大悟。“去年，学校给黄雨荷1000元助学金，她跟我说，那钱她会给外婆。”顾后盼说，黄雨荷家境要比其他很多孩子困难，基本看不到她吃零食。
黄雨荷没有更高的目标，她说，如果可能，就考个卫校吧。“初三结束时，我就想出去打工，或者上职业中学，母亲不同意，一定要让我读完高中。”黄雨荷还是那么腼腆。“高中课程太难，我跟不上。”
“你用助学金给外婆买手机了？”“嗯……”
记录也许还将继续
“我们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留守的。在学业上，很多学生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努力。”在教师办公室，顾后盼坦然对我说：“你知道，民办高中的录取分数要比公办高中的分数低很多，所以，这里的学生，学习基础都不是很好。”他停顿了一下，“但是，黄雨荷是目前还在努力学习的女生中，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对于孩子的父母选择外出打工，顾后盼认为“也许是做了最好的选择”。“哪个父母不知道疼孩子？如果不外出打工，面朝黄土背朝天，孩子的大学学费怎么办？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父母该如何向孩子交代？”顾后盼说，如果父母现在选择陪伴，孩子将来的日子会更难过。
中国人历来留恋“老婆孩子热炕头”那种平静温馨的生活，乃至成为乡愁的标配。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选择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去遥远的城市获取财富，去追求实现自己的梦想。与此相对的是，他们年迈的父母、未成年子女，大多数只能留在家乡。
民政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这些孩子，将来的命运会否不同于其他孩子，不得而知。因为每个人的成长会受到很多变数的影响，留守，只是其中之一。留守的孩子，的确比其他孩子少了亲情呵护，但不能说他们就会因此“脱轨”。即使成长过程中出现某些异常，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留守”。
诚然，留守的孩子普遍变得内向、因缺少父母管教而成绩相对滞后，但也有活泼开朗、成绩优秀如林晓雪者。而且，没有父母的遮风挡雨，他们更早接触生活的艰辛，更早学会自立自强，如黄雨荷，懂得节约，努力做手工艺品挣钱，还将助学金用来给外婆买手机。调皮的宋子豪，早早为自己规划了未来。即使成绩不如意的徐灏，也很乐观地期待能在体校崭露头角。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极少有父母会选择抛家离子。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教师顾后盼所言，父母外出打工、老人孩子留守，“也许是做了最好的选择”。
“留守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各地都在探索帮助留守家庭的对策和方法而没有放任自流，这对留守家庭而言，是个福音。但是，是否需要将留守儿童置身于弱势的语境来同情来怜悯，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相对于非留守家庭，他们是弱者，但他们或许并不希望别人将他们视为“弱者”。
我在南宋村采访的最后一天，想去看看放学后的林仁旭。打零工的奶奶还没回家，姐姐林晓雪在学校寄宿，林仁旭正拿着姐姐送他的手机在家门口兴奋地打游戏。邻居家一位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好奇地站在他身后看热闹，满脸羡慕，冷不防被一位老妇人（估计是孩子的奶奶）抓着头发往家拎，嘴里还吼着：“别人家没父母管，瞎玩，你还不回家做作业？”
那个孩子流着泪回家了。站在一旁的我，心被揪了一下——这就是留守与非留守的差别？
我仍在努力关注着，希望能为这些留守孩子完成一个成长“全记录”。（记者朱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