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哈贝马斯90寿辰：这位老人的学术声望，是“斗”来的
今天是哈贝马斯的90岁生日。即便在过去十年，已经年逾八十的哈贝马斯还在世界各地参加演讲，还在介入政策和思想论战。斯蒂芬·穆勒-多姆在传记中回顾了哈贝马斯的这十年：如何开启80岁、迈向90岁？继续让他在公共领域保持关注度的，难道就是好斗吗？
于尔根·哈贝马斯，这个名字在当今世界就意味着一种力量。他的论著，其引用率在我们这个时代至今位列前茅。他的政论文章，一经刊出就会引起关注，甚至轰动。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他拥有一大批读者、研究者和追随者。
而今天，是这位思想家90岁生日。生日快乐，哈贝马斯！
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德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人物。
如今90岁的哈贝马斯，以交往理论和交往实践为毕生事业，在他过去六十多年的研究生涯过程中无数次与颁奖仪式、获奖演讲相遇。那是他的无数次荣光时刻。而就如《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作者、同为德国社会学家的斯蒂芬·穆勒-多姆
（Stefan Müller-Doohm）
在传记中所记述，哈贝马斯的荣光之外也有着他的挫折、羞辱和艰难。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哈贝马斯刚出生时候的生理状况：先天性唇腭裂。这让他小时候不得不多次接受手术，即便长大以后也一直无法完全消除唇腭裂患者特有的那种鼻音。他甚至被认为不适合教学。对哈贝马斯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误判。
即便在过去十年，已经年逾八十的哈贝马斯还在世界各地参加演讲，还在继续他与世界的强势对话，也还在介入政策和思想论战。斯蒂芬·穆勒-多姆在传记中回顾了哈贝马斯的这十年：如何开启80岁、迈向90岁？继续让他在公共领域保持关注度的，难道就是好斗吗？
原文作者|斯蒂芬·穆勒-多姆
整合|罗东
《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作者:（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译者:刘风，版本: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
八十寿辰那天，
他是“握有世界权力的哈贝马斯”吗？
2009年6月10日，《时代周报》头版用了一个怪异的标题，那是一行散发着娱乐小报气息的醒目大字：“握有世界权力的哈贝马斯”
（Weltmacht Habermas）
，大概有暗中比附托马斯·曼之意。
大字下方可看到几行小字：“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能向我们解释现实，这个人就是哈贝马斯。80岁生日这一天，这位富有影响力的德国知识分子受到全世界的爱戴和追捧。”配发的彩色图片和标题也是街头小报风格，图片中寿星在一个布置成圆形露天剧场模样的世界文学图书馆中，神情严肃，目光似在望向远方。
哈贝马斯本人对此未作评论，但曾谨慎提及，从中可以推断，他无疑认为报纸的这种做法是哗众取宠。至少，对《时代周报》女发行人发表的公开言论，他未予以反驳，她说：“完全依赖更佳论据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的握有世界权力的人物，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
几年后，2012年12月10日，他在《莱茵邮报》的一次采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那个大字标题是个“拙劣的玩笑”。
“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公共言论至多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他们没有权力。权力同职位紧密相连，只有拥有这样的职位，才能向他人强力推行自己的意志。知识分子则相反，他们模糊的影响力不依靠授权，而是依靠其言论的说服力和传播这些言论的媒体的力量。比如我，因为我只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所以我的影响力就更加有限。”
哈贝马斯在书房。
《时代周报》在哈贝马斯生日特刊中间版推出的文章较为严肃。托马斯·阿斯豪尔在文中指出，语言在哈贝马斯的哲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他在文章结尾说道，哈贝马斯“通过他引起的争论把整个共和国凝聚在一起，使自己和对手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
报纸另辟一版刊登了哲学界同仁及全世界知识分子对他的祝福。德沃金写道：“于尔根·哈贝马斯不但是目前健在的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就连他的有名，也已经非常有名了。”土耳其社会学家艾哈迈德·奇代姆
（Ahmet.ig.dem）
写道：“对于所有思想易受损害的状况，哈贝马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比如像公司一样‘管理’的大学、丧失了话语力量的媒体，以及只在糟糕和最糟糕之间做选择的政治。”
理查德·塞尼特则
（Richard Sennett）
概括道：
“对我们来说，哈贝马斯是一位同时代的写作者，不是思想英雄，因此，我们关注的并非他在德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是他激发讨论的能力。”
迈向90岁，
继续他的思想论战事业
2010年10月28日，哈贝马斯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领导力与主流文化》
（Leadership and Leitkultur）
的文章，描述了德国政治心态的变化，不久，法国《世界报》以《欧洲厌倦了排外》的标题
（iL’Europe malade de la xenophobie）
转载此文。
他列举了三种时下的典型现象：一种基于刻板印象对移民，尤其伊斯兰移民的憎恶；一种以超然的姿态回避任何政党政治讨论的新型政客的走红；还有一种对民众强烈要求被纳入重大项目决策的自发政治抗议活动的反应。他请美国和法国的读者注意当下德国的排外趋势，这种趋势与一个自视为自由开放的，至今移出人口本就少于移入人口的国家的宪法不相容。
他批评了评论家和政客，特别是一些具有民粹主义观念的评论家和政客，他们要求穆斯林移民必须接受犹太-基督教传统；他说，这不仅是对自由民主制的简单化的，即从种族角度的理解，而且也是对犹太教的傲慢侵犯和对德国犹太人命运的漠视。
演讲是哈贝马斯的日常生活。
2012年6月19日，哈贝马斯在慕尼黑西门子基金会发表演讲，演讲一开场他就提出，必须将“善”观念和“正义”主张区分开来。这次演讲是哲学家海因里希·迈尔
（Heinrich Meier）
主持的“政治与宗教”系列演讲中的一场。在这次活动中，哈贝马斯与新教神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格拉夫
（Friedrich Wilhelm Graf）
进行了讨论。在当晚的讨论中，格拉夫自称是“宗教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宗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危险的精神毒品’”。
而让哈贝马斯忧虑的则是潜藏在宗教原教旨主义中的暴力能量，“不能让不断变化的世界观的火花引燃这种能量”。基于启蒙遗产普遍约束力的西方文化，必须以开放的胸怀接受其他文化看待我们的视角。这一视角“提醒我们记住帝国主义的征服和殖民暴行，记住我们以崇高标准之名犯下的罪行，以使西方认识到欧洲中心主义普遍化的偏狭特性”。在演讲最后，哈贝马斯再次呼吁，接受宗教天然的权利，尊重宗教，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对尚未实现的宗教潜在意义的持续阐释过程是否已穷尽”。
关于这次对话，盖尔在《法兰克福汇报》评论道，哈贝马斯“在慕尼黑的发言……直言不讳，但小心备至，像一位不想让人遭受不必要疼痛的好外科医生”。对于迈尔介绍他是一位仅仅出于社会学兴趣研究宗教的学者，他只是温和地反驳说，自己是把宗教“当作一种哲学——即不从自然主义-唯科学主义视角窄化地自我反驳，而想充分发挥宗教语义潜能的哲学——的资源来研究。
在谈论中面带微笑的哈贝马斯。
在这方面，相比使用海德格尔哲学话语的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他对亨利希和施佩曼表现出更多同感……”他“通过高超精妙的语言运用，从天生无宗教感的角色出发，鼓吹和赞扬神学事业，让这个西门子基金会之夜充满了魔力”。
不过后来他还是提了唯一一个问题，直抵对方要害：“如果确实如此，即宗教的真实性宣称不仅适用于一种教义，而且宗教认知也是作为宗教社会化，即作为救赎之途而发生的，那么，哈贝马斯问道，为什么神学家越来越与教会的礼仪实践脱离？”
是好斗还是别的什么，
让哈贝马斯成了争议性人物？
在逾60年的时间里，作为政论作家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哈贝马斯始终在场。他持续介入公共事务，在若干，部分甚至相当激烈的公共讨论和论争中烙下了自己的印记。“作为知识分子对观点呈现两极化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会付出代价。必须在生活中学会面对人们的敌意。有时承受恶意会长达几十年之久。”2004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在《晚报》访谈中如此说。
由于他“立场鲜明地介入公共事务”，上述争论都成为引起巨大反响和广泛传播的事件。最初人们在公共领域注意到的哈贝马斯是这样一个人，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纸媒发表评论，表达具有冲击力和争议性的观点。
之所以造成这种印象，不仅因为他密集发表意见导致的高媒体曝光率，而且也主要因为，或者说尤其因为他的交往策略，即他在发表时事评论时利用论战手段以引起公众关注并影响公共议程的方式。
纪录片《哈贝马斯在斯坦福》（Jjürgen Habermas In Stanford 1988）。
2009年7月24日，于尔根·考伯
（Jurgen Kaube）
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你们所知道的那些冲突》的文章，他的表达很贴切，他说，“冲突”最具有新闻价值：“对于新闻报道来说，争论，或者说涂抹着道德色彩的争论，大多数时候会让进一步的论证成为多余。在这方面，在哈贝马斯和媒体之间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利益共生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动物王国的共生现象——包含着强烈的厌恶，同时也利用这种厌恶。”
政治舞台上的哈贝马斯绝没有丝毫防守姿态。他曾评论海涅说，他有意让其读者两极化，“因为在创作时他就期待不和谐音的出现”。这句话可解读为哈贝马斯隐晦的自我描述。
在介入政治和就某一具体事件表达观点时，哈贝马斯通常倾向于进攻而非防守。这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动机和野心，这种动机和野心是他在政治公共领域采取攻势的驱动力，他利用知识分子论争的武器，甚至运用语言策略来表达政治立场。尤其在左翼自由派和自由保守派阵营的政治思想斗争中，为占领历史遗产解释权高地，哈贝马斯不惜动用一切修辞手段。
在这场斗争中，他偏爱公开信的形式。尽管因书信格式之故写信人以礼相待，作为参与者相互承认，但从本书提及的这些书信往来
（主要指与托匹池、施佩曼和松特海默的书信往来）
来看，对阵双方抛出的都是极端化观点。
在这几起事件中，哈贝马斯也证明自己是个富有攻击性的对手，面对分歧绝不退缩，而是或以夸张的描述，或以负面评价来肢解对方的概念，以挑起对方的激烈反应。凡事关与政治对手的争论，他会毫不犹豫地用尖锐的论调，诉诸似是而非的评价和简单化解读，诉诸讽刺挖苦，有时也诉诸人身
（ad hominem）
。
他的重点也在于，在战略上掌握解释权。驱使他发表公共言论的直接原因多半是一些日常政治事件。就此而论，单单决定公开发表言论本身，就可视为出于政治思想动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立场分歧超出了日常政治分歧的维度；争论更多是经年累月的政治思想斗争的结果。
哈贝马斯认为咖啡馆是能产生理性对话的公共空间。图为《巴格达咖啡馆》（Out of Rosenheim 1987）剧照。
他坚持认为，
为避免暴力冲突只有通过论证言语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哈贝马斯的思维方式和概念手段如此独特，甚至无可比拟，以至于严格说来，几乎谈不上存在一个以专注于某个研究重点、具有明显可辨识度的哈贝马斯“学派”。但他通过自己的学术导师工作和著作，对大量学者产生了重要且持久的影响。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代表人物也都援引他的理论范畴和模型。
哈贝马斯这个名字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引用频次最高的名字之一。关于其著作的二次文献不计其数、堆积如山，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当然，他的理论设计，尤其是关于交往自由和交往理性的理论构想，在学术界引起了持续而广泛的讨论及异议。在某些特定的哲学领域，做研究几乎无法绕过他的著作，这在合理性理论、语言哲学及法律和民主理论研究领域尤为明显。他的时代诊断一如既往地得到广泛接受，即使在学术圈外也是如此，尽管他本人并不这么看。
对哈贝马斯来说，把对自己观点的异议当作机会来抵御自身有限性思想的认识偏狭，是一种良好的学术风范。对许多批评观点，他都做出详尽答复。试图与他划界的做法往往产生一种奇怪的效应，即明显形成与其理论相悖、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思想流派——哈贝马斯反对者小群体。
面对群起围攻自己的批评者，哈贝马斯一再指出，他的方法是理性重建，旨在发掘内含于主体间性结构，即日常交往实践中的知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原理并非提供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内涵经过验证、合乎道德善的关系的概念，而是相反。
他说：“令我极为不安的，是若干版本的在以讹传讹的语境下对我的理论的反复指斥，说交往行动理论……提出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社会乌托邦。而我既不视已经完全透明化的社会为一种理想，也不想建议任何一种理想社会。”
早些年，哈贝马斯在家中院子的照片。
在后现代思想代表人物中，对哈贝马斯的非强制性对话理论和对话规则的普遍有效性声称提出异议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Jean-Fran.ois Lyotard）
是第一个。曼弗雷德·弗兰克
（Manfred Frank）
在其《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思想对话》一文中，概括了利奥塔对哈贝马斯的批判，“他
（奥塔）
禁不住怀疑，若不拥有永无止境讨论
（‘争论’）
下去的自由，在无任何强制条件下达成共识，事实上也不过是避免或中止讨论的官僚主义手段罢了。虽然哈贝马斯绝不否认矛盾双方间对抗性语言游戏的不可调和性，但他坚持认为，为避免暴力冲突，只有通过论证言语行为，此外别无选择。
哈贝马斯也绝没有回避其社会理论领域的主要论敌尼克拉斯·卢曼，尽管“老派欧洲思想家”卢曼习惯摆出一副“冷静超然的启蒙者”拒人千里之外的讥讽腔调。卢曼提议将以理性观念为宗旨的启蒙传统打入“社会考古学博物馆”。按照交往自生系统论的基本假设，他认为“沟通理性”没有根据。也就是说，他拒绝可“从语言本身获得寻求相互理解的理想规范”这一论断。
哈贝马斯对将社会视为封闭运作的系统的系统理论范式，进行了详细考察和研究。他对卢曼理论的主要异议，早已超出了20世纪70年代两人围绕“社会理论抑或社会技术？”的争论范畴。
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不同，哈贝马斯坚持认为，除提供观察和描述外，在涉及社会就其状况而言是否符合自由、正义和团结的标准问题上，社会理论必须克制做任何断言。他主要反驳卢曼理论的一点是，他认为，系统理论的功能主义理性把自己局限于复杂性化约，且是在“人和他的世界的客观主义自我理解”的基础上。如果假设，社会整体上是一个自我描述的系统，假设在功能分化的社会中没有哪个单元可以声称处于一种超然位置
（Metaposition）
，那么，“对现代性的批判，就必然缺少任何参照点”。
作者：斯蒂芬·穆勒-多姆整合：罗东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