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穿山甲“功能性灭绝”之争，也该包容不专业声音
可以说，绿发会的声音增加了多样性，曾岩的声音在另一层面也增加了多样性。中华穿山甲的命运，本就不该被一种声音论定。
▲2017年11月29日，深圳，海关向媒体展示查获的穿山甲鳞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两天，围绕中华穿山甲是否“功能性灭绝”的争议，正愈演愈烈。
此事的来龙去脉挺简单：公益机构、NGO组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公开宣称，根据其这几年的实地调研、红外相机野外记录和走访情况，中华穿山甲在大陆地区功能性灭绝了。这引发广泛关注。
对此结论，部分专家表示质疑，这其中包括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专家曾岩。曾岩在微博上发表的驳斥性言论，更引发绿发会反弹。16日凌晨，其在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强烈谴责曾岩言行，要求曾岩道歉，甚至暗示曾岩对其动机的质疑涉嫌诽谤。
一、绿发会有资格宣布这一结论
我看了很多专业背景人士的网上发言，大多与曾岩意见相近。
这就对了。若不这样，反而奇怪。
我个人与曾岩的基本立场也非常接近。作为前业内人士，在2000年，我曾经是第一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查某省区的技术负责人，自信还不至于看得太离谱。
绿发会宣布中华穿山甲在大陆地区功能性灭绝，包括曾岩在内的质疑者，大部分已经指出了其中的BUG。
在我看来，核心问题是调查方法、流程及调查范围、强度等，这些皆不足以支持一般意义上的“功能性灭绝”结论。
而对几乎同时期的很多中华穿山甲野外观察案例，又欠缺有力的解释回应。每个案例都会强力削弱绿发会这个结论的说服力。
▲6月5日，广西林业部门在野外放生一只被救护的中华穿山甲。这是2000年以来，广西首次野外放生中华穿山甲。图片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官网。
还有些质疑者暗示，绿发会可能意图通过宣布中华穿山甲“死刑”，为未来引入马来穿山甲做铺垫。这有些“动机论”了。对动物濒危程度的提醒，没准指向的是对此问题的重视。已然瓜田李下的绿发会的确可做出解释，但阴谋论可以先歇歇。
但我不认为绿发会就没有资格宣布这个结论，或者说，提出一个这样的假说。绿发会只是没有提供足够坚实的数据支持而已。
二、说“功能性灭绝”准确性有待商榷
这里涉及“功能性灭绝”的定义。该定义可以说非常“漂移”，非常宽泛，而且是多维的。这可能是指物种个体数量降低到某个数量级，可能是种群的减少及隔离，也可能是某一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功能的丧失（到临界点）。
▲救护人员检查被救护穿山甲的身体状况。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相比之下，“野外灭绝”的定义就要明确得多。这也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确定野外灭绝之前的很多年里，宣布某一物种“功能性灭绝”，严格来说都没多大毛病，但必须建立在比较充分、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基础上。
不同物种的差别，也会影响“功能性灭绝”结论的可信程度。比如绿发会当年发布疑似白鱀豚图片，险些把白鱀豚从功能性灭绝状态捞出来。
但像白鱀豚、华南虎这样的大型顶级物种，对于生态系统的条件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与穿山甲这种曾经分布极为广泛、数量极为众多的小型物种相比，宣布“功能性灭绝”的准确性就要大得多。
今年5月9日，澳大利亚考拉基金会（Australian Koala Foundation）宣布澳大利亚的考拉仅剩不到8万只，该物种实际上可能已经功能性灭绝。
8万只考拉，就被“功能性灭绝”了，而且也不是什么“官方权威机构”。同样，澳大利亚也有一些专家认为考拉的处境还没那么糟糕，报告结论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甚至有政治宣传的嫌疑（报告在澳大利亚大选期间发布）。
相比之下，绿发会也不算特别出格吧。
三、声音多元，才会有健康的学术空间
在我看来，这次争议，实际是新媒体时代下搞出的新意思。没有新媒体，以往绿发会这种公益机构，在公众中的存在度不高，也不可能指望通过舆论关注，获得支持。
同样，如果没有新媒体，生物界、博物界的专业人士，也很难通过社交平台发出质疑。这就是新媒体时代的常态：声音渠道多，声音放大，各方面的声音都可能参与，包括行业外的公众意见。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新闻，本能的反应会是：怎么“专家”自己撕起来了。其实不然。
▲3月底，广东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收了一批由海关查没的走私穿山甲。图为一只被救护的穿山甲在动物医院做CT检查。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对保护行当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虽然看起来都是“专家”或“保护机构”，实际上，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从身份归属上，有体制内管理部门，研究、调查机构，有学院派专家，还有体制外的民间组织。下面还可以细分，比如不同专业学校，不同区域，公益组织还是行业爱好者协会……这些不同的主体，因为种种原因，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微妙而又统一的——为了一个共同的保护本土物种的目的。
在这个大的共识之下，其他矛盾都是内部矛盾，甚至是必要的矛盾。
这是好事。与一位毕业后一直教授和研究野生动物保护的大学同学说起这事，我们的结论都一样：不希望任何领域，只有一个声音，特别是只有监管层的声音。专业本能地让我们对“多样性”更为看重，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多样性。
多声调的互相博弈、交流、竞争中，才会有健康的学术空间。这也意味着多元主体，在大众传播、专业等不同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指望所有的声音都是对的，所有的主体都是大公无私、没有瑕疵的。错了，就通过某种方式纠错。
眼前所见的七嘴八舌、说三道四，也是一种纠错。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最好都彬彬有礼，都节制有加。即使不是，只要还在法律框架内，也无妨。涉及法律，在法律渠道内解决就是。
绿发会作为一个民间公益机构，其存在对于官方监管机构、对于体制内科学研究共同体的监督、督促，都非常重要。在某些意义上，它是难以替代的。
而从这个角度说，绿发会同样需要被监督。可以说，绿发会的声音增加了多样性，曾岩的声音在另一层面也增加了多样性。
中华穿山甲的命运，本就不该被一种声音论定。
□宋金波（专栏作家）
编辑狄宣亚实习生葛书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