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于赓哲：隋唐交替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
科举制的诞生、大运河的兴建、推动中国政治中心向东方的转移等一系列举措，这些经由隋炀帝提出或推行的政策，无一不具有其合理性，但却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从根本上来说，隋唐交替是一场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接，而隋炀帝则被关陇集团视为阶级叛徒……
隋唐交替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隋炀帝又如何将一个原本强盛的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搞到完全崩溃？
近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于赓哲携新作《唐开国》做客七修书院新书分享会，以“隋唐交替的历史启示”为题，对这一段隋唐交替的历史进行了分享。
《唐开国》，于赓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于赓哲说，去年是唐朝建国1400周年，《唐开国》这本书实际上是去年百家讲坛大唐开国系列讲座的配套读物，但内容比讲座要丰富的多。该书从贞观九年唐高祖李渊临去世前倒述开来，讲述了隋朝末年国家动荡、各股割据势力蜂拥而起逐鹿中原的故事。讲述的核心，正是大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渊。但在李渊之前，隋炀帝虽被关陇集团视为叛徒，客观上却为中国的历史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
于赓哲注意到，中国历史一直处在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的变化之中，隋炀帝导致的隋朝灭亡，带给唐朝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但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政治遗产。比如科举制的诞生、大运河的兴建、推动中国政治中心向东方的转移，以及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等。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举措无一不具有其合理性，但却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显然，在二世而亡的隋朝之后，盛世唐朝的出现，绝非偶然。
于赓哲与读者就隋唐交替的历史进行了现场分享。
中国历史属于“螺旋式的上升”
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中写到：“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于赓哲说，这番话会让中国人感到不舒服，但并非毫无道理。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有个既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的特点——中国文化很少跟过去做断崖式的决裂，这跟基督教时代抛弃掉原来的古罗马文化，文艺复兴时代又重新否定中世纪的一套制度，后来又诞生出工业革命以及现代民主的西方的历史不一样。
“我们往往是循序渐进的，所以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历史现象，中国朝代总是在不断地覆灭，诞生一个新的王朝，新的王朝又马上走上老王朝的道路再覆灭。”于赓哲认为，黑格尔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论断，论据正来源于此。但中国历史并非如此，虽然不是断崖式的巨变，但是有循序渐进的变化。于赓哲将之称为“螺旋式的上升”，“从平面上看似乎在原地打转，但是从正面来看是有上升的”。
理所当然地，《唐开国》讲述的是大唐开国的故事，但于赓哲这次分享谈论的重点却是隋炀帝，因为“一切的变化和灾难都来自于隋炀帝这个人”。于赓哲提到历史上讲隋炀帝相貌堂堂，除了个人才干以外拥有一切优良的资源。
“元代的马端临说过‘国计之富莫如隋’，他父亲留给他雄厚的家底，他也采取了一系列合理的措施，比如科举制的诞生、大运河的兴建、推动中国政治中心向东方的转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这些举措单独拿出来看都具有合理性，但合到一起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结果。”满手好牌却打输了，于赓哲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隋朝第二位皇帝（604—618年在位），为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嫡次子。
“隋唐交替，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接。”于赓哲注意到，隋炀帝被视为是关陇集团的阶级叛徒，李渊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对隋炀帝进行了大反击，但在李渊、李世民上台之后，唐朝继承了隋炀帝的很多政策。这件事恰恰证明，隋炀帝的很多举措具有其合理性。
于赓哲认为，从历史上看，只有秦始皇可以与隋炀帝相提并论，不仅这两个朝代都是旧制度的破坏者和新制度的建立者，而且两代都是二世而亡，没有经历过一般王朝的衰退阶段，在国力达到巅峰以后就迅速完结，“这不是衰退式的败亡，而是崩溃式的败亡。”
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这两个朝代之后，都出现了一个公认的盛世，秦以后是汉，隋以后是唐，“秦和隋后面出现汉和唐不是偶然的，汉朝是理智版的秦朝，唐朝是温和版的隋朝。”
科举制打破了身份等级的限制
从隋文帝到隋炀帝实行的科举制，被于赓哲认为是最为伟大的政策之一，“科举制非常伟大，打破了身份等级的限制，给了社会各阶层以平等竞争的希望。换句话来说，它防止了社会阶级的固化。”于赓哲提到，隋朝以前中国的选官制度，比如汉朝是查举制，而科举制打破了阶级固化，从法律上给予所有人以平等的机会，“任何人只要学识够都可以当国家的官员，实现人生的逆转。所以，科举制后来有一句话叫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给了社会各阶级以期待。”从这一点来讲，隋炀帝是一位战略前瞻性极强的人。
隋炀帝当时还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于赓哲认为，这个认知是非常超越时代的。因为，“从三皇五帝的时代开始，中国一直是北方经济领先于南方经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北方经济领先于南方经济超过四千年，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才得以真正的开发。到了隋炀帝的时候，趋势还不那么明显；到了南宋，才算彻底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但隋炀帝早几百年就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修建大运河，沟通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这让于赓哲叹服于隋炀帝的预见性。“怎么沟通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他想到了一个最好的技术路线就是大运河，因为古代只有水运最经济。”
关陇集团不再适合隋炀帝的统治基础，这是隋炀帝预见到的第二个问题。府兵制是关陇集团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之一，而如此多的府兵，由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八大柱国加十二个大将军进行管理。于赓哲说，这意味着这二十个家族掌握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的权力，并且从中诞生了三代王朝——北周、隋和唐。
在这些家族之中，独孤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被网络上称为“天下第一老丈人”。因为他一共七个女儿，出过三位皇后，而且还是三个不同王朝的皇后，成为了“隋唐两代总岳父”。于赓哲说，如此高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些小集团通过亲缘关系、血缘关系和政治联盟等手段，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集团。
“隋炀帝曾经得益于这样一种出身，他家就是一个关陇集团出身的受益者，可隋炀帝最后变成了这个阶级的背叛者。”于赓哲认为，隋炀帝的父亲杨坚就是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关陇集团有个特点是高度集权……这些中央集权的措施最后带来的结果是，只要有一个人控制住宫廷，马上就会控制全国，地方上无力反抗，这就是隋文帝夺权的重要原因。”
隋炀帝之所以会成为本阶级的叛徒，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只有关和陇两地的人来统治全国并不合适，扩大统治基础是必然的选择，也是皇权固有的规律使然。
大运河是隋炀帝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
于赓哲以世子曹丕宴请群臣的故事（即君父先后论）为引，讲述了中国皇权演变的特点。他认为，中国的皇权自魏晋南北朝以后，从隋炀帝开始就在不断摆脱贵族的掣肘，直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对比中西方历史就可以发现，在西方历史上，君权从来没有做到过一家独大，“西方的民主政治，容易出现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妥协，他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模式，不是你死我活的非黑即白的斗争，而是妥协、博弈。”
于赓哲说，在西方历史上，君权从来都做不到一家独大，因为教会和封建贵族会对君权产生重大的制衡和掣肘作用。但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教会对君权的牵制，“从殷商时代开始，中国已经完成了国家君主与国家宗教大祭司身份的合二为一，祭天仪式为什么皇帝要亲自主持？祭天就是要向国家彰显’我是国家的大祭司’。”
但于赓哲也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对君权产生过掣肘的也是贵族。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贵族政治的高峰，一次是先秦夏商周，但秦始皇破坏了这种贵族政治，因此诞生了刘邦这位平民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天子；在东汉时期，中国迎来了贵族政治的第二轮高峰，“东晋建立的时候，贵族与皇帝共天下，王与马，共天下。”
于赓哲指出，隋炀帝的个性刚愎自用，讨厌有贵族势力对自己掣肘，因此摆脱关陇集团对自己的影响，是一定要走的道路。从这一点上讲，隋炀帝成为本阶级的叛徒，不是偶然。
杨广希望破坏关陇集团的影响力，那么，他破坏关陇集团的举措有哪些？
于赓哲提到了几点，比如大量引入山东和江南人士入阁，冲淡关陇集团色彩；进行爵位和勋官改革；兴建洛阳城等。“推行科举制，对贵族政治来说，当然是一个破坏，因为科举制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当官的可能，官僚和贵族不一样。”
于赓哲认为，爵位和勋官是关陇集团保证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的最主要途径，但隋炀帝把爵位简化，九等爵变成三等爵，勋官变得名存实亡，很多政治和经济权益都被剥夺，关陇集团必然会对此进行反击。
兴建洛阳城，依然与摆脱关陇集团的关系密切相关，“因为关陇集团大势力在长安，要改革旧势力对自己的束缚，就要摆脱大本营。”于赓哲说：“历史上很多改革都伴随着迁都，迁都也是削弱关陇集团的一个重要步骤。”
同样具有战略前瞻性的，还有兴建大运河。从技术角度上，它解决了南粮北运的重大问题。修建运河的理念，被后续朝代很好地继承下来。于赓哲提到，虽然元代定都也是北京，洛阳已经不再重要，但元朝修建了新的运河——京杭大运河，虽然路线不一样，但运河的理念一直保存下来。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
(Lord McCartney)
在访华之后归国的报告中指出，大运河是清王朝经济的动脉。于赓哲赞同了这一观点，“没有运河就没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隋朝以后都在沿用运河绝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辰。英国首赴中国使团，奉旨来避暑山庄觐见朝贺。当时的英国使节正是马戛尔尼。
既然隋炀帝提出的每个政策都很具有合理性，那么为什么会导致隋朝的灭亡呢？于赓哲认为，正是因为这些举措都过于激进，合在一起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不明白战略设计要想成功实行，还有一个执行的问题，而执行是需要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在哪里没有考虑好。不顾惜民力，最终造成了民怨沸腾，带来的后果是生灵涂炭。”于赓哲认为，合理适度地有效执行，远比伟大的设计更为重要，但显然隋炀帝和秦始皇都没能考虑清楚这个问题。
于赓哲以隋炀帝劳师远征高丽为例，认为隋炀帝糟糕的执行能力，最终导致了失败。在李唐王朝建立以后，大运河、科举制等隋朝的政策和制度延续下来，隋朝的很多典章制度也得以延续，就连被认为是导致隋炀帝直接亡国的“三伐高句丽”，也被唐朝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贞观十九年，唐太宗自己又走上了伐高句丽的道路。”
于赓哲不认同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他认为这种历史是存在的，只是“这种历史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而且是螺旋式上升的，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有时候还伴随着倒退，但依然不能否认这其中的进步。”
记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萧轶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