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怕战，就怕站！华为：有所为有所不为
时隔四个多月，当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发起针对性的技术封锁举措，众多美国的供应商表示将停止合作，华为再一次站上风口浪尖的时候，创始人任正非再一次出现在聚光灯前，并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独家专访。5月26日，在1个小时的采访中，任正非说了什么？在紧迫的局势下，任正非关注的又是什么？
5月27日晚，《央视财经评论》邀请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电信行业权威专家曾剑秋，以及《华为启示录》作者、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小英，共同为您解析。
华为：为何“有所不为”？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讲究，有所为有所不为，儒家也讲“不为”是为了“有为”。26日，在央视的访谈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屡次提及了“不为”。
任正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我从来都不想当英雄。任何时候我们是在做一个商业性的东西，商品的买卖不代表政治态度。
美国今天把我们从北坡往下打，我们顺着雪往下滑一点，再起来爬坡。但是总有一天，两军会爬到山顶。这时我们决不会和美国人拼刺刀，我们会去拥抱，我们欢呼，为人类数字化、信息化服务胜利大会师。
任正非：既然有备胎你为什么早不用呢？我们就是为了西方公司的利益，我们不让西方的利益被挤榨了，朋友就变多了。你看我压制住公司不要做8K电视机，日本、韩国所有的电视机用的是我们的芯片，用的是我们的系统。
任正非：华为的未来不用我想，我们下面的人就应该想得比较清楚，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我支持一下就行了。我不需要具体地去操心华为太多的事情。
我们根本不认为我们会死，我们为什么把死看得那么重？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梳理一下我们存在的问题，哪些问题去掉，哪些问题加强，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曾剑秋：华为的定力来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电信行业权威专家曾剑秋：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信息通讯业发展是相当快的，我们举一个简单数据来讲，中国现在的手机用户数量，已经超过我们人口数。
我们人口数14亿，而手机用户数量是15亿，其中智能手机应该说将近10个亿。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是美国的3倍以上。所以华为这么一个企业在中国也好，在世界的发展也好，它首先是依托于中国市场的发展，进而走向全球市场的。
现在华为面临困难，我们刚才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到，其实就像任正非说的，没有关系，他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中国本身的市场是非常大的，过去坦诚地讲，我们有部分市场是为了和国际的企业保持更友好的共同发展，所以让给他们了。现在如果仅仅是中国自身的市场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华为完全有自信可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董小英：企业要想领先必须要专注
《华为启示录》作者、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小英：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创新转型期当中，华为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那就是怎么从创新的1.0，进入到创新的2.0。创新1.0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来完成，而创新的2.0，就是说我们要有很多原创性的创新，而且需要中国能够有更多基础性的研究，来引领这个行业和技术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任正非先生对于未来的路径看得很清楚。华为的整个30年发展历程都是聚焦的，其中有压强原则、力出一孔、聚焦主航道等等。
华为能走到今天，都是管理欲望的结果，在早期发展当中，任正非就要求他的员工不要炒股，也不要投机。他非常明确专业是什么，技术专长是什么，把员工全部团结起来聚焦在技术创新、客户服务以及市场体系，而把可能分散精力，不必要的全部都排除掉，所以华为走到今天，是压强的结果，是聚焦的结果，也是专注的结果。
华为：有所为
在26日的专访里，我们也看到任总对基础科学和基础教育的重视。这就是华为不为之后的“有为”。
1987年，44岁的任正非集资2.1万元在深圳创立华为公司，时至今日，华为已经从一家不起眼的小作坊发展为世界领先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
据介绍，华为在全球18万员工中，研究人员就占到了45%，每年的研发包括基础研究的投入占销售额的15%左右。2018年，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达到了150亿美元，未来5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
任正非：我们公司应该至少是有七百多个数学家，八百多个物理学家，一百二十多个化学家，还有六千多位专门在基础研究的专家，再有六万多工程师来构建这么一个研发系统，使我们快速赶上人类时代的进步，要抢占更重要的制高点。
任正非：这个二三十年人类一定爆发一场巨大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恐怖性人人都看到了，特别是美国看得最清楚。看得最清楚，他们才能打你这个出头鸟。他们没想到我们早就准备，消灭不了，他们没想到。他们以为架起几门炮吓唬一个国家的时代，还是那个时代，可能误判了。
面对挑战如何站起来？
任正非：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了，这个芯片砸钱不行的，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个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站得起来。
企业，怎样打好基础走好路？
曾剑秋：创新驱动靠人才基础驱动靠教育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电信行业权威专家曾剑秋：任正非通过华为的创业明白了一个道理：创新驱动靠人才，基础的驱动靠什么？是靠教育。
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其实并不落后，举个例子，去年我们大学毕业生是800万，不说具体数字，以色列人口也就800万，所以中国其实教育的基础是很好的。
西方一些国家，包括英国都希望学习中国的基础教育；提升基础教育不是企业的责任，而是国家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华为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基础挑选优秀人才，很多优秀人才进入华为，给华为创造了效益，在未来发展过程我们要改善提升的是什么？是如何为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发展创造条件。
董小英：中国的人才培养要为创新型国家做好储备
《华为启示录》作者、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小英：到华为调研的时候，我问：你们特别喜欢什么样的员工？他们回答说，要么特别偏科，要么跨界能力特别强，比如本科学数学，硕士学生物，博士学物理。
华为提出的要求和标准，恰恰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包括我们的高等教育，怎么能培养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任正非也提出，在华为要包容那些歪瓜裂枣，他在智力上很超强，但是行为上，或者人际关系上又有点怪怪的这样的人。
实际上我们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人的能力是不走常规路的，因为创新型的人才一个是挑战权威，同时他有颠覆的思想，有质疑的精神，同时喜欢平等的环境和自由的交流，所以说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家都是按一个模式培养的，我想任正非他所考虑的这种基础教育，就是说怎么能让那些有超常能力的孩子，在我们的这种教育体系下，照样能够成长起来，发展起来，为我们未来的创新，提供特别优秀的基因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