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从不愿提及的真相——中朝战俘境遇
编者按：本书是一部全景式再现朝鲜战争历史命运的经典作品，以恢宏的气势、凝练的语言、多维度的视角记述和分析了朝鲜战争成因、决策过程、五次战役及板门店停战谈判等重大事件，包括战前国际国内形势、重要战役战况、双方将帅决策过程及这场战争中涌现的堪称“军神”级人物，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同时，本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全面揭开朝鲜战争台前幕后的诸多历史真相，如中美苏朝最高领导层的博弈较量，朝鲜人民军南征的真相，中国出兵朝鲜真相，中美军战力真实对比，苏联对华军援、空军参战的内幕，志愿军战俘的真实境遇，板门店谈判过程等等，破除了有关朝鲜战争的种种迷思与误解，真实出彩。
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要想被人看得起，总还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真的，不是我写得好，而是先辈们打得好！——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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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比较正派的美国历史学家们还是不愿提及朝鲜战争中美国是如何对待中朝战俘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行为不但是美国自己的耻辱，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十多万被解除了武装的战俘，不但没有得到美国人也签了字的《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权利，而且其遭遇血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中国的许多报告文学家们都眼含热泪记录了中国战俘们悲惨的命运和不屈的抗争。坦率地说，当年，美国人在如何对待战俘这个涉及人类良知与尊严的问题上的表现，确实是禽兽不如的，与以野蛮虐杀俘虏而闻名的日本人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大部分人民军战俘和志愿军战俘被关在巨济岛上，这里已是人间地狱。
五层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将各个营区围得严严实实，岗楼哨卡在营区四角林立，探照灯光将夜晚也照得亮如白昼。每当战俘们走进收容所，美国士兵们便一哄而上，将俘虏们所有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每五十人推进一个帐篷。床是没有的，统统躺在潮湿的泥地上。不准说话，甚至不准东张西望，连上厕所都要打报告。每天的粮食是四百克霉米，每天的工作是扛军火等重体力活。这一切都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必须给予战俘人道主义待遇的规定。更悲惨的还在后头。
除了大批美国军队和宪兵随时准备镇压战俘外，美、韩、蒋大批特务也进入战俘营。他们挑选出俘虏中所谓“解放了的特务”，配合美国指挥与行政军官，组成了一个极其血腥的统治网。在这张用子弹、刺刀、匕首和棍棒支撑起的统治网下，战俘们开始了极其悲惨的生活。美国大兵以性欲强闻名世界，女战俘的遭遇可想而知。一次，几个美国兵扑进中国四个女兵的帐篷，光天化日之下对其强奸，一个受辱的中国女兵抓起一支美国兵放在地上的卡宾枪，向欺辱她的美兵猛扫，把其打成了马蜂窝。大批美兵赶到，架起十多挺机枪，向帐篷里的四名中国女兵狂射，帐篷里“祖国万岁”的高呼声戛然而止……
男战俘们稍有小伤就截肢。
更惨的是所谓“甄别”。因为杜鲁门、李奇微、克拉克已经向世界撒谎：“有九万共产党的战俘已表示战争也好，和平也好，他们永远不愿回到共产党那里去了，宁死也不愿回去。战俘们不愿回去，我们不能不给予他们以庇护。如果硬是把他们送回去，那是不人道的，那就等于把他们送到火坑里去。”
杜鲁门说：“这是具有根本性的原则，起码不能用刺刀逼着他们回去。”
美国人的确没有用刺刀逼着战俘们回家，因为他们是在用刺刀逼着战俘们不准回家。
九万人宁死也不肯回家的牛已经吹了，那就得有个交代，但是明白人看看战俘营里的待遇就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傻到不肯回去。怎么办呢？文章总得继续做下去。战俘是否愿意遣返的“甄别”仪式开始了。
一排排美国宪兵手持刺刀对着战俘们的胸膛，美、李、蒋特务握着匕首、扛着大棒站在俘虏的身旁，逼着俘虏们逐个在已经写好的“拒绝遣返”的请愿书上按手印，谁敢不从则棍棒交加，毒打一顿，让你再“考虑一次”，或者干脆打晕，拉出毫无知觉的战俘的手指按上手印。最重的是当场打死杀一儆百，如果战俘群起反对，全副武装的美国军队立刻武装镇压。
一起起惨无人道的血案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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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一支美国部队将六十二号战俘营包围，由美、李、蒋特务对战俘逐个“甄别”。中朝战俘不甘受辱，群起拒绝，美国人立刻机枪狂射，坦克狠碾，连主要由西方人士组成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事后也报告，三百七十三名战俘在这次被称为“巨济岛事件”的惨案中倒在血泊里……
这样的惨案每天都在发生。
后来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美国人就枪杀了一万七千名战俘。
蒋介石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人在朝鲜战俘问题上扮演了一个极其丑恶的角色。
为了配合美国的血腥“甄别”，大批台湾特务来到战俘营。台湾特务李大安甚至还专门带来了一个五十人的暗杀团。值得一提的是，我军入朝部队在解放战争后期都补充了大批国民党俘虏，由于审查不严，一些坏分子到了朝鲜战场主动投敌，比如在俘虏营中职务最高的联队长王顺清是原国民党营长，战俘中第一任国民党支部书记魏世喜是原国民党中尉（这二人后来当特务，均被我军捕获严惩）。后来我方估计，确有三千人是不愿回国的所谓“反共战俘”，这批人和美、李特务勾结后，残害同胞的手段比特务还凶。
在被称为“阎王殿”的七十“二战”俘联队，有六十二名要求回国的战俘被活活割肉，最后竟装了满满三脸盆。特务们用刀尖挑着割下来的肉恐吓还未表态的战俘们，公开宣布这些肉要用来“包饺子”吃。著名的林学逋烈士就是在此时遇难的。当林学逋拒绝回答特务们的提问时，刽子手们割开了他的胸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林学逋目光炯炯地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雄壮的呼声随着林学逋烈士的心脏被活活挖出而停止……
张子龙烈士遭遇更惨。因为拒绝参加“示威游行”和呼喊反动口号，特务们一拥而上，先狠狠抽了张子龙一顿耳光，然后把他吊起来用皮鞭抽了六个小时。六小时后，特务们又将张子龙倒吊起来，用木棒猛击他的头部，用火烧他的肚子，用大铁钉钉他的脑门儿，用刀子扎进他的太阳穴……
“还没有死，他没有死，割掉他的生殖器！”特务们发疯地喊叫。
鲜血染红了张子龙脚下的土地，这个不屈的战士拼出最后的气力抬起头喃喃地骂着，特务们冲上去用铁锹铲出了他的心脏，又掏出他的肝脏后开始分尸。国民党特务陈福生把张子龙的心扔到锅里煮，并威胁战俘：“每人都吃一片，谁不吃就是同情张子龙，就是想回大陆，就是和他同样的下场。”
接着，美国远东军事情报局的特务又给李、蒋特务出了个点子，在战俘身上刺上“杀朱拔毛”“青天白日”“反共抗俄”等标语，看这些战俘敢不敢回去！
更大规模的强迫“甄别”开始了。美国人在巨济岛上的空地上搭起一个高大的审查室，所有的战俘都要在刺刀威逼下走进审查室听候宣判。审查室的出口处由台湾特务排成两条窄窄的通路，一条铺满鲜花，这是到台湾的“自由与光荣之路”；另外一条路两侧是握着刺刀、匕首的台湾特务，这是“回国之路”。想回国就必须提着脑袋从这里往外冲，跑慢了不是刺伤就是刺死。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烈士石振青就被活活砍死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朝战俘地狱般的遭遇绝非中国人所杜撰，合众社记者的电讯即透露，“巨济岛的集中营中心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暴乱、酷刑、暗杀在这里的俘虏日常生活中交织成一幅恐怖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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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富有正义感的西方人士，英国人艾伦·温宁顿、澳大利亚人威尔弗雷德作为新闻记者，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对前线、板门店谈判会场、朝中方的战俘收容所，以及被释放的朝中被俘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战后，他们合著了一本《朝鲜战争俘虏问题内幕》。这是西方有关朝鲜战争的一本禁书，两位记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
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正在巨济岛和济州岛被扣押的大约八千名朝鲜俘虏和一点五万名中国俘虏及在北朝鲜被扣押着的三百五十名“联合国军”俘虏在非武装地带内交换。
国际遣委会成立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其成员每天都可以听到从印度管理部队的集中营内逃出来的俘虏们讲的中世纪式的野蛮行为和令人发指的其他一些事情。最初这些委员们都是半信半疑。但是，即使是对此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注意到，从不同的集中营、在不同的时间逃出来的人们—在他们之中有朝鲜人，也有中国人—所讲的故事差不多毫无二致。而且他们刚从把人们自集中营运来的卡车上下来就讲起来，并回答了很多记者们提出的问题，这样就更显得它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显然没有一个人得以在他讲述之前命令他们如此这般。
给人以印象最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9月27日举行的。那天六十五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归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他们还没有下车的时候，就撕碎了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露出了刻满全身标记的身体。在这个大厅里，只听得见久久持续着的、渐渐变大的哭泣声。按照预先的安排，应该一人接一人地谈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但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到严刑拷打的归俘带到外面去进行抢救。还有一个人在叙述自己同胞们所遭受的痛苦时难过得昏厥过去，又不得不把他们背到外面。有一个被割掉了耳朵，同时他的腹部还有一条被国民党刀子割开后留下的弯弯的大伤疤。他们中间有半数以上的人“犯有”拒绝刻上妨碍回到祖国的文身标记之“罪”，因此，他们四肢上的肉都被割烂了，留给人们看到的是一道道惨不忍睹的伤痕。
被俘的志愿军们回忆，新的文身从8月20日开始了。因为特务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许多俘虏把在1951年四月刺上的文身标记割掉或烙掉了。特务们暴跳如雷，命令对集中营里的所有人开始进行文身。在胸部上刺上国民党的旗帜和徽章，两条胳臂上刻上口号，甚至在背的中部也刺上了国民党的旗帜或中国台湾的地图。拒绝文身的遭到毒打，并被绑在床上。一次由三个家伙进行的文身一直要持续四个小时。
到8月31日，十个集中营内的一点五万名俘虏，除极少数外，都被文了身。年龄最小的田忠俊被安排在最后。他说：“那时，我觉得好像国度和人间从尘世上消失了。如果在我身边出现那些花纹，我定会羞耻得无地自容，绝没有脸再回到祖国了。怎能在阳光下露出我的背呢？别的且不说，我的身上已有那些花纹就够坏的了。”9月1日清晨，田忠俊从铁丝网中爬出来了。当他快爬出最后一道铁丝网时被发觉，子弹打穿了他的脚踝骨。他在医院里受到好心护士的帮助，混进了最后一批被遣返的俘虏群中。田忠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俘虏，他无法了解在大规模的文身的幕后策划者的心理。现在人们已很清楚，当时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负责人海恩森以为，只要把文身进行到底，就可以达到“保证被俘虏的人们不抱有回家念头”的目的。
在交换战俘场地，普利策奖金获得者、《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凯奇·比奇在看到一位患了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把美制军靴脱下来时十分惊讶，他用悲伤的语调问道：“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连军靴也不愿意带走呢？这双军靴是相当好的啊！我想，在朝鲜和中国，像这样好的军靴是不多的。”但是，比奇和其他美国记者没有问一问，俘虏们为什么对于回想起美国人施加的拷问和那个鬼蜮的东西如此刻骨仇恨，并把对它的据有看成是一种耻辱。
其实，杀人和恐怖的气氛一直蔓延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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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俘，是个海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战争爆发后不久，她加入了朝鲜人民军。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她在仁川被俘。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好看的黑发一直垂到双肩。她叫金京淑。她和她的难友回忆：敌人以搜查为名，把她们的全身衣服都剥光后，赶进一个房间里。几分钟后，一丝不挂的男俘们也被拉了进来。一个美国军官说：“我们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很喜欢跳舞，那么现在就舞吧！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起舞。美国军官们吸着烟，心满意足地哈哈大笑，用烟炙烤姑娘们的胸部，做出了只有从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册里才能找到的丑行。”
集中营里，没有人能逃脱敌人的兽行。一个以“战俘”的罪名被捕的十四岁的女孩子遭到奸污。在仁川集中营，两位身背婴儿的母亲曾几度在刺刀威逼下遭奸污。当时他们把婴儿的嘴堵上了。一位受电刑后神经错乱的姑娘，在去厕所时被一个美军下士截住，尽管其他同伴奋力抢救，她还是被污辱了。结果她完全疯了。
许多被当作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的成员遭捕的孕妇们，在连下等的医疗措施也没有的情况下分娩。虽然后来设置了产妇房，但美国人没有提供乳粉之类的食品，时常处于饥饿状态的母亲挤不出足够的奶来哺育刚出生的婴儿。脸色很白、异常美丽的二十三岁的母亲，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生金淑子说：“她和她的小女孩儿幸运地活了下来，可她亲眼见到一位同志，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中，因为不忍听婴儿由于饥饿而发出的凄惨的啼哭，把婴儿掐死了。只是在我们举行了多次示威表示抗议之后，美国人才给婴儿发了一些吃的东西。但他们随时可作为处罚手法，中断给我们的粮食供给。我们把写着‘婴儿们不是俘虏，他们必须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等口号的标语牌挂在铁丝网上，然而无济于事。”
“三八妇女节，我们背着婴儿愉快地放声歌唱，美国人向我们扔了催泪弹。他们向二十三名母亲和二十三名婴儿投掷了三十多枚催泪弹，许多孩子从那以后都病了好几个月。”从停战那一天起，到女俘们被遣返，敌人差不多一天就向她们投掷一次或两次催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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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内科及外科医疗方法对人施加暴行的证据，可以从美国的死亡集中营里回来的归俘们中间找得到。美国的讯息也确认了这些已经超出内、外科治疗范围的惊人的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行为的证据确凿性，大概美国人也是不会否认的。
1953年第四期的《美国医学协会月报》刊登了一篇论文。在文中，作者分析试验者对一千四百零八名细菌性痢疾患者使用的六种治疗方法。其第六种疗法是：卧床休息、烤电疗法、必要时服用镇静剂、营养的滋补和维持疗法等。说得轻松点，这等于不治疗。把患者们按倒在床上让他们发汗，以致他们的体质更加虚弱；为了检查不给予治疗的时候这种疾病会以何种速度扩散及各种治疗法的效果，让这些病人变得愈加孱弱，但又不致死去。也有一些痢疾患者得到了治疗，其实这不过是试验。仅四环素片，有的患者每天服用八粒，有的是十六粒，甚至三十二粒，以测验由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在不同情况下吸收磺胺类药物的能力。在这种试验下，许多病人都中毒而后死亡了。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有四千名以上的患者死去。死者几乎全是患痢疾的。当时集中营里死了多少人无法统计，只是医院当局仍把腹泻得厉害的人送回集中营，他们在那里继续传播着这种疾病，并在那里死去。
在外科方面实行的试验中表明出的大量证据更是无可否认。在板门店，所有人都普遍注意到多得令人惊悸的四脚被截断的人们。据调查，为数很多的人们的手脚或全部四肢像割牛尾巴那样，被截成几段。甚至一条腿就被截了五次或六次。一些得了与治疗手段完全无关的气管炎和胸膜炎的人也要数度被截断肋骨。从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之间，第一集中营在经营这些穷凶极恶的手术之后侥幸活了下来的，只有三十七个俘虏。其中一个名叫金春山的俘虏被截断了五根肋骨，每次都是由不同的医生截断的。他追述说，敌人闯进医院里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挑选病人。如果有谁抵抗，就给打一针，然后强行将他拉走。
中国军事外科医生们对冻伤病俘们进行了彻底的诊察，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报告，冻伤者一共失去了二百六十七条胳膊或腿，这些人在中国归俘的全体冻伤者中所占的比例之大是令人吃惊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指出，正是驻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人员们说过这样的话：“从很久以前开始，保存性疗法就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准则。”然而在美国方面，这样的纯属冻伤范围的肢体下部的截肢手术中，有百分之八十四是从正确手术部位的一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甚至有一个患者是在正确手术部位的五分米以上的地方实行的。
在二千一百七十二名中国病伤俘虏中，有近一半的人被截断了两条肢体。在所有六千名中国归俘中，有一千一百七十二名是外科病人，其中百分之八十四成了残废且丧失了活动能力。有四人的四肢全部被截去，只留下毫无倚恃的胴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美国军人被截去四肢的不过二十二人，在朝鲜战争中，全部“联合国军”部队里遭此厄运的也只有四人。
责任编辑：余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