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怀柔转年村一万年前的故事正在被人们遗忘
新京报讯（记者张羽）怀柔转年村，北京怀柔潮白河上游再平凡不过的小村，哪怕是这里是燕山南麓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哪怕一万年前的北京先民曾在这里艰辛劳作，如今却依旧归于沉寂。村民只依稀记得当时发掘的场景，村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石碑不见踪影，因为相关研究成果并没做到及时地共享与传播，连怀柔区文旅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转年遗址”的具体细节也知之不多，区博物馆里连可陈列的相关文物都比较匮乏。一万年确实太久，转年先民刀耕火种的故事，在北京少有人知。
怀柔区转年村“老村”所在地。新京报记者张羽摄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石碑被移走了
位于北京怀柔区宝山镇的转年村，曾经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村落。全村300余户村民伴山而居，果树种植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但由于上世纪90年代在当地的遗址发掘，“转年”二字也被刻上了浓浓的历史烙印。
1992年，考古队首次来到转年村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彼时遗址发掘的位置就位于转年村西侧、白河西岸边的二阶土地上。实际上，对附近的村民来说，那些史前文物，当年不过是种地、散步时偶然捡起的怪异石头。
北京发布高温预警的日子里，新京报记者来到了转年遗址发掘地。如今，这里已完全看不到考古发掘的痕迹，甚至完全看不出是古人类文化遗址，土地重新长满树木。
在遗址东侧不远处的房屋墙上，记者看到了“转年”两个大字，配合村子白色的墙体，两个红字格外显眼。沿村而过的公路上，车辆、行人来来往往，这片“遗址”与其他的山间公路并无差别。
转年村规模不小，但如今居住在此的村民已寥寥无几。一位路过的转年村村民告诉记者，此处的转年村是村子的旧址，多数村民现在已经搬到了向北约400米位置的砖红色新楼中，“有些上岁数的偶尔回这边住住，感觉住新房子有点不习惯。”
而在转年村，提起遗址、考古发掘，这里的村民倒是能含糊地说上一嘴。一位赵姓村民告诉记者，过去在山上总能挖出来各种有点怪异的“石头”，村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就当个爱好自己收起来了，“有一段时间，村民基本都去挖，但是你说能卖多少钱，咱也不清楚，毕竟不是什么青铜器这种值钱东西，权当个人拿着玩。”或许也正是当年的自发采集，在后来的考古报告中曾经提及，“遗址原文化堆积厚3到4米，发掘前遗址上部1到2米的堆积已受到破坏。”
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位于转年村西侧的一处观景台，据村民介绍，这里曾有一座刻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石碑，如今因为观景平台装修，这里也被围起，石碑也被移走。
对于转年村民来说，遗址出土的“石头”已成为遥远与模糊的记忆。
距离转年村不远处的观景台正在施工。新京报记者张羽摄
怀柔博物馆里没有转年遗址文物
京郊的几处古文明遗址，目前似乎以怀柔“转年遗址”的知名度最低，低到连在互联网上检索也只能找到寥寥几句介绍。怀柔文旅部门的人很热情，但由于掌握的资料实在有限，也很难向记者做出更多的介绍。采访过程中，与多位北京市民聊起转年遗址，均表示对这个考古发现一无所知。
在怀柔博物馆二层，记者看到了关于新石器时代的出土物及相关介绍。展览中有一块牌子上介绍了转年遗址，特意向访客说明了其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重要性，却完全没有展出相关出土物。展馆内的石器、石核，均来自北京地区其他的考古发掘位置。如怀柔水库西山出土的石镰、渤海镇大榛峪村出土的石磨盘等。
怀柔博物馆展出的新石器时代展品：九渡河镇四渡河村出土的石斧（左）和渤海镇大榛峪村出土的石磨盘（拼版照片）。新京报记者张羽摄
然而，转年遗址没被公众广泛知晓，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发现不值一提。恰恰相反，它是当年把北京地区古文明历史一下子拉回到一万年前的一把“钥匙”。
根据资料记载，考古于1992年、1995年以及1996年分别进行了多次正式遗址发掘，共计出土石制品多达18000余件。此外，同时出土的还有少量的陶器碎片和动物骨骼。
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郁金城在《从北京转年遗址的发现看我国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特征》中提到，“数量众多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是该文化突出的一个文化特征”。转年遗址被打上了新石器时代的标签，从考古研究上看，已经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发现。但郁金城告诉记者，由于自己已经退休，对该项研究的后续进展了解并不多。
转年村可能是古人类“石器坊”
作为转年遗址出土物的代表，各种细石器不仅制作精细，数量也多，外型上包括楔状型、锥状型细石核、圆头刮削器等。这一类出土物也证明了当时的磨制技术已有很大发展。资料中提及，“由于转年遗址中并未发现明显的住房痕迹，推断转年遗址只是古人类制造石器的场所。”这里发现的标志性石容器是一件大口罐类器残件，选用硬度较低的石料制成。陶器质地疏松，硬度较低，火候不匀，器类单一，符合石器时代早期陶土器皿的特点。
此前，考古学上对于“北京地区是否存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曾经存在争议。东胡林人墓葬的出土及人骨轻度石化的特征，被推测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憾的是，相关文化遗物的缺失阻碍了进一步的推测与证明。而上世纪90年出土的转年遗址，则为北京地区存在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更好的佐证。
根据资料记载，通过检测推算，转年遗址年代数据已达到10000年左右。这一时间，也让转年成为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
首都博物馆展出转年遗址的出土物：黑陶盂和石刮削器、石核。新京报记者张羽摄
怀柔博物馆里没有转年遗址文物，是因为当年的考古发现都已经上交给上级文物部门进行进一步研究，然而奇怪的是，更多的研究成果这些年并没有让公众进一步知晓。记者随后在首都博物馆看到了少量转年遗址的出土物，如黑陶盂、石刮削器、石核。那个夹砂黑陶盂，是北京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黑陶盂，也算北京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出土“重器”了。无论如何，转年遗址与东胡林人墓葬、房山镇江营遗址一起，构成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线索，这把解开北京新石器时代先民生活的历史“钥匙”，不该被人们轻易遗忘。
新京报记者张羽编辑张牵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