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译想论坛③丨你喜欢的译著是如何做出来的？
对英语图书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翻译国家。一本本书如何跨过山海成为我们眼前的译著？5月11日晚，在第二届译想论坛上，几位出版人以“你喜欢的译著是如何做出来的”为题，共同讨论译著出版的选择、边界与翻译困境。
由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新译科技、单向空间共同举办的“第二届译想论坛（2019）”，以“翻译和我们的时代”为主题，就非虚构写作、文学写作、出版与翻译、字幕翻译、AI翻译五个分议题进行五场对话，共同探讨翻译事业的发展方向。
本次推送的是第三场活动“译论三丨你喜欢的译著是如何做出来的？”现场内容报道。
采写|新京报记者李永博实习生赖鼎睿
回顾近几年媒体推出的年度好书榜单，不难发现近年来译著类的书越来越多，而去年“单读”的年度好书几乎都是译著。2013年起，以甲骨文工作室的兴起为代表，出版界出现了大批量译著的涌现。如今，对英语图书而言，中国的翻译体量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翻译国家。
阅读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而译著可以使人们打开对世界的认识，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接纳新的观点。青年学者萧轶回顾了古代的佛经翻译所催生的禅宗思想，以及民国前后的翻译文本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构价值的作用：中国人的观念从天下体系走进国家体系。此外，他还特别提到了专栏作家王昭阳对俄罗斯经典文学之于中国人的影响：在高超译者的心血浇灌之下，已经成为现代汉语最华美韵律的一小部分。
在广袤无垠的世界文学中，一本本书经过了选择、翻译、出版、营销，跨过山海成为我们眼前的译著。而在这中间，在消费者购买之前，是什么决定引进怎样的作品、制造出怎样的译著在市场上流通？
5月11日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文学主编魏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长董风云、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编辑杨全强与青年学者萧轶一起，在第二届译想论坛上从出版人的角度讨论“你喜欢的译著是如何做出来的”。
论坛嘉宾：萧轶（青年学者，供职于新京报，稿件散见于《东方历史评论》、NYT等）、董风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长）、魏东（资深编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公司文学主编）、杨全强（北京上河卓远文化总编辑）共同讨论“你喜欢的译著是如何做出来的”。
书从哪里来：个人兴趣、公共意义与出版人身份定位
当下出版人的选题离不开他们的阅读经历。入行编辑的第一本《福楼拜评传》奠定了魏东的出版方向；杨全强认为80年代关于译著的阅读体验对他的出版选题确有影响；董风云提及的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也出现在其他嘉宾的阅读记忆中。“我们所看到的译著是那一代共同的记忆，这个造成了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无论是想法还是价值观，我们谈论的总是高度相似。”
“作者第一，作者出版。”
杨全强的选书思路很简约，主要依赖对朋友的信任和对作家的了解。不论作家或是学者、小说或是研究性的随笔，他需要对作家写作水准有个基本的判断。“判断一本书值不值得出，真的需要先下结论，如果要等读完之后，这个书可能已经被别人拿过去出版了。就是凭直觉吧。”
自嘲是出版人中看书看得最少的董风云在选书过程中更看重译著对读者的启发意义。话题是罕见的。他会选择一些认为对公共讨论、对中国人思考世界有意义的话题，哪怕很冷门，对中国人来说很奇怪，但对世界思考的不同角度中有不同的意义。切入视角是小的。避免《全球通史》类型的书，以中国读者的眼光去看书，寻找心灵上会产生共鸣的故事或观点。可能从一个遥远的叙事里，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某一代人、某一阶层甚至是某个个体的喜怒哀乐，或是看到外国作家在写书时的悲悯，这是他所期待的。态度是鲜明的。“我们是要有态度的书，当下的语境来说，我们不缺高精尖，我们缺更多人能看、能接受、能启发意义的书。”
《福楼拜评传》，作者：李健吾，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魏东的选书逻辑基于对出版人角色的判断。某种程度上，他认为出版社类似一个大学机构。“我会把自己当作普通读者，在完成学业后进一步读书，同时我比专业研究者层次要低一点。介于两者之间，反而可以发挥身份的特点。”因此魏东以兴趣或自身阅读阶段为出发点，在选题过程中寻找对文学经验的描述和判断或对历史的伦理探讨。
出版的边界：寻找内容与市场的平衡
好书与卖得好的书往往不是完全重合的一批书。内容质量和经济效益、专业性著作和通俗性著作的矛盾摆在每一个出版人的眼前。
魏东坦言，他出的书都有一定的市场考量。在某个学科里，会选择读者接受起来相对容易点的书进行出版。阅读起来难度大的书，很少被给予曝光和荣誉。在系列丛书当中，有些书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也因此允许一些流量低的书出版。“在这样的平衡里向前走。我们还是会为自己选择的方向辩护。”
《1453》（作者：[英]罗杰·克劳利；译者：陆大鹏；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6月）
“既然选择做这个事情，无论是什么内容的出版，我认为首先要让书挣钱。”董风云认为内容的意义更在于其传播。艰深的、前沿的、学术性强的书，大多数公众无法理解。内容和传播之间互相妥协，他将这样的妥协结果称为“出版的边界”。出版人的任务即建立起书籍的传播路径，找到生意模式。较为浅显的、普及性的书籍推出之后，他认为，部分读者自然会产生深入挖掘某一领域的需求，走向进一步的阅读。但如果路径建立不起来，即使是感兴趣的人也很难达到有深度的内容。
出版人的个人兴趣、出版机构的选书传统、个人在出版机构的行动空间以及出版机构的营销能力都影响着每一次“出版的边界”的抉择。杨全强认为，在如此多的影响因素下，“商业考虑不好说，都是凭一种直觉”。每个人在各自的环境里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从南京到北京，从事出版20余年的他觉得自己长期以来力图在市场和内容中间寻求平衡，但始终感到不平衡。
译著的困境：翻译人才的缺失与误读的宿命
当作品被选择，译著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水平。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业里，译著的翻译水平受到了限制。顶尖的翻译人才大部分是高校的外语教师，但译作不属于高校评级中的学术成果，加上翻译稿酬的局限，高校里的大部分老师无法参与到出版的翻译工作中。政策的阻挡是影响当前出版界总体翻译水准的关键因素。
即便解决了翻译的人才问题，译著中也难免会出现译者对作品的误读，从而影响读者与作者的阅读交流。作为出版人，杨全强很在意翻译错误，但作为读者，他表示很宽容，认为翻译错误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实际上人在交流中误读、误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十年前的译本，哪怕有错误，它总会对后面的译本有好处。但阅读翻译不佳的作品，又不懂哪门外语，还是有点痛苦，好翻译还是很重要的。”
作者：新京报记者李永博实习生赖鼎睿
编辑：西西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