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万张寻人启事
贴寻人启事的时候，72岁的王玉明总忍不住“唉……唉”地叹气。对着照片，他一遍遍地问：“老婆子，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啊？”
16个月前的一个雪夜，阎宝霞拿了支手电筒走出家门，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她再没回过家。从那晚开始，王玉明踏上了寻人之路。在徒步行走数千公里、贴出一万多张寻人启事后，老伴仍然杳无音讯。
为了找人，王玉明走遍了附近的城镇和乡村，只住有几户人家的山沟也不放过。遍寻不见后，他开始扩大寻找范围，从家乡甘肃陇南一路走到天水、兰州，几百公里外的广元和西安也去过好几趟。
派出所、救助站、电视台、城市的大街小巷，王玉明逢人便问，四处求助。磨破了六双鞋，要找的人还是不见踪影，只留下一张张寻人启事在墙上。
风吹日晒下，薄薄的A4纸撑不了几个月便褪色、破损。再次经过的时候，王玉明会把旧的撕下，再贴上新的。碎纸片被他揉成一团，塞进手提袋里。人没了踪影，他不忍心照片也随风而去——“我要把她带回家。”
为了寻找妻子，王玉明已经贴出一万多张寻人启事。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万里寻妻
夏至过后，紫外线的威力一天天增强。为了在太阳升到头顶前多赶点路，王玉明经常在清晨五点就出门寻人。他脊背微弓，身材显得有些瘦小，层层白发从头顶两侧往中间聚拢，皱起的眉头很少松开，看上去总是一脸苦相。
由于劳动过度，王玉明的手指关节粗大到变形，两只胳膊也无法伸直。隔着衣服，能摸到他的肌肉，但明显感觉有些松弛。与同龄人相比，王玉明还是要硬朗许多，这是他坚持寻人的本钱，“幸亏我身体好。”
王玉明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从18岁当兵起就没再感冒过，至今没有高血压等老年病。今年初，他犯了胰腺炎，只在医院住了三天就急忙出院。找人、贴传单，是他眼中最重要的事，一天也耽搁不得。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王玉明从陇南徽县的家中出发，走遍了周边的各个县市。“光天水我就去了不下10次。”两地路程约200公里，坐公共汽车要四个小时左右。换成步行，需要花费他四天时间。
5月9日，王玉明步行前往附近的镇子寻妻。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天水也在王玉明规划的另一条路线中：从那里坐火车去兰州，待上几天再步行往回走，途中可以经过不少地方，来回耗时半个月。这条路线，他已经走过三回。
大部分时候，王玉明都选择步行。在他看来，寻人坚决不能坐车，“你要贴寻人启事、问人，坐车怎么行？”他不喜欢停下来休息，总是边走边贴，速战速决。向本地人打听几句便继续上路，经常从天亮走到天黑。据王玉明估算，他每天最少能走40公里路。
有时候，他会骑一辆黑色的飞鸽牌二八自行车。车的坐垫已经开裂，骑起来好几个地方传来异响。1978年，王玉明花费180元买下了这辆车，一直骑了四十年。
当地山路多，遇到上坡就得推着走。有次赶上下暴雨，路上出现塌方，树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王玉明只能扛着自行车前进。也没地方避雨，直到遇见一位好心的车主载他回家。“那一次算是把我累坏了。”
几十条寻人路线，王玉明走了一遍又一遍。陪伴他的，除了手提袋里的一摞寻人启事，还有儿子寄来的行军包。王玉明把一张寻人启事用塑料膜包好，再拿硬纸板加固，挂在包上，一路上能吸引不少人的注意。
行军包看似鼓鼓囊囊，其实里面只装了套薄薄的铺盖。走到哪里天黑了，把塑料布往地上一铺，展开被褥就能睡。有次住宾馆，是一对年轻人开好了房间，坚持请王玉明去住，他才不得不去。
往常，出再远的门，王玉明也不带食物和水。长时间行走，身上多一斤东西他都嫌重。“碰到有人家的地方，问人要两个馍馍，渴了就喝石头缝里冒出来的矿泉水。”走热了，他喜欢到河边洗把脸，捧起几抔水，从头顶浇下去解凉。
5月9日，寻妻途中，王玉明在河边洗脸。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在徽县当地，很多人都知道王玉明寻妻的故事。两个冬天过去，他们还能看到这位七旬老汉在路边贴寻人启事。王玉明也感受到了很多温暖。比如一位年轻人从兜里掏出20元钱塞到王玉明手里，嘱咐他“不要着急，慢慢找”；一位司机驾车驶过，认出王玉明后又倒了回来，询问他是否需要捎一段路；经过几家商店时，店主们纷纷给王玉明递水，其中一位还给他端了碗面。
最后的监控影像
王玉明不觉得寻找自己的家人是件值得称赞的事。最近，小区门口贴上了一张寻猫启事，照片中是一只暹罗猫，王玉明不懂猫的品种，他看完感慨：“一个猫娃丢了都有人找，何况是人呢？”
2018年1月25日，66岁的阎宝霞从同一片区域走失。以前，王玉明预料过妻子将来有天会走失，“果不其然发生了”。大约12年前，阎宝霞开始出现记忆衰退，把东西放到一个地方，经常转过头就忘。2008年的一天，头昏严重的她被丈夫带到医院，一查查出了阿尔茨海默症。她的记忆力衰退严重，从病房到厕所的短短几步路也走不回来。
确诊之后，阎宝霞的病情时好时坏。尽管平时不怎么离开小区，还是有好几次跑到了外面找不到家，最终被好心人送了回来。担心老伴把钥匙弄丢，王玉明狠了狠心，花1700元给家里换了套指纹锁。
王玉明家的指纹锁。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然而，老伴终究还是走失了。
那天晚上，王玉明正在卫生间洗脸，听见门响，以为老伴要去家附近的公共厕所。平时为了节省水，她经常会多走几步路去院外上厕所。
20分钟后，人还不见回来，王玉明才意识到不对劲。
那天下着小雪，阎宝霞出门时穿了件旧棉袄，脚下是20多元的一双单鞋，身上除了一支手电筒再无他物。同小区的住户汪政学在路上碰见了她，但他没多想。
王玉明一路骑向高速收费站，后来才知道找错了方向。阎宝霞沿着公路，一直走到了离家17公里远的伏镇。离开家四个小时后，镇上的一支摄像头拍到了她的身影。
伏镇派出所副所长马国庆回忆，接到报警那天正好是他值班，从监控中，他看到一位老太太打着手电在走。
从监控探头和实地询问中，王玉明得知，2018年1月26日零点多，阎宝霞曾在一家餐馆门口停留了一个多小时。
凌晨2时33分，阎宝霞从一家酒厂大门的监控前走过，再往前便是没有摄像头的一段山路。
清早五点钟左右，家住公路边的马志祥被一阵狗叫声吵醒。他和妻子起床看了看，发现门外有一个老太太，“从河边走到门前，又转身回到河边，来回走了两遍”。老人说找不到路了，马志祥的妻子便给了两个馍馍，将其带上公路，看着对方朝徽县的方向走去。
自此之后，王玉明再没有找到见过阎宝霞的人。他开始怀疑，“是不是哪个车把人撞了，挖个坑给埋了？”饿死的可能也不是没有，“但饿死也应该有人发现嘞。”王玉明有意沿河边走过几次，想看看河里是否有浮尸，同样没有结果。
伏镇派出所副所长马国庆告诉记者，警方曾多次派车在周边的村镇寻找，也是一无所获。后来有人打电话报警，说发现了长得很像的一个人，后来发现不是。直到现在，每当外地有无名尸体发现，他们都会去核对，没有发现一例吻合。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王玉明不敢放弃，打算就这样一直找下去。“找不到我老婆子，我死也要死在外面。”
5月8日，贴寻人启事的时候，他又对着照片说起了话，“我也不愿意把你贴到这儿……你赶快走到光明处吧，让我接你回家。”
王玉明在张贴寻人启事。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60年代的爱情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寻人启事上的悬赏金额也在变，从最早的“提供线索5000元，送人来1万元”上升到“送人来20万元，打电话去接人1万元谢恩”。电话接到了不少，却没有一个对得上。
倘若真的有人把老伴送回来，这20万元怎么出？王玉明的计划是把房子卖了。“我要房干啥，只要人回来，就带上她回她娘家去住。”
现在居住的这套房有110平米，十年前买下的时候花了老两口13万元。“我拿了6万，她一个人掏了7万。”阎宝霞曾在徽县人民医院当了18年清洁工，几乎没有休过假。1990年入职，直到2008年有了孙子，才不再去干活。
在此之前，阎宝霞在工地上当过小工，一天挣一块两毛钱。她也尝试过做生意。三分钱一支批发来的冰棍，她拉到街上卖五分钱，第一天就卖出去两块多。“早上六点去的，晚上十二点才回到家。推着车子满城转，我心疼啊。”那天收入的硬币和毛票，一分都没花出去，被王玉明当作纪念保存至今。
王玉明保存的老伴卖冰棍所得的钱。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王玉明七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六个孩子，四个送了人。十七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刚过十八岁，王玉明就报名参军，被分配到西宁一支部队的汽车连。
因为学习认真、工作负责，王玉明先后被评为“青藏线上的标兵”“优秀共产党员”。部队的一位唐山籍女兵觉得他人不错，就把妹妹阎宝霞介绍给了他。
那时候，阎宝霞也住在部队里，帮姐姐带孩子、做饭。打热水的时候，王玉明经常能碰到她。“我们一见面都特别高兴，我很爱她。”一年多后，两人订了婚。
1970年8月，王玉明随部队南下衡阳，10天后开赴广西边境参加抗美援越作战，一去便是三年。在此期间，因为带领战士冒雨救援一辆弹药车，王玉明荣获个人三等功。此外，他还受过三次连级嘉奖。
王玉明曾经获得个人三等功。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在前线的王玉明后来才知道，妻子回到老家唐山后，有人曾劝她改嫁。说自己是个外地人，家里没有父母，上前线又不知道能不能回来。阎宝霞给那人说了一句话——“我跟了他，就跟他一辈子。”
三年里，阎宝霞曾两次前往广西边境看望丈夫，每次都带来自己亲手缝的布鞋。因为通信不便，王玉明有任务在身，两次都没有去接妻子。下了火车，阎宝霞看到军车就打听，就这样找到了丈夫的驻地。
去前线之前，也有过一次同样的经历。王玉明被调到西安后，阎宝霞曾去看望他，结果那天因为工作忙，他把接人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回想起来，王玉明后悔得直哭，“我这是当的什么男人啊。”
“她平时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有时候，王玉明也会后悔，觉得娶阎宝霞是害了她。“我的条件太差，她跟了我，过的一定是苦日子。”当时复员回乡后，家里既没人也没房，他找了间旧屋，盘好一张土炕后，才敢拍电报让妻子过来。
生大儿子的时候，因为没钱去医院，阎宝霞只能在家里生，结果流血过多，身体虚弱，出现了产后抑郁的症状。没有奶，王玉明就走五里山路去亲戚家挤羊奶，一路跑回来给孩子喝，喂完奶后再给妻子熬粥。
王玉明年轻时和妻子的老照片。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让一家人不得不分开的，还有粮食问题。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每个村民的口粮都由生产队统一分配。阎宝霞的户口在唐山农村，只能回家赚工分领粮。
不久后，王玉明去徽县农机厂干起了车工。他一个月工资42元，寄给妻子20元，自己吃饭花12元，再攒下12元，以备不时之需。工作三年，他一次也没去过唐山，原因是车费太贵。
1976年7月，王玉明终于到唐山见到了妻儿。结果第三天夜里，大地震发生，一根倒塌的房梁砸在了妻子腿上。幸运的是，家里没有人遇难。这之后，王玉明和妻子仍然像以前一样分居两地，隔上几年才会聚在一起住上半年。
生二儿子的时候，阎宝霞又出现了说胡话等症状，诊断是“神经官能症”。王玉明觉得，当时生活条件太差，整天为生计操心，才导致了这个结果。
1984年，户口“农转非”后，一家四口总算在徽县城里安定下来。艰苦岁月养成的节约习惯，至今能在王玉明家中发现。厕所的洗手池里总是放着一个塑料盆，用过的水被用来冲厕所；地上扣着一只上世纪风格的铁皮洗衣盆；厨房里的两只棕色水瓮也有几十年历史。
王玉明的安全帽和工具，他偶尔会去工地上当小工赚钱。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大儿子买房时，阎宝霞拿出了11万元。走失后，王玉明在衣柜和鞋里发现了老伴藏起来的六千多元。“她平时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王玉明也一样。尽管一个月有两千多元的退休金，他还是不愿闲着。经常跑到附近工地干小工，一天收入80元左右。寻人时身上穿的衣服，能看到不少油漆点。缺钱的时候，他依然会去工地打工。
王玉明几乎没买过衣服，身上不是军装，就是工装。那件1972年配发的军装，冬天寻人的时候，还穿过几次。“我死了以后，叫我儿子帮我把这衣服穿上，埋了就完了。”
年轻时十几年两地分居，王玉明本打算到了70岁，啥活儿也不干了，就和老伴好好过晚年生活。2017年12月30日，他从工地上歇下，带着老伴去附近的山上、广场上转了转。第二年的1月25日，阎宝霞走失。“这一辈子，就陪了她25天。”
再出发
走失一年后，阎宝霞每月1050元的养老金被停发。王玉明对此不能理解，“人没找到，我现在正需要钱，怎么能把它停了呢？”社保局退管站站长王乔解释，按照制度规定，每半年需要做一次认证审核。考虑情况特殊，曾为阎宝霞做过一次延期，又过了半年没找到，只能按规定停发。
民政部门则主动联系他填报困难申请，王玉明一共收到两次救助金，共计9000元；听说他的事后，附近的一家理发店送来3000多元爱心款；邻县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免费帮他在广告纸上刊登了一年的寻人启事，占的版面越来越大；一位爱心人士计划组织50辆车，带着200人去寻找，王玉明担心路上出现意外，始终没同意。
他记得所有人的好。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警官、记者、志愿者的电话都记在上面。顺路捎他一程的人，也会记下车牌号。不久前，一位当地拍客把他寻人的场景拍了下来，上传到视频平台后得到不小的传播。王玉明特意做了一面锦旗送给对方。
5月8日，王玉明向记者展示寻人启事和此前的媒体报道。新京报记者祖一飞摄
最近一段时间，王玉明每天都能接到十几个电话。有人发短信过来，想要给他转钱，他不会回短信，请记者帮忙推辞，“我又找不着他，这人情以后怎么还？”也有人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或是压根提供不了有用的线索，这让他很烦躁，却又不得不接，怕漏掉了重要信息。
因为在部队服役，大儿子王军峰没办法一起寻人，他担心父亲性子太急，身体会垮掉。得知媒体来采访，王军峰特别交代记者劝一劝他父亲，在郑州工作的二儿子也很少有空，能够在外面跑的，只剩下王玉明一个人。
不只一个人觉得希望渺茫，劝王玉明再找个老伴，他听了气得发抖，“放他们的屁！老婆子对我多好，我能把她忘掉吗？”
5月9日晚，贴了一天寻人启事的王玉明回到家中。拿着老伴的照片，他忍不住感慨“你咋是这样的命呢。”看见桌子上摆放的“光荣之家”金色铭牌，王玉明又开始叹气，“光荣之家是你创造的啊……”
第二天，他背起行军包，再次上路。
新京报记者祖一飞编辑胡杰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