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深度]除了延迟退休，破解养老金困境我们还能做什么？
专家指出，延迟退休年龄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应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同时扩大养老保险的缴费来源，比如扩大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等。
2018年9月17日，日本东京，日本老年人举木制哑铃锻炼身体，庆祝“敬老节”。图片来源：东方IC
记者崔璞玉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与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越来越多。专家认为，延迟退休可以使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但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趋势，延迟退休年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于如何解决养老金问题，专家认为，一方面要增加就业机会、延长就业周期，并积极调动政府、市场、家庭以及老年人个人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另一方面，要尽快扩大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广大的农民工市民化，从而扩大养老金的缴费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赵忠表示，改革户籍制度很重要，如果把户籍这个劳动要素市场的制度性障碍消除，延长农民工在城镇里的工作时间，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
延迟退休年龄不应“一刀切”
4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称，在企业缴费率为16%的基准情境下，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28年出现当期赤字，并于2035年出现累计结余耗尽。不少媒体戏称，这意味着“80后将无钱养老”。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另据国家老龄办2015年发布的预测，到2022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量将增至2.68亿，比重升至18.5%；到2036年，老龄人口进一步增加至4.23亿，比重升至29.1%；到2053年，老龄人口达到4.87亿的峰值，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34.8%。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指出，仅从制度赡养率上看，未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将不断提升。简单地说，2019年一个离退休者由接近2个缴费者赡养，但到2050年前后，几乎是一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
中泰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近日也撰文指出，“现在我们每个年轻人除了负担自己的开支外，平均还要负担0.41个老人或小孩的开支；但到2030年，平均每个年轻人将负担0.5个老人或小孩的开支，到2050年时将负担0.8个，负担加重一倍。”
老龄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人口抚养比的不断提高，给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带来了直接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围绕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越来越多。社科院就建议，应尽快出台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指出，中国现有的退休制度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而且几乎所有劳动都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机械化和现代化程度非常低。
“现在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7岁，整体经济社会形势、就业和受教育情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还沿用旧的退休制度，的确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也不符合现实情况。”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赵忠也对界面新闻表示，延迟退休不但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也和整个世界范围内预期寿命的增加相连。不过，应该让员工自己来选择退休时间，而不是从政策上“一刀切”。
“比如，有些人愿意多工作几年，政策却不允许；有的人，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体力确实没办法跟上，如果一定要延迟他们的退休年龄，也不公平。”赵忠说，“还是应该通过市场和经济的手段，允许员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自愿退休的政策。”
延迟退休年龄是“治标不治本”
虽然分析人士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是必要的，但他们也表示这可能仅仅是推迟养老金出现亏空的时间，最终还是治标不治本。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客座教授林采宜表示，若将我国女性55岁、男性60岁的退休年龄分别提高5岁，在维持当前财政补贴情况下，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亏空的时间将延长8年左右；若再考虑累计结余资金，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亏空的时间将延长10年左右。
原新指出，延迟退休年龄可以相应地增加劳动年数，缓解养老金缴纳和领取人员之间的比例关系，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形势转变的规律性结果，谁也改变不了。”他说，“因为少子、长寿必然导致老龄化，而少子、长寿就是现代文明的结果。”
日本是目前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了27%，排名世界第一，属于超老龄化社会。同时，日本也是少子率严重的国家和全球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日本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84.2岁，稳居榜首。
严重的老龄化给日本的养老金系统带来了沉重负担。为了应对养老金危机，日本政府从1973年起就不断提高退休年龄，从二战后的50或55岁，逐步提高到60岁、65岁。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甚至提出要打造终身不退休的工作制度。
去年9月，安倍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称，希望把日本的退休年龄进一步提高至65岁以上，同时将养老金领取年龄推迟至70岁之后。他还说，要以“终身不退休、终身活跃”为目标，推进医疗和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但由于出生人口连续多年下降，日本的养老金危机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当前日本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已超过50%，预计到2050年，日本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接近80%。
此外，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日本2015年存在11万亿美元的养老金缺口，预计到2050年这一缺口规模将达到26万亿美元。
解决养老金缺口要“多管齐下”
针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中长期内面临财务难以持续的挑战，专家认为，除了延长退休年龄，应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同时扩大养老保险的缴费来源，比如以降费为契机，扩大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以及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市民化。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佳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指出，现在中国养老金的问题还不是总额问题，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问题。
“上海的社保基金来自哪里？来自全国各地在上海工作的人。这个钱只属于上海吗？比如一个黑龙江人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把社保基金交到上海。等到他们退休回到黑龙江时，这个钱还留在了上海。没有必要的中央调剂，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李佳说。
赵忠则表示，要解决养老金问题，户籍制度改革很重要。“很大一部分制造行业的劳动者是从农村到城镇务工的人员，但这些人在城镇工作一段时间就回流了，因为有户籍制度的障碍，这些人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中去。”
“如果把（户籍）这个劳动要素市场的制度性障碍消除掉，延长农民工在城里的工作时间，不仅有助于我国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压力。”赵忠说。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仅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增幅创历史新低。不仅如此，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减少人数创历史新高。
原新表示，全世界应对养老金缺口的办法就是四个字：开源节流。节流目前在中国几乎不太可能，因此只能开源。开源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增加就业机会、延长就业周期，增加就业机会就是将更多人纳入到养老体系中来，延长就业周期就是推迟退休。另外还有企业年金，这是对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障体制的一个重要补充。再一个是财政补贴。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指出，当前社保增收的内在动力来自制度的激励性。一方面通过降低缴费门槛，将当前未参保的中小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进来，扩大覆盖面；另一方面鼓励参保者多缴多得，坐实费基。
目前这一步正在推进过程中。今年5月1日起，社保降费新政正式实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此次降费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降费率，二是降费基。降费率方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20%降到16%。降费基方面，国务院要求合理降低部分参保人员和企业的社保缴费基数，个体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等还能自由选择基数缴费。
此外，原新表示，包括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否持续发展，根本动力在于经济的“蛋糕”能不能做大。
“老龄社会的本质问题不是养老问题，而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他说，“在这个转型期，需要政府、市场、家庭和老年人个人，所有力量来共同应对。政府负责兜底和保基本，市场提供更优质的适合老年人的保险产品，继续发扬家庭养老这一中国美德，以及提升老年人自身的财富储备意识。”
责任编辑：闫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