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五四”群像臣民与国民的分界_五四100年特刊
历史的所谓奇迹，就是将平常无奇的一天化作非比寻常的一刻。当日历翻到1919年5月4日这天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一天将成为历史性的一刻。它到来的方式是如此寻常普通，与过去的任何一天并无不同。
担挑卖菜的小贩走街串巷，店家们也掀开门板，挑出招幌，等待客人登门。阳光洒向紫禁城，在杂草丛生的明黄琉璃瓦下，是退位已经八年之久的逊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深居宫禁的两位太妃“谕令南书房撰拟贺文，内务府备办寿礼”，一切宛如前清皇帝恩赐大臣的故事。
《晨报》，就是会送入宫廷的报刊之一。它也是北京每天清晨最早发售的报纸。一早拿到这份报纸的人，最先映入眼帘的，当然是头版的商业广告，但真正的头条新闻却是二版首栏的论评《山东问题与国人之决心》。论者在文中声称“山东问题，已濒生死关头”。倘使政府让步屈服，那么“吾民不能承认政府之所为”，“人对于其所希望之权利，皆知拼死以争，不得则悻悻而去。吾民独非血气之伦，应俯首听命于无理之处分乎！”
危殆急迫的呼号，听起来就像是接下来会发生的那场运动的集结号。但事实上，早在这声呼号发声的前一天夜里，那些即将站上历史舞台中央的年轻人们，就已经在刷印传单，制作横幅和标语了。而当他们为这场运动彻夜筹备时，绝大多数人，包括这天《晨报》的读者们，都没有觉察到这场运动即将以这种形式爆发。
撰文/李夏恩
自我的觉醒：发起者
“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啊！”
这份句句皆带爆发力，引来齐拍掌声的演说宣言，是22岁的北大三年级学生罗家伦彻夜不眠赶制的成果。这位运动的发起者以火爆脾气著称，在他的五四回忆中，毫不客气地对母校北大“暮气沉沉、腐败极了”的衰退风气大加批判，将自己与同道目为振衰起敝的改革先锋。但他对自己的师长同学嘲讽笑骂，恰恰构成了一幅五四运动主角们的趣味十足的群像。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做学术研究的文字”。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胡适之“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刘半农在当时“大家对他不很重视”，发表的文章“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反感”。鲁迅则是“宦隐于教育部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
惟一得到这位绰号“熊掌”的暴烈青年衷心称许的，就只有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他的主任室也成为罗家伦和他的好友傅斯年和汪敬熙聚会场所，在那里，“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也互相用不恭的绰号和骂仗来回敬彼此。
罗家伦口中的五四干将，包括他本人都显得如此夸诞不羁，但这幅光怪陆离的景象，正是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关键所在。很难想象一群循规蹈矩的庸碌之辈会主动发起一场正面抗争的激进运动。唯有这群个性十足、时露峥嵘之徒，才有可能主动走上前台去创造历史。
罗家伦的另一位同窗好友杨振声，就是北大中文系中一名“急躁的激进分子”，为表达自己的激进主张，不惮冒犯师长。当一贯敌视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泰斗辜鸿铭在课堂上自豪地炫耀着自己的辫子时，杨振声故意坐在教室后面讲怪话：“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尽管后来杨振声在回忆中承认自己“无分别地排斥自家的旧的一切，这偏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当时，这些扛起五四大旗的年轻旗手们的自信，正建立在这种“矫枉过正”的基础上。
唯有这种自信，才能让他们的抗争行动获得必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些高呼口号的年轻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旧时代的压抑和束缚，因而才能从激进的反抗中诞生出自我意识，让自己不会沉沦于这种桎梏憋闷的庸碌中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张扬自己的个性，正是这种强烈的自我，赋予了五四那天演讲宣言的爆发性力量，也上演火烧赵家楼这一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这是场历史的大事件！今天是壮烈痛快的纪念日！——瞧瞧明天的北京报，教授们的言论，学生会的活动，给全中国一个震雷。啊！从今天起……中国一定要改了面目了。”
国民的意识：支持者
王统照的回忆戏剧性地捕捉到了这个由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时刻。但与其他五四记述不同的是，他同时也记录下了那些围观民众的音容笑貌。看着“这么一群学生集合一处，居然各有领导，分执校旗，浩浩荡荡，颇有声势”，难怪会吸引来众多市民“随着在天安门内外瞧热闹，看局势”。这些主动聚拢来的观众，他们最初的心态纯粹是出于好奇：“奇怪学生们要弄什么把戏？要在这紫禁城的头门口演什么说？摆什么样儿？起什么哄？”
但当学生们反对巴黎和会签字的演说结束，异口同声高呼的口号，却让这些跟来“看样儿”的北京人“笑嘻嘻的面容顿时抹上了一层严冷的冰霜”。在前往赵家楼的途中，学生们的队伍也引起北京市民争先恐后的围观。轻松俏皮的评论也从这些围观者口中纷纷吐出：
“学生们好玩。”“到哪去呀？”“走的不推板起军队，——真正有板有眼。”“哈！这一阵子巡警大爷可要忙一会儿。”“巡警干吗多管闲事？人家好好游街……”“可——不是，这世界上透新鲜的事儿多啦。游——街，示——众，哈，这也是示众呀！——”“得啦，您真是会嚼舌根子的大爷！游街示——众，难道这是要上菜市口？”
王统照对围观民众的描述尽管调侃幽默，但却没有任何讽刺的成分。这一次，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旁观者在嚼舌头而已，俏皮评论中充满了肯定和赞扬的意味。《晨报》的一位评论员就发现，这场运动并不仅仅是“学生界的运动”，“其实据我亲眼所见，参与其事的有许多工人、许多商人，和许多须发皓然的老青年”。
普通民众对学生们的支持，可以有很多解释方式。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这个国家对识文断字的知识阶级的崇敬传统。在普及教育之前，知识是一种权力。识文断字、通读诗书的人被尊为士人，居四民之首，他们也可以凭借知识考取功名，担任官职，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即使在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在普通人心中仍然延续着读书人有着高人一等特权的思维惯性，那些在高等院校念书的学生，就如同于科举时代的举人进士一样，早晚会位居人上。
但对那些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青年学子们来说，尽管他们享受着知识阶级带来的尊重特权，但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却与他们平等主义的理想相悖。他们不希望民众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知识阶级而跟从他们，而是期望他们能像自己一样，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国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青年知识分子祭起一个时髦的法宝“国民”。
五四时期学生发表的各种宣言和演说，几乎就是在重复20年前梁启超对国民做出的定义。学生联合会在日刊的发刊辞中如是宣布：
“自北京有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前途就放了一线光明，学生界渐渐看清了他的地位，明白了他的责任，知道中华民国是国民公有的，不是一二人所私有的。学生即国民的一部分，就有预闻国事之权。那种‘学生不得干涉政治’的奴隶教育，在二十世纪时不适用了。”
国民因是国家的主体，因此对国家负有责任，而这份对国家的责任，又赋予了国家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在五四时期的学生们看来，这便是身为国民的真意所在，也因此，唤起一般民众觉醒的方式，就是唤起他们的国民意识。即使是那些被派去阻扰学生运动的警察士兵，在面对国民责任的演说时，也会为之动容。北大学生杨亮功就描述了一幅动人的戏剧性场景。当时他们正在前门外进行演说，正讲到兴致淋漓时，忽然来了一队警察驱逐听众。于是学生们将讲演对象指向了这些正在破坏演讲的警察：
“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蓄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蓄谋生存乎？”
话音未落，这些警察就已经“感激泣下”。
唤起民众内心中身为国民一分子的朴素情感，是五四运动中最直戳胸臆的武器。当国民这个词语，由一个形而上的政治术语，变成一个脍炙人口的流行词时，它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就不再是知识阶级的夸夸其谈，而是放诸全国皆准的个人准则。
因发起集会而遭逮捕关押的北大学生方豪，在监狱里感受到了这一点。负责看守他和其他被捕同学的，是位名叫张得标的营长。这位营长大字不识，在长官提问时竟将“骑兵”解释为“旗人当了兵的意思”。无论是出身还是学问与方豪这样青年学生可谓霄壤之别，但他的所言所行，却证明了知识的贫乏并不会影响到身为国民的正义感，在这一点上，他与方豪这些识文断字的学生是平等的。当被押学生向他讲述五四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时，这个憨直的人被深深打动了，他以“要是我张得标不穿上这一身老虎皮，也愿跟你们一块儿干他妈的一下子”这种粗犷的方式，表达自己感同身受的赞许。他或许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政治理念，也不会阐发打动人心的至理名言。但身为国民的正义感告诉他：“你们学生们没有做错事。”
方豪等人被关押了七个多月，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农历新年。让他感动莫名的是，大年初一这天，张营长“竟买了两盒茶点，并且带了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看管我的房子里向我拜年贺岁”——这是一位觉醒了的国民，用最传统守旧的礼数，向启发了他的那位国民表达由衷的感激和敬意。
时代的暗面：反对者
徐复观似乎没有方豪这样好的运气，能遇到对学生敬重有加且愿意觉醒的士兵。放眼望去，他周遭全是怒目敌视的恫吓面孔。他的一位同学“自动把一顶买了不久的日制草帽，投在地上用脚踏得稀烂。当徐复观抱着‘上战场的心情’扛着旗子走上街头时，却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街上布满了军队，店门紧闭，路无行人，找不到演讲对象。
为了找到可供演讲的听众，这支演讲队决定前往平日里游人如织的抱冰堂。途经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时，他发现校门有重兵驻守，不许学生进出，只有一些学生爬上围墙，向他们欢呼挥手，算是精神上的支援。当他们快进抱冰堂时，徐复观与早已守候在这里的士兵狭路对仗：
“一班北方胯子（这是我们对北方军队的称呼），枪上上着刺刀，跑出追上来，一言不发，把我们的旗子抢去，折为两段，并跟着我们后面行进。”
徐复观所参与这场运动，就这样被暴力生生打断。即便如此，这支八人组成的演讲小队也足够勇敢，他们面对的反对力量，是在湖北一手遮天的督军王占元。
在外界看来，王占元对五四运动如此严防死守，甚至暴力镇压，着实让人费解。毕竟他本人就是山东人，而山东利权问题，正是这场运动的焦点。即使单纯从爱乡角度来讲，他也应该支持这场运动。但如果将目光投向五四运动的焦点山东，就会发现情势比湖北更加恶劣。济南镇守使马良在山东督军张树元的庇护下，不惮出动军警，用暴力殴打在剧场里表演爱国戏剧的学生，亲自带领一队打手，对请愿学生在烈日下施以毒打，然后将16名学生逮捕关押，恫吓要将其全部枪毙。8月5日，三名张贴抗日宣传的市民被逮捕，严刑拷打后被扣上土匪罪名绑缚刑场枪决。但气氛最严酷的地方，当属与山东毗邻相望的辽宁和黑龙江。这里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地盘。这位东三省巡阅使以手段狠辣著称，使用暴力绝不手软。一位日本观察者（以赞赏的口吻）描述了张作霖的铁腕手段：“严格命令对南方和山东来的学生，没收其危险的文书信件，有图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
五四运动这些危险对手的存在，从表面上看，使这场运动更具有某种强烈的戏剧冲突性。如果举国一致支持赞颂，运动推行平坦如砥，那么这场运动恐怕也不会成为一场改变历史的重要事件。每一场真正创造历史的剧烈变革，都必定会有一场正邪大战般的激烈冲突。与发起者和支持者相比，反对者的目的和动机更加复杂多端。但遗憾的是，因为人们的目光太聚焦于舞台中心的正面主角和簇拥在他们身边配角拥护者们，反而忽略了那些性格复杂的反面人物。
刘大鹏就是这些反对者中的一员。他是山西太原的一个地方乡绅。在私人日记中，他用了一个关键字“乱”来定义这场运动：“北京学校如此，各省学校亦皆如此，这个风潮不小，深恐此大起乱事耳”。非常奇巧的是，这位山西县城里寂寂无闻的乡绅在日记中对乱的忧虑，与身在北京的另一位名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位名人就是享誉当时的书法家，后来成为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他在6月23日的日记同样将这场运动称为“乱事”：“近日举国乱事潜伏，乱党将阴结日本乱党推倒政府及军阀，然此辈惟知作乱，无立国之略，其终必成专制政府。”
郑孝胥与刘大鹏在五四为乱的观点上一拍即合，是因为这两位相隔千里的文人有着共同的身份和心态。郑孝胥和刘大鹏都不认为自己是“国民之一分子”，他们内心归属是紫禁城中以逊帝溥仪为首的前清旧朝，也就是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臣民与国民之别，是他们将五四判为乱事的根本原因。对国民来说，五四造成的社会震荡，是觉醒的个人以国家主体的身份发起的一场变革运动。变革的起点是身为国民的自觉，因此采取变革的手段也顺理成章被赋予了正当性。而对臣民来说，国家的主体并不是国民，而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国家的所有权力和资源都理应掌握在这个统治集团手中，他人不得染指，否则就是犯上作乱。臣民惟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权利双手奉给统治者，安分守己，不动非分之想，不需获得权利，也不需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只需要服从听命，国家自然长治久安。
但郑孝胥比刘大鹏更接近五四运动的中心地带，因此他相信自己窥探到了这场运动的阴私之处，它不仅是一场乱事，更是一起“乱党将阴结日本乱党推倒政府及军阀”的政治阴谋。被焚毁私宅的曹汝霖本人，在多年后的回忆录里指控学生运动背后有一双受人操控的黑手，时为总统府秘书长的郭则沄，也在自订年谱中痛骂“无赖者煽动学子相率举幡，以惩国贼为辞，毁人居，殴人垂毙”，其他人的记录和回忆则指出，这个煽动学子作乱的无赖主谋，正是国民外交协会的领导者林长民。他在1919年5月2日《晨报》上发表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是学生决定五月四日发起游行的直接导火索。
但这种看似成理的阴谋论观点，事实上却玷污了这场运动的初衷。当1919年5月4日那些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挥舞旗帜，高呼还我青岛的口号时，这些天真而热烈的心灵并未想过自己是在为某个政治集团卖命，他们只是单纯地想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觉醒的国民，改变这个国家备受欺凌、不公不义现状的热望。
终结即开始
1933年5月7日，中午12点45分，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在确定那个“长方脸、鼻端高翘、两颊瘦削，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颏底还有一撮长毛”的中年男子就是目标后，军统特工白世维将三颗子弹接连射出，准确无误地穿过目标的胸膛。
死者名叫张敬尧。早在半年前，他就投靠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被秘密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作为日军在北平拉拢汉奸、发动政变的内部策应。他在湖南督军任上的斑斑劣迹，直到多年后湘人提起仍然切齿痛恨。其搜刮民财、纵兵扰民，以至于被当地百姓称为“张毒”。在他当权的1919年一年间，发生的兵丁抢劫商铺、强奸妇女的事件就不下60起。
从五四运动到其被刺身死，张敬尧以其贯彻始终的恶名似乎坐实了一个观点，五四运动是一把善恶标尺，它的反对者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当我们拿着这把标尺与历史进行验证时，却发现事实并非尽然如此。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出一系列反例：五四运动中的总统徐世昌，尽管下令严惩学生，并且刻意暗示和会专使可以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在时人看来，这种行为与卖国只有一步之遥。但在抗战时，身陷沦陷区的徐世昌，面对日方的威逼利诱，却始终坚拒不出。被学生指为卖国罪魁，火烧其宅的曹汝霖，在抗战期间，一面婉拒日方拉拢，一面则利用与日方关系，营救无辜陷敌的民众和重庆地下特工，保全了自己的晚节。
但这些反例并不意味着要给这些人在五四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翻案辩护。历史中的每一桩善行和恶行或许可以在盖棺定论时相抵，但却不能相掩。五四的意义正在于，它以具体的言论和行动，明晰而透彻地定义了一位合格国民的标准。即使是那些在当时反对、诋毁甚至压制这一运动的人，也不得不在日后接受这场运动所订立标准的审判。
因此，以此标准为界，五四既是终结，也是开始。每个亲历者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后，都会以这个新的标准来重新测量自己的人生：我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国民？我是否能承担起国家的责任？我是否能从过去浑浑噩噩的迷梦中觉醒，去面对真实的自我，去反思过去的善行与恶行，去塑造一个配得上自觉国民的未来？
而这一切，都发端于一群热情激昂、充满个性的青年脚踏实地的实践，他们在激情与挫败中找寻个人的价值，在捍卫权利的行动发现国家的意义，在运动之后的反思中获得自我的觉醒。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被“我是国民一分子”的自觉联系在一起，以此呼唤觉醒的国民共同担负起变革这个国家的责任。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承诺。因为理想有可能化为幻梦，而承诺则意味着必将被实现。这承诺中蕴含着为未来而奋斗的创造力。一百年前，那些青年们发起的那场运动震古烁今的影响力，已经证明了这种力量的强大。尽管它在发生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它竟有如此伟力，竟会重新塑造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但这就是历史的奇迹——个人唯有提出超越自己难以实现的目标并为之奋斗时，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意志和力量，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