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援藏者”田昕：让藏民在家门口看上病
■人物简介田昕，1987年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先后参加北京医疗“援藏”和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建设工作。
新京报讯（记者戴轩）雪山烈日、布达拉宫、彩色经幡……美丽而独具风情，是拉萨给外界留下的印象。然而，这座色彩绚烂的城市还有着气候恶劣、医疗水平落后的一面。当地的藏民病倒，往往远赴外省寻求医治，本地的大型综合医院门诊楼却门可罗雀。
2016年，田昕和同事们一同走进雪域高原，开启了为期一年的医疗援藏，他们的任务，是为当地带出一家三甲医院。
初到拉萨，田昕（右1）和同事在机场外合影。受访者供图
援藏“小”目标：大病不出藏
阳光炽烈、晴空万里的拉萨，面临着优质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
2016年，田昕和14位同行从北京飞向拉萨，没有去布达拉宫、大昭寺，而是一头扎进了当地的医院。他是北京市第二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的一员，目标明确：从上一任援藏同行手中接棒，为拉萨带出一所三甲医院。
北京的大医院是众所周知的人流密集点，就诊患者摩肩擦踵是常态。田昕所在的北京友谊医院，日均接诊量超过1万人次。他们的目的地拉萨市人民医院，彼时门诊厅空空荡荡，全天接诊量只有300人次左右。
不是不需要医院。
藏区居民的健康保障并不乐观，人均寿命在几十个省份中向来“垫底”。但受限于当地医疗水平，藏民们罹患重病，首先考虑的不是在家乡就医问诊，而是去成都求助，还是解决不了，就得去更远的北京、上海。
截至2015年底，拉萨市总人口达到90.25万人，辖区内的大型综合医院只有两家：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拉萨市人民医院——前者是三甲医院，后者只是三乙。
一级、二级、三级，说的是医院的床位规模，而甲等、乙等、丙等，形容的则是医院的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等级只是概念，体现的是一座医院的医疗水平。借着创三甲的目标，援藏者们希望，拉萨市人民医院最终成为一家“大病不出藏”的兜底医院。
援藏期间，田昕（左5）和同事常常利用假期，到周边地区义诊宣教。受访者供图
从革新制度开始“改造”医院
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现实水平如何？进藏前，田昕做了心理准备，亲眼所见时，仍感到了和首都医院的差距。
医院的学科设置缺口大。治疗肾衰竭，除了换肾，血液透析是最有效的方法，医疗团的一个项目就是帮助医院提高肾内科水平，医生们准备好了“传帮带”，下了飞机，却发现医院连血透室都没有——只有一片正开挖下水道的工地，和一张不达标的设计图纸。重症医学科是综合医院中最繁忙的科室之一，这里没有；规范的急诊区，也没有。
硬件缺失是一个缩影，医院的管理同样不健全。一打开医院的库房门，堆积如山的杂物就要倾斜着倒下来，脏床单和干净床单更是混在一起。
田昕的专业是卫生事业管理，最先关注到医院的运行管理机制。每天早上，行政部门汇总前一天的重点工作、科室内医生交接患者病情与注意事项，这叫早交班——花几十分钟，为一天的主要工作定调。
拉萨市人民医院的早交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每天早上，职能部门员工全员出席，扩建住院部、购置针管口罩……事情不论大小，全部拿到早交班讨论，会议开到中午11点才能结束。会前不明确主题，不会有人专门准备，会中不做记录和资料留存，讨论出什么结果、是否实行、效果如何，也没有人跟进。
在田昕看来，一套高效的制度，所有关键环节应该各司其职，要有清晰的投入和产出流程，形成闭环。医院现有的机制必须推倒重建。他决定以此为切入口，为医院正正规矩。
思路很简单，实践起来是另一码事。想让老职工改变习惯，首先得彼此说上话，初来乍到，田昕谁也不认识，只能像业务员那样，每个部门挨个儿去“推销”新制度的好处。语言不太通，观念又有差异，一个部门就要说上一两天。一个月后，他才走访完所有部门，启动了第一项改革。
早交班制度被分为请示行为规定制度和院长办公室制度，前者规范了各部门如何“上传”事项，后者规范了如何公示、决策、跟进与评估。早交班会议的时间、议程也得到固定。一开始，医院的职工们既不习惯、也心存怀疑，运行一段后，发现工作效率的确提高，才真正接受。
取得了第一阶段成功的同时，田昕也明白，制度虽然定好，遵循和维持还是要靠老职工，否则经验与知识无法生根，一旦援藏者离开，改变将付之一炬。
问题是，交给谁呢？
田昕虽然在办公室担任主任，身边却没有能调配的人手，走得最近的，只有一位四十多岁的打字员和一位二十多岁的卫生员，不是合适的人选。但资源有限，只能因地制宜，田昕开始着手培养两人：打字员熟悉文档，收文、记录、编号的任务交给他；卫生员熟悉医院每个部门的位置和人员，就负责上传下达、传送文件。一开始，两人只能做简单的工作，慢慢的，都对新制度了然于胸，成为了业务骨干。
在田昕的帮助下，拉萨市人民医院各职能部门对照医院等级评审条款自查。受访者供图
“失眠加班”与同事写下200万字
改革决策机制，只是田昕完成的其中一件事。
一家医院，最显眼的是门诊大楼、亮着手术灯的手术室、步履匆忙的一线医护人员……田昕从事的行政管理工作隐于幕后，却是维持医疗机构正常运转的中枢，也是创三甲任务的统筹和核心。创三甲的442个评审条款，他要烂熟于心，医院现状如何、不达标的怎么改、没有的怎么建，他都要拿出方案供领导决策。
2016年，田昕29岁，在医疗行业还是一个“小年轻”。他工作的友谊医院早就是三甲，创三甲是怎么回事，田昕没有亲身经历；四百多项评审内容，包含临床科室、医技科室、信息管理、财务管理、安全管理等方方面面，光是弄懂海量的专业术语，就是一项庞大工程。
“以前是在一个特定的岗位，规规矩矩顾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现在一下跳到一个全局的层面，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去琢磨，根本也没有经验，压力山大。”田昕回忆。心理压力加上环境不适，田昕的睡眠首先受到影响。援藏一年，他每天失眠到凌晨2点，5个小时后就要起床，继续第二天的工作。
身体不买账，对抗也是徒劳，田昕决定放弃纠结，坦然接受——醒着也是醒着，不如干活。
在田昕这批团队到达前，曾有外省团队前来援藏，帮医院建立了基本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是医院运行需要，也是三甲评审的内容之一。白天，田昕从各部门一点点搜罗来这些规范，钻研一番发现很多制度并不适用于现状。失眠的深夜，田昕将同行们组织起来，一条条把每项制度补齐，事后统计，他们一共修订完善了330多项条款，写了200多万字。
后来，田昕在各方支持协调下，邀请北京市属各医院专家到拉萨市人民医院进行指导。藏民淳朴、热情，对北京来的专家态度尊敬，但三甲医院是什么，他们一点概念也没有，工作虽然配合，脑中却不知所谓。田昕看在眼里，觉得不是应有的状态。
“没有见过世界，哪来的世界观？他们应该走出来看一看。”之后，在北京友谊医院的统筹下，拉萨市人民医院的职工们来到北京，也来了个“组团式”培训。
一年中，田昕协调组织了4批70多位拉萨市人民医院中层干部、科室骨干和超过一半的职工到友谊医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跟岗学习——院长跟着院长，外科医生跟着外科医生，切身感受三甲医院长啥样、每天工作都干嘛。“培训结束后，他们的思维方式变化很大，再提三甲创建，是真的能够理解这是什么，工作配合都有模有样了。”田昕说。
从西藏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青年”挑起更多担子
2017年7月30日，拉萨市人民医院迎来了西藏自治区卫计委组织的评审专家。
评审持续了两天半，被田昕暗自命名为“高考”：从拉萨到北京，几百号人超负荷运转了三百多天，成绩怎样，很快就要见到分晓。
第一天，评审专家考察外科门诊时，问到了麻醉药品使用和管理的问题，被抽到的大夫内心紧张，回答得不好，众人心情低落，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辛有清专门过去鼓舞士气，让他们放下心理包袱。后两天，“高考”顺利了很多，第三天下午开总结评审会，结合总体表现和专家反馈，所有人心里有了谱：三甲，稳了。现场迎来情绪爆发，不少拉萨市人民医院的职工喜极而泣。
那也是三百多天里田昕最激动的时刻。
“援藏之前，西藏对我而言遥远又陌生，生活一年后，这里已经成了我的‘第三故乡’。越是理解西藏位置的重要、藏民生活的不容易，越能明白援藏意味着什么。”田昕说，如果只有出藏才能获得医治，藏民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将无法打破。而当地多一所合格的三甲医院，藏民的健康就多一点保障，离扶贫攻坚的目标也就更进一步。
三甲评审完后不久，田昕和同事们踏上了返程，站在拉萨市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前，看着原先门可罗雀的大厅终于有了人气，田昕觉得自己做了有生之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北京医疗团援藏期间，拉萨市人民医院的血液透析中心、重症医学科相继开诊，在医疗团的帮助下，开展了30多项新技术，并在拉萨率先进行了无痛分娩。医院年门急诊量从2014年的9.5万人次，上升到2017年的20万人次。
两年过去，提到西藏，田昕仍感觉亲切和怀念。
“有人说去了拉萨就能净化灵魂。我觉得不光是因为自然风光，还因为藏民非常淳朴，在那待了一年，确实有种被净化的感觉。人可以有很多种生存的状态，但不管外界环境如何，都应该保持一些纯粹。”回忆援藏的一年，除了对人生的感悟，田昕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变得更像一个“大人”。
“拉萨条件艰苦，很多东西都是从无到有，很多任务是一股脑全压过来，这些事情我们也没处理过。但是你到了那里，在周围人心里就是专家，没有别人可以依赖，你要敢于担当、要拿出决策。”田昕说，遇到难题，要仔细观察琢磨，自己拿出解决方案，或许磕磕绊绊，但绝不会比恐惧更难，与其自我纠结、不如节省精力，专心和困难对抗。
田昕也意识到外界力量的重要。创三甲内容繁多，医疗团的同事们在各自专业承担了重要的工作，有他们在的领域，他几乎不用操心；他尽可能培养当地人的自信和热情，随着他们对三甲理解的加深和对工作的熟练，项目完成的效率也得到提高；他所在的位置类似于“交通枢纽”，联结着拉萨市人民医院、援藏医疗团和整个北京大后方的援藏力量，各自的需求是什么、能提供哪些资源、困难在哪里，他都要做好沟通，而换位思考是顺利沟通的核心……
从拉萨回到北京，田昕最显眼的改变在外貌：刚到而立之年，头上就生出了不少白发。他仍然想得很开，青年是一个人体能最好、精神最足的阶段，理所当然要承担最多的压力，在不断的“承压”中，一个人将迎来最大的成长，能担起越来越重的担子。
“组团式援藏”还在继续。田昕说，现在还有更年轻的援藏者接过自己手里的接力棒。
从西藏回京，田昕的工作地点又转移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迎合优质医疗资源疏解的大势，北京友谊医院要在通州建设新院区，同样是硬任务，田昕再一次挑起担子，作为通州院区综合管理办公室的干部，参与通州院区的筹建工作。妻子怀孕无暇照顾，女儿出生也一天未休。去年年底，新院区顺利试开诊，副中心迎来了第一家三甲综合医院。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田昕：更成熟了，头发也更白了。工作和家庭收获都很大，工作上处于上升期，担子越来越重；去年1月份当了爸爸，责任也更大了。
新京报：你心中“新青年”的标准是什么？
田昕：我觉得“新青年”也分阶段。上学阶段的“小新青年”，最重要的是培养出自信、乐观和正直的美德；“中新青年”，务实和进取是最重要的，要有自己的榜样和目标，永远朝自己的方向努力。“老新青年”，自律可能是更重要的品质，这个阶段人有了一定成绩，只有自律才能进一步发展，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对身边人和整个社会负责。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有什么期待？
田昕：我希望分级诊疗制度能更完善，医疗机构能够有分工和合作。只有各个层级的医疗机构各司其职，医疗资源的配置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可及与高效。
新京报：未来，你对国家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田昕：希望医学科技能不断突破，社会保障能更加健全，大家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能不断提升。也希望社会能形成尊重科学、尊重生命、尊重医生的氛围。医生常说“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医学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有限的，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对医学也能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能更加信任和友好。
新京报记者戴轩编辑张畅校对李世辉
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