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衰退了吗？
现在我们对俄国文学的接受
才是正常的
刘文飞，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俄语译者
新京报：因意识形态、历史、地理等原因，俄罗斯文学一度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今情形已变，联系逐渐减弱。这种改变，有人认为是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衰落了，也有人认为是“正常化”了，你怎么看？
刘文飞：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说到俄语文学进入中国的语境。俄语文学从“五四”时期进入中国到20世纪末，其影响一直并不完全局限在文学的范围内，其中也掺杂着很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一个说法，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文学，这就特别能说明问题。俄国文学进入中国并不完全是因为文学的审美需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蜜月时期，文学的教育功能、社会角色被放大了，所谓的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这些都跟着苏联文学进来。即便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俄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热潮，也是有非文学特征的，当时俄语文学跟其他外国语种文学一起，构成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热潮，构成改革开放时期作用于中国人的思想刺激源，当时的中国读者是想借此看到外面的天地是什么样的。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读者才开始把俄语文学当成文学来读，读托尔斯泰，不再把他当成生活导师来看，而是喜欢托尔斯泰的叙事方式，喜欢他的故事，喜欢安娜的悲剧的命运。大概十多年前，我在莫斯科的翻译家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我说：谢天谢地，俄罗斯文学在当下的中国终于回归到了文学本身。所以我觉得，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当下处境挺好的，现在我们对俄国文学的接受才是正常的。
新京报：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消长，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本土文学近百年来的发展脉络和趋势？这一趋势是怎样的？
刘文飞：我不研究中国文学，因此我没有资格来判断中国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我想换个角度，谈谈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互动关系。在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外国文学在本土文学史、本土文学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外国文学大批量进入中国的时候，恰好是在中国新文学初见雏形、其范式和内容开始定形的时候。换句话说，外国文学可能是中国新文学的模仿对象，这在其他国家很少有。中国当代的诗人写作，不是以李白和杜甫为主要模仿对象，而是以普希金、雪莱、拜伦、惠特曼、聂鲁达为模仿对象；中国小说家也主要不是以曹雪芹为模仿对象，而是以托尔斯泰等西方大作家为模仿对象。我是指文学范式上的模仿。但与此同时，在中国读者、作家心目中，一直有一个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这样一种泾渭分明的两分法。在其他国家，文学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很少把文学分成这两大类。上述两种情况，可能是一百年来中外文学交融中一个非常悖论的现象。我们不去评论它好还是不好，但这个现象至少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
新京报：近期你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出版。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特质有哪些？在翻译中，如何做到保留原语中的某些特质？
刘文飞：最近我在商务印书馆出了普希金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我为他们编了一套“俄国诗人丛书”。在编辑前言中我写到，一个国家好的诗人也就是十多个（我指的不是中国，中国仅在唐朝就有上千位有名的诗人）。我还觉得，每个诗人即便他很伟大，好的诗也就五六十首。所以，我就选了十几个俄国诗人，每个人选出50首诗，用中俄文对照的方式排出来。我把原文摆上去，一是亮出我的一个态度，就是告诉别人，我是老老实实地从原文译出来的；二来我也是为了方便别人来挑错，大家一起来完善译本。
帕斯捷尔纳克在当下的阅读价值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他是学哲学的，后来改写诗歌，因为他认为，通过诗歌更容易发现生活和大自然中的秘密。他果然发现了这种秘密，也就是人在面对生活和大自然时的敬畏和感动，欣悦和幸福，他想通过诗歌把这些情感传达给读者。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蛮值得中国的诗人、读者，甚至每个中国人借鉴吸收。读一读他的诗，你可能会发现，生活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悲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的诗歌的一个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组合隐喻。都说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特别难懂难译，这个难有可能就在隐喻上。因为他的隐喻经常是组合性的，好几行诗构成一个隐喻，甚至一首诗就是一个隐喻，我还要更极端地说，他的整个创作，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最后一点是，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标准的俄国知识分子，他对时代、社会所具有的、所表达出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还没有过时，尤其是对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者:[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译者:刘文飞，版本:商务印书馆2019年4月
新京报：有人说，俄语译者在年轻一代中出现了代际断层，相较而言，如今的英语、西语译者更加活跃，在你看来原因有哪些？
刘文飞：我倒不认为俄语译者的年轻一代有断层，可能人数比老一代的俄语译者少一些，跟英语译者比也少一些，两者叠加就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比如，我就不认为俄语译者比西语译者更不活跃，我想现在俄语的译者人数恐怕还是超过西语译者的。现在英语是话语霸权，英语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美国的当代作品，自然更受重视。西语文学在中国当下比较受欢迎，主要还是因为拉美文学爆炸的余波作用。仅就俄语文学的汉语译者而言，无论是数量还是水平，我觉得并不亚于其他语种的译者。
俄语非虚构作品
有待专业人士的发现和译介
王嘎，《帕斯捷尔纳克传》译者
新京报：上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开始引入中国时，中国处于变革时代，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如今阅读俄罗斯文学，和那时相比，着重点是否应该有不同？
王嘎：俄罗斯文学引入中国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化过程，从二十世纪初期至今，先后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个阶段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着各不相同的文化需求以及特定的社会意涵。新文化运动时期着力呈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世界，以期营造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同情共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展开大规模翻译；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有了对俄罗斯文学更为广泛和多元的译介，从而在汉语中构建出一个光芒四射的俄罗斯文学星体。
相对于文学作品传播的社会化，文学阅读是一项私人化的精神活动，其中居于首位的应当是个人兴趣、联想与审美，故而很难给当下的俄罗斯文学阅读设定某种统一标尺，或者着重点。但有一点可以断言，那种单纯以特定社会意义取代文学意义，以“boy meets tractor”（男孩遇见拖拉机）取代“boy meetsgirl”（男孩遇见女孩）的作品，恐怕对大多数读者都会失去吸引力。
新京报：作为俄语译者，你认为翻译俄语作品时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嘎：关于翻译的难度，存在着许多悲观主义的论断，但对译者而言，翻译却又是近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创作。每一个俄罗斯文学译者，想必都会面对其他语种译者的共同难题，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所谓在自由与强制之间“戴着镣铐的舞蹈”等等。
除了普遍的难度，我个人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应该说来自俄罗斯诗歌。这主要是因为，从普希金开创的黄金时代以来，格律诗始终是俄罗斯诗歌重要的表现形式，即使最具现代意识的诗人往往也不例外。俄语本身词形多变，容易形成丰富的韵脚，重音音节和无重音音节按照固定规律出现在诗行中，形成韵律，通过主谓成分在句中位置的灵活变动，又可产生多重语义。所有这些语言现象，造成了俄罗斯诗歌格外突出的音乐性和民族性，令译者处于形式对应与等效对应的两难之境。拘泥于前者，难免损伤语言的自然状态，而致力于后者，却会降低形式自身所包含的难度与美感。相比之下，西方现代诗歌多为自由诗，诗歌语句趋于散文化乃至口语化，可供译者施展的空间或许也略大一些。
新京报：对于目前国内俄语作品的译介情况，有哪些想法和建议？
王嘎：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俄语作品译介呈现出多元局面，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直至现当代文学，均有全方位展示。近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最佳小说”、四川人民出版社“金色俄罗斯”系列、浙江文艺出版社“双头鹰经典”，为推介新作与发掘精品做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持续关注。
对于当前俄语作品的译介情况，我个人也有某些未免短浅的意见。譬如公版图书的扎堆重译，未见得“刷新”那些公认重要译本的语言面貌，却有可能遮蔽现有译介工作的丰富程度，使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印象停留于若干经典之作，也可能使翻译批评失去客观公正的尺度。众所周知，力主重译（“复译”）的最著名人士是鲁迅先生，其本意在于“击退乱译”，提高翻译质量，反对“别人莫作非分之想”的独占。鲁迅先生当年的主张与现今的过度重译并非处在同一语境下。
与此同时，反映俄罗斯历史文化变迁的非虚构作品译介则略显不足，而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娜塔莎之舞》《罗曼诺夫皇朝》《耳语者》等大部头著作却受到欢迎，这表明读者及知识界对此类作品的需求未必冷淡。俄语非虚构作品有待于专业人士的发现和译介。
新京报：你接触到的优秀又被遮蔽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有哪些？能否推荐一下。
王嘎：这个话题，让我想到马克·斯洛宁所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这本书几乎成为我在大学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禁书指南”。“一本好书就是一场灾难”，诚哉斯言！原作或译作“被遮蔽”的现象及成因各有不同，姑且做一粗略分类，并以一部具体作品为例：
1.艺术形式超前，思想内容不被文学同行及同时代人所理解，难以见容于世，多年以后才引起关注。如丹尼尔·哈尔姆斯的短篇小说（《蓝色笔记本》），作者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鬼才”，看似非理性的扭曲变形的语言碎片，折射出现世的丑态，又深藏着理应安放在逻辑之上的真实生活。
《蓝色笔记本》，作者：丹尼尔·哈尔姆斯，译者：张猛，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2.原作本身有足够的艺术表现力，已然成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由于相关研究和译介不到位，在汉语读者中鲜为人知，或者认知有限。如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诗歌作品。阿赫玛杜琳娜是苏联“解冻”年代的产儿，她的诗具有精致的语体、独特的调性和形象思维的深度，对周遭世界的声音和色彩极为敏感，被布罗茨基誉为“从莱蒙托夫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俄罗斯诗歌无可置疑的继承人”。
3.原作和译作均为杰作，却从诞生之初便命运多舛，充满悲辛，俨如作者本人的命运。例如生前籍籍无名的诗人、小说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去世后以一部《科雷马故事》震惊文坛。如今，这部继承了俄罗斯散文叙事传统，闪烁着人性光辉而不失优美诗意的作品，在俄罗斯不仅读者众多，而且被搬上荧屏，法国著名的《读书》杂志《理想藏书》辑刊更是将其列为84部俄罗斯小说前十名。
采写：张进
编辑：李妍，宫子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