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80年前的血和泪
高荣彬高荣彬，1923年出生于重庆长寿县，16岁时加入重庆市防空司令部下属的防护团，亲历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发生后进入隧道疏导和抬尸。
“当年，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抬尸体，光抬尸体就花了三天三夜，隧道内的尸体堆积得有两米高。”老人用手比画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进入重庆水泥厂工作直至退休。
如今96岁的高老是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诉讼原告团中最高龄的老人。他说，日本政府必须就当年的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并赔偿。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那段历史我真的不愿意回忆，实在是太惨了。”即便重庆大轰炸已经过去80年，回忆起那段往事，高荣彬老人依旧忍不住老泪纵横。13岁那年，高荣彬跟随父母来到重庆，在铜鼓台杨家院（现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新民街附近）跟着师傅学补鞋。
1939年，他加入了防空司令部下属的防护团。
长江都被鲜血染红
高荣彬回忆说，从1939年年初开始，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密集轰炸。1939年的5月3日、4日两天，日机以密集队形突袭重庆，对山城进了毫无人性的大轰炸，爆裂的竹子溅出了火星，房屋“火烧连营”，整座城市一时烈焰冲天，烧得满天通红，一直烧到江边，无数的人被大火烧死或被有毒的烟雾呛死。
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熊熊烈火燃烧了近3天才被扑灭。公园和路边堆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血流成河；繁忙的朝天门码头也被炸，很多船工被炸得血肉横飞，长江都被染红。
大轰炸期间，几乎所有人的家中都备着一个小箱子，躲避轰炸时，一家人随身带着这只箱子，里面装着些救命的家当。“当时个别家庭因收拾东西耽误了时间，全家被炸死在屋内。”
高荣彬说，防护团主要是负责街头巡逻，抢救伤员，还有在居民都躲进防空洞时负责街道上的治安，防止有人趁机盗窃。当时，因为大轰炸期间死伤较多，防护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抢救伤员，防止疫病的发生。“当时，我加入防护团之前都是要宣誓的，一要不怕死，二要胆子大，没有工资，有时会管一顿饭。”日机轰炸频繁的时候，他经常要熬通宵，最多的时候，他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炸弹来了，我们就往桌子脚、屋檐下躲；炸弹一停，又爬起来继续巡逻。当时有些防护团员就被倒塌的房屋压死了。”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高荣彬回忆说，因为重庆当时的建筑主要是竹木结构，虽然每次来的飞机只有二三十架，但日军轰炸的同时还投下燃烧弹，很多人都是在大火中被烧死的。在漫长的轰炸期里，1939到1941年的持续“无差别轰炸”最为严重。
“日军从1940年开始对重庆进行轰炸，每次来的飞机多达100多架甚至200多架，沿着上下半城一路轰炸过去。”到了1941年，日军又改变了策略。每次来的飞机很少，甚至只有几架，轰炸后从城市离开。但在警报还没结束时，第二批飞机又来了。第二批离开还没解除警报时，第三批又来了。甚至96个小时没有解除警报。这对于那些躲避警报的人来说，无异于如坐针毡，出来等于送死，而躲在洞里则空气憋闷，非常难受。
高老至今还记得，当时重庆曾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飞机头，二两油，鹅公岭，挂红球，日本飞机丢炸弹，山城到处血长流，跑不完的警报，报不完的深仇，烟囱变成高射炮，膏药飞机磕响头。”童谣中的“挂红球”指战时重庆一种防空预警手段，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仅有的战机已损失殆尽，国民政府对日军空袭只能采用消极防御，当时因重庆经常停电，防空人员只好采用在高处悬挂红灯笼示警，这些红灯笼分设于市郊各制高点，重庆至今还留有红球坝地名。当时警报很频繁，白天一挂就挂好几盏灯，老百姓通过看挂三盏还是挂四盏，来了解轰炸的强度。“我们是每天跑警报，傍晚的时候回城，因为晚上视线不好，鬼子的飞机一般比较少来。”
那时重庆有副对联，叫作“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所谓“见机”指看到日本飞机，“入土”则是钻防空洞。抗战期间重庆共修建大小防空洞六七百个，加上防空壕、避难室，掩体等可容纳25万人，堪称二战时世界各大城市之最，由于日机空袭频繁，跑警报成了重庆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师父师母被闷死在隧道
1941年6月5日下午，空袭警报突然响起，而空袭警报对高荣彬来说就是“集结号”。他马上出动，上街巡逻。于是，他把师父杨海清和师母一起送进较场口的防空大隧道。那天晚上，日本鬼子的飞机轮番轰炸，丢了很多燃烧弹、炸弹，警报持续了20多个小时都没有解除。
第二天一早，高荣彬就接到任务，说大隧道里头闷死了很多人，这就是惨绝人寰的“六五”隧道惨案，上面让他们马上去组织善后。高荣彬一听脸色大变，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师父。等他戴上口罩，进了隧道，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洞里的尸体叠了三四层，到处都是面目狰狞的尸体，隔着口罩都能闻到那股尸臭味。“说实话，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尸体。”
这天上午，他在隧道里前后找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师父。“我当时心里还挺高兴，心想师父是不是逃出来了，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第二天，他继续在隧道里寻找，结果，刚走进洞内二三十米，就看到师父了——师父身上的衣服都被撕光了，只剩一条短裤，身上还有很深的牙齿印，被咬得血淋淋的，再往里面走了十多米，师母也闷死了。
高荣彬流着眼泪说，当年自己家贫，师父、师母把自己当亲生儿子般看待，自己买不起衣服，师母在过年时还给他添置一件衣服。师父去世的时候才30多岁，老家是长寿县。当时讲究落叶归根。他和几个师兄弟一起，找了一辆独轮车，花了3天时间才将师父的遗体送回老家安葬。“这都是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仇。”高荣彬红着眼眶说。
“正义从来不会缺席”
前些年，高荣彬一直作为重庆大轰炸原告团成员而四处奔波。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家属于2004年组成民间对日索赔团，赴东京地方裁判所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十余年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先后赴日30余次，来自重庆、四川等地的188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成为这场跨国诉讼的原告。“让受害者将事实大声吼出来，把日方推上被告席。”这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的理念。
之前，当高荣彬从原告团成员那里得知败诉后，成员们情绪十分激动，当庭强烈表示要上诉。再次的庭审，法院虽然承认了事实，却不愿赔偿。在高荣彬看来，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历史不敢忘，我们要求日本谢罪和赔偿，只要我还能动弹，我们就会将上诉进行到底。”今年已经96岁的高荣彬腿脚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灵便，他还经常受邀到附近的中小学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那段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作为惨案幸存者，每次提及那段惨烈的历史，他的“伤口”都会被揭开，都会难过好几天。但他更希望借这段历史，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从而反对战争，珍爱和平。“今天中国已经强大了，我们已经做到扬眉吐气了。可以告慰逝去的同胞了。无论打什么仗，受苦受难的都是老百姓。但老百姓是无辜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他们必须谢罪并赔偿。”高荣彬说。“我相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