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故宫新院长啥来头？出身甘肃农村，误入千佛深处
故宫上新了，不过这次上新的不是文创产品，而是院长。
4月8日，65岁的故宫“看门人”单霁翔退休，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位由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接任。4月9日，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也在“部领导”栏目更新信息，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王旭东同时担任了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并明确为副部长级。
一时间，网友们纷纷对单霁翔的退休表达不舍和祝福，也对新任院长王旭东表示好奇和期待：过去7年，单院长三天两头送故宫上热搜，未来，上新的王院长能否再创辉煌，带领故宫走向新纪元？
事实上，1967年出生的王旭东虽然比单霁翔小13岁，但与文物亲密接触的时间比单霁翔还长。28年，西北大漠的沙，王旭东不是白吃的——他从对艺术一窍不通的水利工程师，变身对莫高窟壁画了如指掌的资深文保专家，之后又推动敦煌学跨界融合。
与“段子手”单霁翔相比，老同事对王旭东的评价是“低调少话”，面对风头正盛的博物馆IP开发，长期身在敦煌的王旭东一直持谨慎态度：“我们宁可步子迈慢一点，甚至不合作，都不能突破底线。”那么王院长履新之后，此前高速发展的故宫IP，会放慢脚步吗？
对敦煌一无所知的“扫沙僧”
冲动可以是魔鬼，也可以是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如果没有28年前的“一时冲动”，今天的王旭东，或许会离文物保护工作十万八千里远。
1967年2月，王旭东出生于甘肃省山丹县农村。山丹县位于河西走廊中段，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只有187.7毫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到600立方米，只达到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27%。
而在王旭东的家乡，那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全村人口不超过1000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缺水情况更不言而喻。童年时，王旭东只有一个梦想——当一名水利工程师，改变家乡缺水的状况。所以在高考志愿上，从一本、二本再到专科，王旭东全填的是水利专业。
1986年，王旭东如愿以偿考入兰州大学地质系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回到家乡，在张掖地区的水电处当水利技术员。
1991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美方专家建议，石窟保护需要地质工程专业人才的加入。在大学老师的推荐下，王旭东进入敦煌研究院的视野。
“敦，大也。煌，盛也。”这是《汉书》中对敦煌的解读。自古以来，敦煌就是中西交通的要塞，东西文化在此汇合，佛教文化也穿过帕米尔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渐入中原，敦煌一时成为佛学重镇。
自晋代开始，不断有僧侣、信众以及信奉佛教的王公贵族在敦煌开凿石窟，绘制壁画，光莫高窟就有735个石窟，南北全长1680米，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15尊，古代文物超过5万件。
石窟艺术星河灿烂，修复工作也艰难浩繁。壁画剥落，彩绘褪色……长期以来，敦煌石窟饱受风沙、风化之苦，不仅需要艺术家的描摹，还需要地质、化学等专业人才的常年参与。
来源：敦煌研究院官网
但起初，满腔治水理想的王旭东并不太情愿：“因为是老师推荐，所以我勉强决定去敦煌看看。”1991年农历正月十七，敦煌下起鹅毛大雪，王旭东从张掖坐上长途客车，踏雪来到莫高窟。
雪中莫高窟
此前，王旭东从未来过莫高窟，对莫高窟的唯一印象只有父亲旅行时在九层楼前的合影。
雪中的莫高窟，收敛起戈壁飞沙的狂躁，万籁俱静，尤其是夜里，面对空寂无人的三危山，王旭东独自绕着莫高窟漫步，突然对这片静谧的千年古迹心生好感，而且觉得窟区很像小时候生活的小山村。第二天，“对敦煌文化一无所知”的王旭东就答应留在研究院。
多年后，王旭东回忆道：“决定留下来，有点‘一时冲动’。”全家人中，只有王旭东的父亲同意他留在敦煌的决定。
奔赴敦煌，这位理工男又遇上新困惑。“那时的我，对艺术一窍不通，完全看不懂那些佛教壁画。在我这个工科生眼中，那些泥塑和壁画往往只是土，只是矿物。”王旭东还记得第一次修壁画时，“手颤抖得根本无法下手”。
上世纪90年代初，莫高窟的风沙危害依然严重，王旭东刚去研究院工作时，“每天都要在窟区扫沙子。”
放弃年少时的理想，到黄沙肆虐、清冷幽静的石窟当“扫沙僧”，与青灯古佛相伴，年轻的王旭东面临重重考验。
“佛系”文物“救火队长”
“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根”，幸运的是，王旭东很快就用专业知识，在艺术家云集的敦煌研究院站稳脚跟，也找到对艺术的敬畏。
进入研究院，王旭东接手的第一个课题是崖体稳定性研究，与他的专业非常吻合。他有幸拿着钥匙，用了半年时间走遍莫高窟有壁画和雕塑492个洞窟，越走越有干劲。
1999年7月，王旭东（右三）与中外专家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保护现场讨论（来源：敦煌研究院）
在敦煌，王旭东用专业知识攻克了不少难题。比如，壁画反复脱落，曾被研究员们称为“石窟癌症”，但王旭东们经过对颜料、岩体的调查分析发现，原来是壁画颜料中的盐分太高，在不同湿度环境下反复溶解、结晶。“所以，要给壁画治病，首先要了解岩体的结构和其中的水盐运移规律。我觉得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莫高窟壁画修复流程图
但常年参与修复工作，同时意味着常年与清寂相伴。敦煌研究院距离敦煌市区有25公里，刮起沙尘来，“最厉害的时候，十来米之内都看不见”，冬天气温在零下20度上下，洞窟内冷得像冰窖。而且当时王旭东与妻子两地分居，也曾动过离开的心思。
最终王旭东还是留了下来。经常在洞窟里打转，王旭东越发对石窟艺术感兴趣，通过读书、咨询，“我越来越觉得其中的学问太大了，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敦煌文物才有了发自内心的敬畏”。
王旭东曾说，与千年石窟相比，自己20多年的保护工作算不上什么，并从敦煌前人的身上找到了定力：“有坚守、不随大流，是我从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位先生身上汲取的精神力量。我觉得我们不是懒惰，而是要有一种定力。”
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上，有一片简朴的公墓，那里埋葬着十多位生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文物工作者、艺术家，包括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敦煌学者史苇湘和欧阳琳伉俪。
守得定，或许也与王旭东“喜静”的性格有关。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王旭东称，莫高窟中，最打动他的是158窟——“涅槃窟”。在这个窟内，古代艺术家创作出释迦摩尼进入涅槃境界的雕塑，王旭东说，一进入涅槃窟，浮躁、痛苦的感受就会消失，代之以清净喜乐，“这可能与我自己整个的性格有关系吧”。
敦煌158窟
从小生长在农村的王旭东，有强烈的乡村情结，他喜欢自然纯朴的乡野，去国外考察，也最中意小镇、田园城市，还坦言，不喜欢大城市，只喜欢那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城市。
据全天候科技报道，敦煌研究院的老同事们对王旭东的评价也是“平时不怎么爱和其他人说话，低调实干”，但一说起地质知识就滔滔不绝，而且每次从洞窟里回来就会做笔记，办公室里他的笔记堆得像小山一样，数量最多，还时不时翻看。工作后，王旭东曾熬夜复习，周五下班还要坐一夜火车到兰州考学，用8年时间攻读下兰州大学地质系硕士和博士。
2018年，王旭东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甘肃日报》写道：“王旭东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发了干旱环境土遗址与古代壁画保护成套技术，实现了保护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并在保护理念、病害护理、保护技术与装备等方面取得了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其成果应用于我国2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技术辐射。”
2005年王旭东在新疆楼兰壁画做现场抢救性支顶
同时，王旭东还抢救了不少地区的古迹、重点文物。
王旭东主持承担的重大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和施工项目（部分）
带着敦煌玩跨界
文物需要“守旧”，但文化需要创新。2014年12月，王旭东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在敦煌文化的推广上动了不少脑筋。
进入“数字敦煌”官方网站，点击观看洞窟，你会被屏幕前丝毫毕现、清晰可见的壁画与雕塑震撼，仿佛正在远程游览莫高窟。放大，还可以看到佛像身上细腻的服饰纹理。如果看不懂壁画内容，可以通过网页上的文字介绍辅助理解。
通过互联网远程欣赏敦煌石窟，是“数字敦煌”项目中的一部分。这个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在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任院长樊锦诗的大力推动下，通过对敦煌石窟和相关文物的全面数字化采集、加工和存储，以全新方式和技术手段来延续石窟艺术的生命，促进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的研究。
2016年4月底，在王旭东任上，倾多部门之力，“数字敦煌”互联网平台得以面世，网友和研究者可以在网上对30个敦煌石窟一探究竟。
游客的体温以及呼出的二氧化碳、水汽，会对壁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面对激增的游客数量，王旭东也用了不少法子。从2015年5月开始，莫高窟实行“前端数字体验+后端实体洞窟参观”的“一票制”模式。为了应对已经超过200万的年游客数量，莫高窟将从今年4月起推出6种“套餐”。
2017年，敦煌研究院晋级国家一级博物馆，一定程度上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推广获取了更多机会和资源。王旭东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带着“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走进了30多个高校，同时经常强调敦煌研究的国际化，与多国科研院校达成合作。
故宫IP火热开发时，敦煌IP也在王旭东的推动下有序展开。从2016年开始，敦煌研究院文创中心推出了羊毛丝绸手作和敦煌色系口红定制课程。2017年底，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达成合作，推出“数字供养人”和“数字丝路”计划。
在腾讯旗下手游《王者荣耀》中，与敦煌研究院合作推出的敦煌系列皮肤，销售很火爆；“敦煌诗巾”小程序取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元素，让用户自主设计、定制丝巾，同样引来赞叹。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文创产品上也有所发力。截至2017年底，共取得注册商标108个，其他知识产权30项，全年文创产品销售额1708.3万元，开发超过42类文创产品，着重建设“星空下阐释敦煌”“如是敦煌”“念念敦煌”三大文创品牌，并和小米、亚马逊、华为等合作运用敦煌元素开发手机、阅读器。
与超过1万种的故宫文创产品相比，敦煌文创的体量和营收规模要小很多，脚步小一些，速度也慢一些，但有鲜明的三大特点：体验化、品牌化、精品化。
这样的特点，一来，是因为敦煌研究院一直以保护、抢救石窟为重点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二来，敦煌石窟的游客量较故宫要小得多，而且佛教文化更为小众，特征明显；三来，也与王旭东对文博IP开发的谨慎态度有关。
在接受采访时，王旭东曾表态，粗制滥造的东西不是文创，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敦煌研究院在选取合作伙伴时必须谨慎小心，在文创开发时不要太急躁。王旭东曾经提出质疑：“大家是真心愿意做文创，还是社会趋势推着走？恐怕我们得先想清楚这个问题。文创一定不能背离价值，要通过文化创意让遗产发扬光大，而不是去消费它。”
他强调：“慈悲、智慧和美，是敦煌的价值。我们宁可步子迈慢一点，甚至不合作，都不能突破底线。莫高窟在，后人还会继续去做。但如果敦煌在人们心中垮掉，再扶起来很难。”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王旭东即将掌管的“顶级网红”故宫。2017年，故宫文创产品年销售额达15亿元，种类超万种，光是手机壳就超过480种，影视综艺、APP等也到处开花，火锅、咖啡馆的话题度超高。
但近两年，故宫IP的跨越式发展也引来授权纠纷和对品质的质疑，元宵夜游活动也褒贬不一。
无疑，王旭东眼前的这盘棋，并不好下，但人们还是充满期待：守得定千年石窟，何尝守不定600年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