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大兴安岭到凉山：森林火灾扑救32年
3月30日17时许，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在扑救战斗中，27名森林消防队员和4名地方干部群众被确认牺牲。
这相当于2016年-2018年森林火灾扑救工作一年的死亡人数。也是近年来发生的伤亡人数最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事故。
沉痛代价的背后，是当前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曾多年担任海南省森林消防指挥办公室主任的刘福堂告诉新京报记者，要认真总结教训，把“学费”花到有价值的方面去吸取教训，避免以后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新京报记者肖隆平
森林防火改善很大：事故和伤亡数下降
发生在1987年的“5·6大兴安岭特大火灾”是32年来最大的一次森林火灾。造成5万多人受灾，211人丧生，间接经济损失达69.13亿元。
刘福堂表示，“相比二三十年前，如今的森防工作确实有进步”。
以“十二五”期间为例，我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4017起、受害森林面积1.7万公顷、人员伤亡61人，分别比“十一五”期间平均水平下降了58.29%、85.11%和48.13%。
在1987年“5·6”森林大火30周年座谈会暨2017年全国春防工作总结会上，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88年以来全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7082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公顷，分别比1987年之前下降了55.6%和92.3%，森林防火工作实现重大历史性转变。
不过，去年开始我国各主要林区和北方草原地区的火险等级持续增高，局部地区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受传统习俗（如燃放鞭炮、上坟烧纸）及林内多种经营活动增多等因素叠加影响。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副司令员闫鹏在去年底公开表示，火灾潜在危险性逐年增加，森林防火形势不容乐观。
救援装备有很大改善，但差距仍很明显
媒体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曾有这样一段细节：1987年5月6日下午两点多钟，时任黑龙江漠河县护林中队副中队长的郭喜军，通过电台得知古莲林场着火了——一个部队淘汰不用的老式无线电台，又笨又重，连背在身上都不行。
郭喜军还兼任快速扑火队队长。他带着30名队员去扑火，唯一的灭火工具是所谓的“二号工具”——类似于常用的拖把，上面绑着橡胶条。
“耳聋、眼瞎、腿瘸”，时任国家林业部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的毕忠镇如是评价当时有关部门的处境。
此后，国家在森林防火方面开始投入资金、人力、科技等。最为突出的一个改变就是，建立了预测预报系统。到2007年时，我国已经建立起不逊于发达国家水平的卫星监测系统和“3S”森林防火系统。
一位资深消防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在灭火工具上，风力灭火机在随后的森防工作中则是大量使用。
在今年2月10日凌晨发生的四川凉山州木里县三角桠乡里铺村与高房子村交界处森林火灾，前往火场实施扑救的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携带的灭火工具就有，斯蒂尔灭火机、水枪、油锯、组合工具等常规灭火装备。
发现火场扑救难度大后，南方航空护林总站西昌站还出动了M-26、K-32两架直升机，以全天进行空中吊桶灭火。
像这样的单兵装备和直升机参与救援，已经成为国内越来越多森林火灾扑救的“标配”。
前述消防人士表示，从个人装备来看，中国消防员与西方发达国家并无太大差距。
在航空救援装备方面，刘福堂表示，“相比过去，也有很大改善”，过去只在东北、西南有航空护林，现在基本扩大到全国多数省区都有。飞机载量、性能各方面也都有很大改进。
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原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的《全国森林防火规划（2016-2025年）》数据显示，全国共计31个航空护林站有27架直升机。
但在飞机救援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明显。刘福堂说，他1985年去加拿大考察时，加拿大就有800多架飞机，美国有一千多架飞机用于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不仅是数量上的差距，在荷载方面，比如俄罗斯的伊尔-76运输机，被称为“灭火轰炸机”，载水量多达42吨；被称为“超级水箱”的美国波音747消防飞机载水量更是达到80吨。而我国使用的直升机也就是一两吨水。
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副司令员闫鹏在去年底公开表示，下一步将着力提升森林草原火灾监测预警、火场通信、航空灭火、大型装备和个人防护装备等方面的能力水平。他们正积极向国家建议，力争将新研制的AG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引入森林火灾救援，它可以一次性载水12吨。
森林防火人才缺口很大
“6·5”大兴安岭火灾扑灭不到一个月，原本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大兴安岭火灾前线指挥部”演变成一个常设机构。
1987年7月18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1988年更名国家森林防火总指挥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任总指挥。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和总参指挥部都派人参加，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原林业部。
同时，国务院颁布实施我国首部专门的森林防火行政法规《森林防火条例》。贵州、海南和山东等省（自治区）很快成立了省级森林防火机构。至此，全国以国家森林防火总指挥部为中心，正式建立起辐射全国的森林防火组织指挥体系。
1993年4月的机构改革中，国家森林防火总指挥部撤销。十三年后，即2006年5月，森林防火最高指挥部——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再次设立，办公室设在国家林业局，总指挥由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兼任。
去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森防指”并入应急管理部体系。2018年9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调整成立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的通知》介绍，总指挥由国务委员王勇担任。机构级别有所提高。
数据显示，全国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由1987年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当前的60多万人。
但一位知情人士认为，这与全国的人才需求来比，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专业化方面，市县一级的专职副指挥长作为森林火灾扑救现场的“最高指挥”，他们应该是由专业人士来担任，但不少地方的专职副指挥长却并无相关经验或者学科知识，而成了一些更基层提拔对象在没地方安置时的“空缺”。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一位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一些地方，对专职指挥长的能力标准，履职考核水平，也没有硬性要求。确实出现了一些非专业人员担任专职副指挥长现象。
“在真正的火灾现场不一定有专职副指挥长在，而多是由森林消防中队或大队长现场指挥”，一位应急管理系统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森林防火顾问牛树奎说，各级森林防火部门专业水平确实都存在欠缺，很大一个问题是森林防火不像其他的行业，有高校设置相关专业培养学生，因为缺乏类似专业，好多其他专业的人在从事森林防火工作。
为改变这一局面，北京林业大学专门给国防生建了一个森林防火专业，2012年开始招生，招了四届，2015级是最后一届。他们毕业以后基本上都到森林部队工作，主要任务就是防火，现在因国防生撤销，森林防火专业也暂时没有了。
牛树奎认为，从专业角度来讲，森林防火人才的缺口很大，从目前来讲，要解决防火的专业化问题，除了注重在职培训，国家应该有指定的人才流通渠道。
腐殖层与日常森林管护
对于“3·30”木里特别重大火灾，4月1日，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周彤介绍，据初步掌握的情况，扑救的难点主要有四个因素所致：火场最高海拔约3700米，海拔高，风大且方向不定，火势难控制；取水非常困难；地形复杂，尤其是雅砻江沿岸一带山高坡陡，很多地方没有路；火场森林腐殖层较厚，火不易打熄。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森林腐殖层已经成了国内很多森林火灾扑救难的一个共同原因。
随着森林资源总量不断增长和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重点林区可燃物载量持续增加，全国森林防火规划（2016-2025年）》数据显示，部分地区每公顷可燃物载量已经高达50-60吨。
而这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可能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的30吨的临界值。这“容易引发重特大森林火灾”。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安全工程系副教授麻庭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森林不合理砍伐，放在外面就是燃料，很难避免不着火。
参加过两次森林火灾扑救的重庆市渝中应急管理局杨启富告诉新京报记者，做好日常森林管护，比如定期组织人员清理可燃物并做不易燃处理就显得异常重要。
合理种植林木也很重要。北京林业大学林业资源学院寇纪烈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工经济林一般是单纯在一个林区种植一种植物，如杉树、马尾松，这些杉木纯林和马尾松纯林的燃烧率都比较高。因此，适当种植一些阔叶林则能够有效降低森林火灾蔓延甚至发生的概率。
（新京报记者杜雯雯对此稿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