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的危亡之际,张岱醉生梦死是否合适?

日期:04-07
陶庵梦忆张岱西湖

原标题:在大明王朝的危亡之际,张岱醉生梦死是否合适?

李自成造反、后金在辽东的崛起、昏庸无能的皇帝、黑暗的朝政,晚明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然而,在张岱笔下的富庶江南,似乎没有半点江山危亡的紧张气息。

我们该怎么理解在国家危亡之际,江南文人依然沉浸在风花雪月中的强烈对比?明清的交替,使得张岱的荣华富贵成了过去,这又如何影响了张岱?在3月30日下午,《新校注陶庵梦忆》校注者栾保群、止庵、十年砍柴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聊了聊张岱与他的《陶庵梦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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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庵梦忆》,作者:[明]张岱著/[清]王文诰评/栾保群校注,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2月

苦难的时代出好文章?

止庵认为,盛世难出好文章。中国先秦、魏晋、晚明和民国的文章是止庵最喜欢的,而这个四个时期都是苦难的时期。晚明不是什么盛世,而是一个风雨变幻的时代。朝政黑暗、李自成造反,边疆告急,江南文人在享福的同时也有着深深的危机感。公安派和竟陵派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在他们活跃时,明朝还没有灭亡,而江南十分富裕。那时,文人不是在酒楼里,就是在妓院里。这跟日本川端康成那一批文人的生活有点像,他们每天不是泡在温泉里,就是在饭馆里。

但是,公安派和竟陵派作家的家族都不是特别显赫。他们的官位也不高。张岱的家族就比较显赫,他真正经历过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张岱生得比公安派和竟陵派晚。因此,一方面,他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集大成者。公安派主张通俗易懂,《陶奄梦忆》里很多近乎口语的话,这都是从公安派那里学来的;竟陵派认为公安派的写法太俗,他们喜欢比较深奥的文风,张岱也很喜欢竟陵派,他也学了刘侗的“怪”。

另一方面,在“国变”之后,张岱的生活变得很艰难。这深深影响了张岱的文章。如令止庵特别感动的《西湖梦寻序》,讲战争之后回到西湖,张岱说,他得赶紧离开西湖,因为这里已经成瓦砾堆了。他要保住他脑子里那个梦中的西湖,那些当年值得他回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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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的才情特别高,非常博学,但是他后半生的艰苦,使得他的文章格外有意思。止庵认为,张岱处于“有才不用”和“有才用才”之间。其实周作人很像张岱,但是他比较接近“有才不用”。周作人说,文章有两字,一个是“啬”,即有才情,但是不用;第二个字是“俭”,节俭是因为没有才华。张岱还达不到“啬”这个程度,他想怎么写怎么写,但是他的才情并不会被用完,这也是止庵非常佩服张岱的地方。

在国家危亡之际,张岱醉生梦死毫无心肝?

十年砍柴回想起他读张岱文章的感受。一方面,他觉得张岱太厉害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张岱不负责任,全无心肝。因为他是世家子弟,在国难当头还在享受。张岱把吃喝玩乐写到极致,他喝茶要把惠泉的水挑过钱塘江,因为他嫌钱塘江那边的水碱味太重。赏花、看戏、打猎、养鸟,他都无所不精。

十年砍柴在看完《牛首山打猎》时就很生气,他说:“都什么时候了,张岱还跟着秦淮河的妓女顾不盈一起,像我们看戏的梁红玉一样,披着大氅去围猎。”而在那个时候,李自成已经把朱明王朝的老家中都凤阳给烧空了,后金也在辽东崛起了。这些消息张岱都知道,但他们依然醉生梦死。老百姓也许会觉得,新朝或许会好于旧朝,所以也许会对改朝换代无所谓。但是,对于士大夫来说,天下兴亡,士大夫有责。所谓的天下亡,是文化消亡,而不是一朝消亡。张岱的家族世受皇恩,是大明王朝的既得利益者。而他,又做了什么呢?

所以,在“国变”之后,张岱觉得很后悔。昔日他过着王谢家族那样的日子,但是最后终成一梦,国破家亡,什么也没有了。张岱这种“悔”,一方面是内疚,看着天崩地裂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沉痛感,生活没有保障。这是明朝遗民的普遍心态。侯方域有壮悔堂,吴梅村在临死前写绝笔,觉得对不起崇祯皇帝。他们受了皇恩,却投降了清朝,这其实是不可原谅的。张岱的负疚感没侯方域、吴梅村那么强。张岱认为,这是因果报应,他当年过得太好了,现在食不果腹。

一个人命运和一个大时代的命运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十年砍柴认为,纵使个人再有才华,也抵不住时代轻轻地拐一个弯。王安石写过一首诗:“愿为长安轻薄儿,生于开元天宝时。斗鸡走马过一世,天地兴亡两不知。”张岱的前半生就是这样过着小确幸的生活,天地兴亡两不知,最后一下子时代把他的梦给打破。张岱肯定也没想到,大明这么快就灭亡了。只有失去的时候,人们才会感觉,平常的幸福是多么不容易。

张岱并没有任务要为朝廷宣扬些什么

止庵并不太认同十年砍柴的看法。周作人认为,古代的文章可以分成两路:一种是载道文章,一种是言志文章。载道是通过文章来弘扬某种大家认为的正确的观念或主张;言志指说自己的话,讲自己的事情。张岱很明显属于典型的言志文章。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除了苏轼写的小品和信札之外,基本都属于比较正统的文章。从公安派到竟陵派,再到张岱,他们都是对正统文章的一种反对,他们就是要写自己的事情。他们在写文章这件事上,是没有任务要为朝廷宣扬些什么。张岱也不是为朝廷宣扬“孔孟之道”的那类知识分子,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要求张岱。

而且,《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其实只是张岱的副业,他本身有着写明史的正业。这部明史在他生前都没有完成。但他副业的文章读起来更有意思,因为他不用在文章里倾注那么多的责任感。

此外,张岱有这种生活底子。一个作家要是阅历不够,写具体的生活经常会没什么好写的。而张岱的阅历非常丰富,《陶庵梦忆》里所记载的他的生活,只是他整个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当时的文人还瞧不上写小说,所以他们爱用这种文体来写他们的生活。张岱记述的是一个物质生活史或精神生活史,而这本身也已经成为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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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在读张岱的时候,还想到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作家,比如蒲宁。他们经历的都是天翻地覆的时代。明清交替不是一般的王朝交替,因为这牵扯到民族问题,满清入主中原动摇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根本,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殉国。

十年砍柴也认同了止庵对他的批评。“一介文人又能干什么?我的本分不就是率性为文吗?我也碰到这样的困惑。”在变革状态下,知识分子究竟要保持什么样的姿态呢?像庄子的散木那样,其实也是挺难的。十年砍柴用这种状态来自勉,不管时代怎么变,写作都是他安身立命的东西,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在这个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写一些吃喝玩乐、风花雪月,其实也是一个恰当的姿态。

作者:新京报记者徐悦东

编辑:沈河西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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