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桑塔格人设 | 这个宝藏女孩，一辈子都在自创“人设”
“她（桑塔格）心里绝对清楚她说的东西会引起怎样的效果，她也在相当精准地计算，但是我想说，在这个层面上她无论如何都不是最大的肇事者……她（私下里）非常坦诚，发现名声好比性欲，并且想因自己所做的事而出名。她从不降低个人的标准。她想因她的严肃性而出名。”
——FSG出版社编辑评苏珊·桑塔格
尽管每一本桑塔格传记都试图为这位知识偶像、文艺明星“祛魅”，但似乎最终都或多或少地强化了“铸就偶像”的效应。桑塔格始终是“偶像级、充满矛盾的人物”，这位“宝藏女孩”一辈子都在“发明‘苏珊·桑塔格’”。用今天营销学的概念来说，这位KOL（关键意见领袖）颇有“卖人设”的意味。她的创作、行动、媒体言论，诸种花式展演背后涌动着把控自身形象的企图和冲动。她本能地渴望被谈论，但又制造着神秘感。与此同时，她又是使人一见难忘的美丽女性，在普遍罹患厌女症的文艺知识界，是一流的魅力名媛和社交达人——尽管她的性格往往使人难以相处。她以好斗的性格介入时代争论，而她试图呈现的自我内核，则始终没有脱离严肃的智识内容。
当旁人试图讲述桑塔格的生平故事时（她生前即迎来了自己的首部传记），桑塔格似乎感到被冒犯。以至于所有传记作家都缺少与她的直接接触。桑塔格离世后，大量档案、书信、日记开放，我们才更为确信，这位知识偶像的自我言说的确不乏矛盾和张力。桑塔格的儿子坦承，母亲晚年不是一个袒露自我的人——这点大概与大多数名人一样。今天我们将透过桑塔格的自我表达、媒体报道及传记，呈现一代知识偶像的人设学：形象、个人风格、八卦与行动……这些人设无疑是大众媒体的塑造，也是具体历史时空的演变产物。
新京报书评周刊3月16日专题《桑塔格在她的时代》全文已于3月17日微信进行推送。新京报书评周刊纸质版每周六随新京报共同发行，你可以每周六到报刊亭买一份，或订阅新京报。
撰文 | 董牧孜
外 貌
桑塔格
求学时代的桑塔格，不在意外貌却总能引人注目：她衣着传统，裙子、宽松的上衣、平跟鞋，不施粉黛；她似乎很少打理她的一头长发，给人的印象是有些乱。这是1953年秋，桑塔格在康涅狄格大学就读英语研究生课程时的肖像。此时她是系里最杰出的人才，也兼任英语写作课的老师。事实上，桑塔格传记对于她外貌的刻画随处可见：“眸子里流露出超常的智慧。精致的双唇随时准备张开，娓娓道出一套又一套思想，这既让我着迷，又让我愤慨。”人们总是忍不住称赞她“显露出不可抵抗的性感、智慧和开放”。
当FSG出版社为桑塔格出版第一部小说《恩主》时，就想到利用桑塔格的外貌做文章。书封没有热情洋溢的评语，只有一张这位29岁女作家的照片。她一身流行的设计时装，时髦的深黑色中长发，精致高雅的妆容，显示出桑塔格所具备的成为高级时尚杂志模特的潜质。智性主体和漂亮女性的真实图像，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共同且持久的展示。尽管小说《恩主》不算是一次震撼的成功，却为女作家此后的职业生涯，以及她与众不同的肖像奠定了关键基础。恰恰也因为这幅图像，桑塔格这位艰难的先锋作家竟然也成为媒体感兴趣的焦点。《女士》杂志便表彰桑塔格为“年度最有趣的青年作家”。
以作家身份出道之后，桑塔格的肖像在她的“偶像化”事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年罹患癌症，疾病在桑塔格的外貌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发型师为她提供的发型建议，在此后二十年成了桑塔格的“标志性造型”：一头漆黑的头发加上前额的一缕奇怪的白发。大量的新照片、访谈和肖像出现在美国媒体上，再次推进了一名魅力非凡的知识分子的偶像化进程。
身世 / 童年
桑塔格的人设神话从娃娃开始。她从小就是自我意识极强的“表演艺术家”：6岁的小学生桑塔格，为引人注目而谎称自己生在中国，因为那是她想象所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7岁时，养成了看完一个作家主要作品的习惯；10岁时，创办了自己的文学杂志并出售给邻居；13岁时，痴迷于《党派评论》的美文和雄辩，通过记日记来确认使命感；15岁时，已是出色的演讲者，甚至为一门课程写了整整一本书《苏联的传说》。这位神童已经如此定位自己的未来：
“我真正希望的是每种生活都经历一下，作家的生活似乎是最具包容性的”，“我会受大家欢迎的。”
婚恋 / 绯闻
中学时代，桑塔格有两个交好的男孩，不过，她与这些“精神伴侣”之间的“激情都是知性的”。直到桑塔格婚后来到巴黎，她才第一次释放了自己的激情，才华与个性兼具的女同性恋哈丽特·索默斯“撩”了桑塔格一把，并真正成为她的解放者和征服者，成为她从中寻求爱情和认可的人。
桑塔格人生中唯一一段婚姻，发生在充满求知欲且思想激荡的大学时代。17岁时，桑塔格与28岁的菲利普·里夫，十天闪婚。19岁，桑塔格成为母亲。这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冉冉升起的新星，是“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清楚自己想要她的男人”，他“以我们俩的孩子的名义”向苏珊求婚。桑塔格与里夫连体双胞胎式的婚姻，是黏腻而又高度智识化的。6年后选择离婚，桑塔格是要告别里夫及其所代表的那种沉闷生活。她不再是年轻女大学生、教授夫人，而成为自我放飞、情欲放纵的桑塔格。
桑塔格
桑塔格与索默斯、福尼斯（后来是著名的女权主义戏剧家）的恋爱轰轰烈烈，堪称纽约性解放的先驱。在迷惘又艰难的同性恋爱之中，她们互相启发，沉溺而又疯狂，“朝对方头上扔酒瓶，指责对方并宣称自己不会再爱了”。后来，她和福尼斯有过为期两年的非开放式的严肃恋爱，这与她们巨大的写作欲是分不开的。
直到1959年底，桑塔格才坦承自己也渴望女人，但关于恋情，她基本上都写在日记里，而对外界始终语焉不详。桑塔格最后一位重要恋人，是1988年末相识的39岁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她24岁就成为《滚石》的首席摄影师）。她们互相欣赏对方的雄心和艺术目标，但生活方式有明显的差异（桑塔格会在争吵中直斥女友愚蠢）。直至桑塔格去世，莱博维茨才公开承认她和桑塔格之间的长久恋情。
María Irene Fornés | 福尼斯
女 权 主 义
26岁的单亲母亲来到不友好的巨型都市纽约，目标是在那里成为作家、电影制作人和知识分子。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非常“女权主义”。桑塔格有使用不完的精力，做好几份不同的工作，过奢侈的文化生活，谈无数场恋爱，同时抚养小孩，打造她的公共评论家事业。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少数进入男性统治的职业世界的女性，桑塔格的确是一代女性的榜样，她亲身实现了解放宣言。
上世纪70年代早期，女权主义已成为公共辩论的一大话题。不过，桑塔格并不属于任何妇女解放运动团体。尽管她在《女人的第三世界》和一些采访中，明确表达了女性遭受的不平等。整体而言，桑塔格是从女性自身，而不是在社会中重新思考女性角色的。换句话说，她是一个“例外的女性”，类似的女性可能被指责为“拥有男性自我认同的成功女性”。事实上，桑塔格后来的确对女权主义运动有所不满，她反对女权主义的线性意识形态化和智识上的平庸化。
苏珊·桑塔格与儿子
社 交 达 人
作家亦舒评价林青霞时曾说，“一个女孩子，美成这样子，而她自己却完全不自知。”相反，桑塔格的美则是高度外露和富有表演性的。她深知自己的魅力，也热衷派对（她曾自嘲，她的儿子是被丢在派对卧室床上的大衣里长大的），在这个干涸的男性知识界游刃有余。1959年，26岁的桑塔格在鸡尾酒会上结识了她所幻想的智识生活的偶像，包括法国哲学家让·瓦尔、科学史家乔治·德·桑蒂拉纳、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她在巴黎、纽约的艺术场结识的一系列重要人物，此后构成了她强大的智识朋友圈。
先锋生活态度
桑塔格十分确信自己设定的人生计划，无需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将精力无端地浪费在困惑、经历和自我尝试中。作为一个渴望欧洲的美国人，她此后重要的人生风景是由巴黎咖啡馆的知识世界和新文化中心纽约所塑造的。
桑塔格年轻时的立场对于当时大部分纽约知识分子来说显得十分极端：法兰西文化癖、波希米亚式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和电影、对流行文化品位独特、崇尚激进的世界主义美学。她尤为出格地认为：名声和智识工作并不矛盾，知识分子式的作家注定应该获得特殊样式的名声。在写给自己出版人的信中，她时常关心自己的形象塑造和知名度问题，（尽管她在追求知名度的同时，又对此加以拒绝）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之中绝非主流。
行 动
桑塔格不是那种喜欢匿名行动的人，她的名气对她的运动有所助益。在上世纪60年代，激进的观念有着很大的市场，桑塔格常常到街头与大众走在一起。或许是出于对自我神化的希望，桑塔格曾不实地宣称自己是和平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哈威克如此评论：“她既激进也时髦”，她的思想是“天生的左派”。
80年代，桑塔格主要投身政治运动，没有出版任何重要的作品。战争期间，她来到被摧毁的波斯尼亚。尽管在许多居民和记者看来，桑塔格很少真正对萨拉热窝的命运感兴趣：“她更加在意严格的自我推销，以美化自己是这座废墟城市的英雄。”桑塔格此时的形象，更像是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她笃信自己是依据西班牙内战中知识分子的传统来行动。如今却表现为某种时代错置感，她的行动在当时西方的文化语境下失去了价值和可信度。
（本文原载于2019年3月1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4版。）
作者：董牧孜
编辑：徐学勤、榕小崧，木梓；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