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工智能会不会抢走你的饭碗？杨澜：未来是人机合作时代
“在互联网传播的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表达和提问，似乎很喧嚣，很碎片化。（但）人们对于世界的好奇，对于深度交流的渴望，其实依然是存在的。”有着资深传媒人身份的杨澜，将做一名“公正客观，富有职业良心的记者”视为自己恒定的职业定位，渴望着能够通过《杨澜访谈录》忠实地记录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也亲身经历了电视行业三十年的变迁。
2018年，是中国电视行业的拐点，人们的收看习惯迅速转移到互联网，互联网平台不仅聚集了更多的流量，内容定位也日益细分和垂直，“再次显现出媒体格局的改变。”
从1997年底推出《杨澜工作室》，再到后来的《杨澜访谈录》，杨澜整整做了二十年。她将这一节目定位为高端访谈，以“提问”的方式，穿梭于世界各地访问了不同领域的上千位嘉宾。她将其中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与朱冰一起写进了《一问一世界》中，杨澜认为，“高品质甚至烧脑的小众内容照样可以吸引用户”。而“提问”，被其视为自己职业的核心，直言“做访谈节目的人以提问为生”。
《一问一世界》，杨澜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版。
这并不是第一本《一问一世界》。2011年，杨澜就以这个名字，首次推出这本书，讲述自己在聚光灯下的台前幕后，讲述自己二十年的媒体人生故事。而新版《一问一世界》，记录了杨澜入行三十年的从业心得。从二十年变成三十年，书中新增了4万字杨澜从未发表过的内容，杨澜将采访称为一次次探险，她认为“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
3月2日，在自己的升级版图书《一问一世界》首发仪式中，杨澜与同为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的水均益、陈鲁豫、陈伟鸿现场分享了各自的职业生涯。杨澜将提问称为一门“手艺”，在现场以“手艺人”自居。随着《东方时空》开播“触电”的水均益，很认同手艺人这个称呼，称作为采访者很幸运，享受提问、采访这个过程，也会继续在央视的平台之上多做一些报道，因为“手艺永远会在”。
升级版图书《一问一世界》首发仪式上，杨澜正在回答现场读者提出的问题。
从“看世界”到“问世界”，
我的职业都与世界有关
反观历史，中国电视主持人这一称谓，最早出现于1980年7月的《观察与思考》栏目。而1993年5月，《东方时空》的开播，标志着我国电视新闻栏目划时代的开始。
1990年以主持人身份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杨澜，回顾自己入行三十年的职业生涯，更愿意用“记者”或者“传媒人”来称呼自己。无论是1990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还是后来推出《杨澜访谈录》，杨澜将之称为自己与世界的两种关系：前者是“看世界”，后者是“问世界”，称自己的职业都与世界有关。
在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前，中国电视行业经历了蓬勃高速发展的阶段，而杨澜刚好是其中的一位亲历者。在书中，杨澜回顾了很多值得记录的时刻：在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节目开播第一集里，她在主持词里加了这样一句话：“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在茶余饭后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这句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话，让杨澜挨了批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电视承载着更多的教育功能。
《杨澜工作室》（《杨澜访谈录》前身）曾经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高端访谈栏目，在推出后，杨澜也经历了几次观念和思想的转变：1999年，对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的采访，让她意识到，做节目不能停留在讲述所谓成功故事，而应该追求对深层次人性的了解和体会。
2015年底，杨澜团队做出了探寻人工智能的决定，当时很多人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但在经过大量的阅读和专家咨询后，杨澜意识到这一技术对未来的巨大影响，“这个技术影响的是各行各业，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孩子成长起来，在教育当中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这些都是相关的话题”。
“我们需要看到未来的改变，然后去适应它。”杨澜习惯于用这种前瞻性不断督促自己走出舒适圈，积极顺应媒体格局变动。自2016年起，她先后带领团队推出了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和文化节目《匠心传奇》，又即将在今年推出《杨澜访谈录》的网络版《驭风者》，以不断突破边界，“从你过去已经习以为常、按部就班，甚至已经缺少热情的一种状态，变成自动的学习，自主的学习，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特点去学习。这种自适性的学习，几乎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必要能力。”
成熟社会公众应该对媒体有更高鉴别能力
即使人们习惯于以主持人身份称呼杨澜，她也希望是“记者型”主持人，因为记者是她对自己专业身份的明确定位，也直言自己是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
回溯三十年的媒体生涯，杨澜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她将提问视为面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交流方式，而她的职业生涯，也从一次提问开始。
在《一问一世界》里，杨澜记录了这次提问：1990年，即将从北外毕业的杨澜，对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制片人辛少英招聘女主持人要求纯情、善解人意而发问，“为什么在电视上的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在新书首发仪式上，杨澜评价这次和职业相关的提问“挺耿直”，但“特别有效”——杨澜自此成为了一名主持人，走上了一条在她看来“少有人走的路”，也因此有幸见证了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三十年。记录者的记录，是杨澜对《一问一世界》一书的总结：“我们是记录者，这本书是记录者的记录。”
在央视工作期间的杨澜。《一问一世界》书中插图。
在升级版图书首发仪式上，与杨澜有着同样职业属性的水均益、陈鲁豫、陈伟鸿也现场分享了自己的职业首问。陈鲁豫表示：“技巧可以学习，情感无法取代，越到后面越发现需要保持勇敢。”而在陈伟鸿看来，是真实触发了别人想要回答的欲望，而好奇心一直促使着自己摸索什么才是好的提问：“问题的内核源自内心的好奇，我觉得这很重要。”
在书中，杨澜同样提到了哈里·哈丁、托宾、李希光、阎学通等中美知名学者对事实真相的看法，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媒体在不断地塑造着公众舆论，然而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公众也应该对媒体有更高的鉴别能力。媒介所提供的见解依然是一种见解，而所有的见解其实都只是一种偏见。“真相，就在你不断突破偏见而最终掌握的背景之中。”杨澜如是说。
而向自己提问，成为了杨澜在另一层维度之上的思考：“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
中国传统教育缺乏“勇于提问”的精神
在书中，杨澜回顾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的一段过往。因为上课从来不发问，门门成绩都是A的杨澜，社会学却得了B，在她的美国老师看来，上课不问问题，说明参与度不高。杨澜这才明白，提问是表达积极思考的重要载体。
1996年，杨澜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此时的杨澜已经是一个幸福的准妈妈。《一问一世界》书中插图。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美国的求学经历，让杨澜意识到中国教育中对提问训练的缺失，“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而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我们一直被训练着去回答，没有想到后来居然成为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但这种近乎命运的神奇选择，却让杨澜发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她发现采访其实是对人心的探险，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
在杨澜看来，提问可以治愈，提问是一门手艺，提问更是自己面对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杨澜提及自己曾经也是一位不善提问者，而想要取得进步，靠的是不断地学习和磨练，“差不多每采访一个人物要看十到到二十万字的资料，我采访了上千个人物，差不多有1.6亿字的阅读量，问了上万个问题。”她用“手艺人”来称呼自己：“提问也是一个可以学习，可以提升的手艺。这个手艺越磨越熟。”
首发仪式现场，水均益、陈鲁豫、陈伟鸿也分享了自己曾经的职业首问。陈鲁豫表示：“技巧可以学习，情感无法取代，越到后面越发现需要保持勇敢。”而在陈伟鸿看来，是真实触发了别人想要回答的欲望，而好奇心一直促使着自己摸索什么才是好的提问：“问题的内核源自内心的好奇，我觉得这很重要。”
李安告诉杨澜，选择危险更能激发潜能
就在几天前，新华社宣布全球首位AI合成女主播正式上岗，将与新华社现有的AI合成男主播一起工作。外国媒体认为，“除了嘴唇动作稍显僵硬外，她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这位由电脑合成的主播在上线后，立刻投入到新闻报道中，截至3月3日，已经播报新闻3400余条，累计时长达10000多分钟，参与了包括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首届进博会等重要报道。
人工智能主播的出现，给媒体行业带来了巨大影响。“人工智能会不会抢走我的饭碗？”曾经是萦绕在杨澜脑海中的问题。但在完成了人工智能系列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后，杨澜发现，提问是一种很难被替代的工作，“一个机器人很容易学会一万种问题回答的方式，但是它很难问出十个具有连续性的问题。”杨澜开玩笑说，“也许流浪地球的时候我还有作用，遇到外星人的时候也可以问他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之前的科技革命不同的是，它不仅在取代一些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也开始取代人类的部分脑力劳动。根据麦肯锡的调查，70%以上的人类职业将被机器改变，甚至取代。助理、客服、记者、会计、翻译、律师、医生、股票交易员、信贷员这些白领工作已经受到威胁。”
面对这样的未来，杨澜在书中引用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CSAIL（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丹妮拉·鲁斯
（Daniela Rus）
的话，“让我们把计算和记忆的事交给机器，把人类最擅长的综合思考和创造力留给自己。未来的世界是人机合作的时代。”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有一首诗经常被人提及，就是《未选择的路》，“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杨澜认为，自己做出了和弗罗斯特一样的选择，一直走下去，因为这样更有趣、更像一次冒险。
书中同样提到了一段和李安有关的故事。在采访李安导演时，李安告诉杨澜，他总会选择那些比较有危险的题目，因为危险会调动你所有的细胞，调动你所有的热情，调动你所有的力量去对待。杨澜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2013年，杨澜采访李安时的合影。《一问一世界》书中插图。
针对现今电视行业遭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挫折，杨澜认为，对于媒体内容提供者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垂直化、多元化、聚焦化的平台，让内容提供者可以更加纯粹地去做内容：“在互联网传播的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表达和提问，似乎很喧嚣，很碎片化，人们对于世界的好奇，对于深度交流的渴望，其实依然是存在的。”
人工智能无法取代妈妈看孩子的眼神
在《一问一世界》这本书中，有许多《杨澜访谈录》的真实人物访谈案例，这其中既有国家元首、商业大鳄，也有各领域精英。在图书首发仪式开始前，杨澜回答了《新京报》记者关于印象最为深刻的女性受访者等问题。
“说一位特别难。”杨澜坦言，在采访的过程中，很多女性都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比如我在书中提到王光美。她是一个有着如此跌宕起伏人生经历的女性，在‘文革’之后恢复名誉的时候，她决定去宽容曾经对她不好的人和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我觉得这样一位能够谅解和宽容别人的人，她的心胸是非常伟大的，她是我心目当中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位女性。”
2001年，杨澜采访王光美时的合影。《一问一世界》书中插图。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同样令杨澜印象深刻：“她是一位非常潇洒和自信的女人。通常人们都觉得女人怕显示出自己的年龄或者怕老，她可以非常坦然地面对年龄这个话题，从她身上我可以感受到一种经过岁月历练之后的骨子里的优雅。”
而在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李飞飞身上，杨澜看到了女性对于情感价值的敏感，更看到了科技发展之中的人文关怀，“我在采访李飞飞的时候，她跟我说，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一个母亲去给孩子换尿布，但是它替代不了一个妈妈看孩子的眼神。”李飞飞让杨澜明白，科技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它应该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温度。”
2017年，杨澜采访李飞飞。《一问一世界》书中插图。
事业和家庭并不对立，
女性更看重人生的自由选择
作为一名在事业上颇有成绩的女性，杨澜也不可避免地经常被人询问到对家庭和事业的平衡这一问题。她甚至专门在新书中用整整一章内容来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为什么总问女人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一个人如何来平衡事业和家庭，不应该有性别取向。”《杨澜访谈录》一直关注世界各国的女性领袖，从女政要到第一夫人，从商业精英到艺术家；而杨澜自己，也时常成为这一问题的回答者，“在这个时代，女性的‘权利’和‘权力’需要被重新定义，女性的‘成功’与‘成长’需要有不同的选择。”
在《新京报》记者询问杨澜是否抗拒这样的问题时，杨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很抗拒”，一个非常无可奈何的现实是，“所有的女性企业家或者是有一定的职场成功经历的女性，都会被问到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似乎就是你要是没有平衡，你就没有权利去搞事业。但是，一个男人如果抛家舍业去工作，成天在外面出差，从来不关注自己孩子在上什么学校？读了几年级？人们就会说他多么兢兢业业地工作，就会把他当做是男子汉、男人气的一种很好的佐证。”
对于这样的不平衡，杨澜用“不公平”三个字来形容，“我并不认为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个问题不公平，只是说从来不问男性这个问题（不公平）。”作为一个访谈者，杨澜经常在采访男性嘉宾时，问出同样的问题：“我在采访男性嘉宾的时候，经常会问他们，‘请问你是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他们都会感到一愣：他们就没有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生而为人，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吗？”
正如杨澜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与将事业和家庭对立起来的二元论相比，今天的女人，更看重人生的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相夫教子，也可以选择终身不嫁，只要你愿意，谁也不能勉强你。”
“从女生到女人，你不用害怕，你自然就会老的。”在《一问一世界》首发式的读者提问环节，杨澜与一位女性读者分享了自己对于女性成长的看法，“就是跟时间做朋友，用时间去交换一些可能更为珍贵的东西。”
美国桂冠诗人玛雅·安吉罗。
杨澜提道，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位女作家是玛雅·安吉罗
（Maya Angelou）
。安吉罗是著名美国黑人诗人，她的经历非常坎坷，曾经在幼年遭遇过性侵，又过早地成为母亲。但经过顽强抗争，安吉罗最终成长为全美最受爱戴的作家，包括米歇尔·奥巴马都是她的读者。安吉罗曾经说：“成长并不是一个毫无痛苦的过程，我交出了一部分青春，换回了阅历，我所收获的比失去的更为珍贵。”杨澜很认同这句话，认为她激励了许多人。
作者
：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编辑
：覃旦思；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