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奋斗方向
杜祥琬
今年81岁的杜祥琬院士腰背挺直，风度翩翩，走起路来步履轻快，犹如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至今，他仍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和邓稼先、于敏等“两弹一星元勋”共事数十载，为我国氢弹实验立下汗马功劳；他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也是“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将我国强激光技术带入世界先进行列。
今年刚好是杜祥琬院士从事科研工作55周年。近日，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图/受访者提供
1964年，26岁的杜祥琬从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参与核武器的研究。他和于敏共事了50多年，今年1月，于敏逝世，杜祥琬也痛失了一位挚友，为此，他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
于敏令人印象深刻
“于敏比我大12岁，理论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大家都不称官衔，以老小相称。”杜祥琬回忆说，当时大家叫于敏“老于”，邓稼先“老邓”，杜祥琬当年则是“小杜”。“现在我们见了周光召先生，还叫他老周。”杜祥琬说。
杜祥琬参与了氢弹爆炸的全过程。1965年9月底，杜祥琬和于敏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计算哪一个氢弹原理是可行的。那时计算机的计算结果都显示在A4纸大小的纸带上。核武器的结构有很多层，各种材料爆炸以后，每一个时间点、空间点上，都有它的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于敏突然发现，某个量从某个点开始突然不正常了。大家马上去查原因。杜祥琬就去查方程、参数，没有发现错误，做计算数学、编程序的人去查原因，也没发现错误。最后检查发现，原来一个加法器的原件坏了，换掉这个晶体管，物理量马上就正常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敏高人一筹的地方就是，对物理规律理解得非常透彻，他一下就能发现这个趋势不对，那个量错了。他总是那个临门一脚的人。尽管他不愿称呼自己为‘氢弹之父’，但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他的确是起了关键作用。”
隐姓埋名数十载
杜祥琬在上北大数学力学系时认识了爱人毛剑琴。“她书生气很足，追求者很多。”杜祥琬笑着说，他留学苏联期间，两人不断书信往来。1964年，他学成归来，1967年便与毛剑琴结婚。1968年，毛剑琴也提出要加入二机部九院，为祖国的原子弹建设贡献力量。
当时没有大型计算机，大量计算只能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一遍一遍核对数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因为当地海拔高，馒头蒸不熟，只能拿一搪瓷缸水，一口一口把馒头往嘴里喂。
回忆起这些经历，杜祥琬感慨万千。他说，为了国家强盛和老百姓扬眉吐气，能够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是任何物质享受难以比拟的。“当你把这件大事做成了，我们在基地欢呼啊，喝酒啊，这种享受不是说一般的你买个车、吃顿饭所能比的，它是内心的一种充实，是价值很高的享受。”
从事科研55年，杜祥琬获奖无数，屡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但因为从事工作的特殊性，他始终要对家人保密。儿子毛大庆一直不知道父母从事的具体工作，直到上了高中他才发现，自己的邻居们都是大科学家，后来才慢慢了解到，自己的父母原来是研究氢弹的。
不断挑战科学新领域
自从1964年参加工作后，杜祥琬一直从事中国的核武器研究，直到1986年3月，我国开始组织实施“863”计划，杜祥琬1991年开始担任“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带领我国进入该领域的世界先进行列。2002年，杜祥琬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并分管能源学部工作，从此，又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从应用物理学家，到新型强激光技术的开创者，再到能源战略专家。杜祥琬人生轨迹的每一次改变，都和国家高科技发展密切相关。杜祥琬一直跟身边的年轻人说，只有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方有大成。“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奋斗方向。”杜祥琬说。
近年来，杜祥琬参与了一个项目，叫做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再研究。他说，我国能源发展要从粗放低效转到节约高效，逐步告别黑色高碳转向绿色低碳。在这一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的核能是人类的财富。现在，核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新常态”。核电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保障机制，不能只把公众当成科普的对象，还应当让他们参与进来，要让公众成为核电的受益者。
如今，81岁的杜祥琬依然工作在第一线，他还兼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近日，国务院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式。杜祥琬表示，建设“无废城市”的潜力和潜在效益巨大。预计到2030年，我国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产值规模将达7万亿元，带动约400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新动能。杜祥琬说，只要国家需要，他还要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话杜祥琬：
科学家也要有人文素养
记者：你多次强调，个人成长要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什么？
杜祥琬：我出生在日寇侵略中国时期，从小就随着父母逃难。上中学时我最感兴趣的是天文学。高中毕业后，我报考的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后来，成为河南省两名去苏联留学的学生之一，去学习核物理。回国后，我被分配到二机部的九院，当时是集中力量突破氢弹科研。很幸运的是我一回国就被分配到九院，有一大批科学家带领、指导工作。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科学家，在国外已颇有建树，他们本可以在前沿科学的基础研究上有更大的成就，但为了祖国的建设，他们放弃在国外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全身心投入到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科研上。他们这代人，是大科学家，有真才实学又平易近人，简单而真实，身上的使命感很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记者：你也一直跟学生讲，当科学家也要有人文素养？
杜祥琬：是的，我总跟年轻人说，我们是搞自然科学的，但是搞什么工作都要有人文素养。因为人在这世界上首先要解决好怎么生活、怎么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是价值观、人生观。你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人，还一定要有精神支柱，不断地要有一种精神上的支撑和动力，比如为国家、为民族振兴。爱因斯坦曾说过“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有了这种品格，他才会有比较高的生活追求和价值观，他才能够淡泊一些世俗的利益，才能有较高的生活趣味。
记者：听说你曾经两次放弃职务提升？
杜祥琬：1975年，领导准备任命我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副所长，我当时找了一些同事跟周光召说，我真的不想当这个副所长，因为当了副所长后用于科研的时间就会少很多，周光召同意了我的意见。直到1984年，我才担任副所长。198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准备任命我为副院长，甚至连任命书都已经起草好了，我找到二机部的部长说，现在“863”计划开始了，专家组任务也很重，你就别让我去当副院长了。我在基层又工作了6年，直到1993年才被任命为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