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唐晓峰VS周尚意：中国人如何书写自己的地理？
“《神州》这本书原作中有黄土高原的黑白照片，这与我们平常想象的黄土高原的黄色色调不一样，沟壑纵横的样貌不一样，我将照片颜色处理为黄色，感觉更接近我的黄土高原意象。哪一幅照片是最能体现黄土高原呢？我曾经去过位于黄土高原的延安，当时正值夏天，感觉黄土高原和我想象中的荒凉意象全然不同。其实，任何人对中国地理，乃至世界地理的认知都只是一个片断，因此不存在一个‘最’能体现黄土高原特征的照片。”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周尚意教授如是说。
周尚意举的例子是我们理解《神州》的一个切入点。今年2月，地理学家段义孚
（Yi-Fu Tuan）
的著作《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中文版出版，这本书以“景观”为核心线索，讲述了中国从史前文明到如今地理景观发生的巨大改变。段义孚出生于天津，但十岁就离开中国，《神州》基本上是基于文献写就的，而他海外的学术背景也无疑使得《神州》带有跨文化的视角。
中国地理类书籍并不少见，乃至我们每个人在中学时都曾读过中国地理的教材，但《神州》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以“景观”为核心，透过对景观变迁的书写，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内涵，以及中国文明对景观的建设历史。我们为什么要读《神州》？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神州》？中国景观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我们该如何讲述中国人的天、地、人、物？3月2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周尚意教授，围绕段义孚先生《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一书，在彼岸书店进行了会谈，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作者:（美）段义孚，译者: 赵世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2月
中国景观的历史地理内涵
唐晓峰认为，《神州》这本书主旨性的内容或者说核心性内容就是“景观”。西方地理学学术发展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景观概念流行，不同于土壤、气候、地貌、植被等常见的地理叙事，地理学家们
（包括段义孚）
纷纷尝试用景观的概念来叙述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而《神州》实际上是一套讲述世界各国
（或地区）
景观的丛书中的一本，主编邀请不同国家的人来写不同地方的景观，而段义孚写的是中国的景观。《神州》以自然地理区划为基础来写景观，这是这本书不同于之前从人口、经济、农业等角度来写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特殊价值所在。
周尚意表示，景观是地表上具有空间固定性的东西，但景观除了它的外形特点以外，最主要的是其表达的意义。比如藏族没有选择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作为圣山，而是选了六千多米高的冈仁波齐。华夏的先民也没有在华北地区找一个最俊秀的山峰作为北岳。华夏文化中五行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五岳的位置。段义孚的《神州》，强调的是景观背后的意义，也就是中华文化在景观上的意义展现。
她讲到，中国景观除了对方位有意义界定之外，对数字也有定义。比如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是五座，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这都有意义。中国城市中轴线也被赋予了意义，西方城市也有中轴线，但是有明确意义的不多。中国城市还讲究与山水的整合，比如北京城虽然是在平原之上的，但是水系对城市格局依然有重大影响。南京城的格局更是体现了这点。
北京城市中轴线
而且这些理念还被继承了下来。周尚意举例说，《神州》多次提到了《周礼》。《周礼·考工记》规定都城的文字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城核心部分，竟然就是按照《周礼》这样的规制建造的。
这些都是中国独特的景观和文化。在唐晓峰看来，在长期历史中，中国的社会历史文明把中国塑造成了和其他文明不一样的世界，形成了不一样的景观。而中国景观的历史地理内涵就是它乃是中国文明的具体表现。中国文明不光是语言、京剧、饮食，还有被文明充分雕塑了一番的中国大地。比如唐长安城的街区就像棋局、菜地一样，这样的形态在西方古代大城市里很少见，在西方古代大城市里，方方正正的城市几乎没有，所以外国人看到中国的城市如此整齐没有不吃惊的，这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地理具有特色的东西。
中国景观的跨文化解读
唐晓峰提到，段义孚成年之后就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通过阅读其他汉学家的书，他对中国地理景观特点的描述非常细致、具体，直击要点。他认为，事实上，我们对有些地理景观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段义孚用他独特的眼光会发现一些特殊问题。比如，他看中国古代山水画，发现山上的树木不是那么茂密，不是一片森林把山体遮住，而是岩石裸露得非常清楚，上面点缀几棵凸显而别致的树。段义孚于是追问中国山上的树哪里去了？他把地表植被的变化过程作为景观史的重要部分加以讨论，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变化过程很多是人的干预造成的。
唐晓峰与周尚意对谈现场。
那是不是正因为段义孚是从一种置身事外的视角来看才能观察到这些，如果一直在中国生活，身在其中就不能发现很独特的东西？答案也不必然。
周尚意认为，人都是从两个途径了解世界的，一个是直接经验，一个是间接经验。段义孚对中国的具身性了解是欠缺的，但我们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具身性了解也可能是不全面的。既然都是片面的，很难说站在外面看中国和站在中国看中国，哪个更能洞悉中国。段义孚更在意的是他展现自己理解到的中国地理景观的意义。他更在意通过与外界互动，做人性的感悟——我怎么能够让自己成为“人”，在对自己，对自然，对他人三方面获得成人的真谛。
她讲到，段义孚提到了两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悬搁”和“相遇”。我们看到一个事物的时候，总会将自身的“基底”作为理解的前提，建立对观察对象的新理解。因为每个人的“基底”不同，所以人们对相同事物形成的理解也不同。但在跨文化理解时，人们需要把自己原来的那些成见、“基底”悬隔起来。
而相遇包括人与人，想法与想法，人与自然，甚至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这些相遇会促进我们的思考。周尚意说，今天我们读《神州》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和作者段义孚对中国地理的理解“相遇”，如果读者内心的中国地理和段义孚的中国地理发生了观点性碰撞，这便是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
中国人如何书写自己的地理？
唐晓峰认为，中国人对天、地、人、物的书写是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每一代中国人都要对它们做解释。他举例表示，前几年，中国非常流行“天人合一”，这种观念也经历了历史变迁。现代人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就是大自然，讲求建立和谐的天人、天地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科学生态意义。但古人最初对“天地合一”的理解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上，随后又从神的信仰脱出来，走上了对道德的崇拜，讲求天地与道德相合。
他讲到，中国文化向自然的渗透非常深。即使是非常荒野的地方，也被道教改造了，道教把人迹罕至的地方称为仙境。中国大地就这样被改造了一番，改造成了中国人可以理解、可以欣赏的寰宇世界。我们有一系列的表达方式，诗歌、绘画、散文把我们山川文化表达得淋漓尽致。中国的历史不光是对城市和生活方式做了加工，还对我们的环境、景观都做了非常深入的加工。
周尚意则从自己对中国地理、文化的理解讲述了她可能会如何书写中国地理。她表示，自己会采取一纵一横的框架。一纵是透过景观看到四层。四层就是自然层、生计层、制度层、意识形态层。而“一横”的视角就是区域尺度关系。
《我叫王土地》海报
她举例道，沟渠是北方乡村普遍存在的景观，有一部电视剧是《我叫王土地》，讲到主人公王土地怎样组织当地人修沟渠。他是地主，但他要把整个地方的人集合在一起修渠。在中国在季风区
（自然层）
，农业多受旱涝灾害，靠渠供水，靠沟排洪是有效途径
（生计）
。组织社会力量建水利
（制度层）
才能建设一个公共使用的设施。再进一步看，制度层还与意识形态相关，比如在赵州桥所在地河北赵县，那里有个敬龙神的龙牌会，龙牌会就与当地水利组织是一体的。会首各村轮流做，从而保证各村在分水时没有绝对优势权，大家都是平等的。她说，如果我们不把四层内容整合起来，地理就太简单了。中国地理一定是四层结合在一起构成的中国区域特点。
而一些城市的发展，不仅是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主要还是与腹地空间联系有关。《神州》也体现了这种空间关联。周尚意讲到，英国有一个经济地理学家，叫梅西
（Doreen Massey）
，梅西说每个地方的意义实际上是在区域网络中定义的，如果不能理解全网络，就不能理解这个地点的意义。
新京报讯 记者 吴鑫 实习记者 聂丽平
编辑：李妍；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