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抗日根据地时代的“三八妇女节”
在抗日根据地，由于中共将妇女工作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迎来了新的篇章。抗日根据地对三八妇女节的形塑工作到底有哪些呢？下文选自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2019年1月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韩晓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版
根据地建立后，在中共引入和推广的现代节日中，有一个针对特殊群体的节日尤其值得关注，那就是“三八”妇女节。源于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劳动妇女游行示威活动，并于1924年引入中国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其初衷表达了政府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妇女的关注。
由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军阀割据、战争频发的状态，“三八”节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很多时候，节日活动仅仅限于城市知识女性的政治集会，广大乡村妇女对这个节日没有太多感受。根据地建立后，从发动妇女的需要出发，中共开始利用“三八”节组织面向农村妇女的纪念活动，“三八”节逐渐被根据地妇女了解和接受，从官方节日符号变成了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社会节日。
妇女力量的展示
中国社会关于“三八”节的纪念活动最早出现在1924年的广州，这年3月8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廖仲恺在广州执信学校发表了《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讲。192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妇女部发出关于纪念“三八”节工作的通告，对各地组织“三八”节活动作出指示。这时中共的发动对象以城市女工和妇女团体为主，口号为争取妇女在政治、法律和教育方面的平等权。此后每年，中共都会组织面向城市女性，以建立妇女组织，宣传男女平权为主题的“三八”节纪念活动。可以说，从1924年“三八”节被引入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十几年里，“三八”节并没有得到太多社会关注，受众也只在城市女工和知识女性中。
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中共妇女工作的重心开始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成为这时期妇女工作的总目标。1939年“三八”节前，中共中央妇委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指出：“抗战的中心亦由大城市转入广泛的农村，占全国妇女最大多数的农村妇女底作用，日益重大。目前抗战，需要广大农村妇女有组织的帮助，比任何时候更为迫切。”
另外，随着越来越多农村男性青年参加八路军奔赴前线，从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出发，数量众多的农村女性成为根据地政府迫切需要动员的潜在战斗力和劳力。于是， “三八”节作为发动农村妇女的时间点被引入根据地社会。
“三八”节在进入乡村社会之初，节日活动以建立妇女组织，召开妇女大会为主，参加者多为各地妇女干部，人数和规模都较小，社会影响有限。1938年“三八”节前，晋察冀边区举行了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仅有14个县的20余名代表。3月7日，这些与会代表参加了纪念“三八”节大会。1938年底，晋西北各县妇救会代表提出建立晋西北妇联，时间就定在了1939年的“三八”节。
然而，就在“三八”节前两天，神池、静乐、岚县相继失陷，3月7日，敌机对岢岚大肆轰炸，人心惶惶，民众纷纷逃亡。虽然面对严峻形势，但各县妇女代表还是选择克服困难，到岢岚参加妇联大会。大会共进行了9天，讨论了妇运问题，制订了妇运方针，因为战事紧急，会议期间还进行了转移。与晋西北妇联一样， 晋东南妇女救国总会也选在了1939年“三八”节这天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0个县选出的150余名妇女干部。就根据地建立初期，各地“三八”节活动的寥寥记载来看，这时期的“三八”节还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节日特征，仍然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官方节日符号。
“三八”节在根据地的推广与中共妇女运动的开展紧密相关，根据地建立初期“三八”节活动之所以不具有广泛的参与性也和当时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困难情况有直接关系。抗战爆发前，华北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村妇女都是以家务劳动为主，并不参加家庭以外的社会活动，长期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性别观念的浸染，使乡村妇女并没有如城市中知识女性那样有着改变现状和参加社会事务的强烈愿望。因此以争取平等权利，鼓励妇女参加斗争和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运动在开展之初不仅难以得到农村男性成员的支持，而且即使是农村女性对此也多有误解，她们对妇女“抛头露面”顾虑重重。在晋西北，妇女干部一进村，家家户户都大门紧闭，有的人家还把青年妇女藏起来，不许她们和妇女干部接近，只是让一些老太太出来应付。浦安修在总结华北妇女工作时提到，动员妇女之初，乡村社会往往只有两类妇女表现积极，一是代替家中青年妇女出来活动的老年妇女，一是村中名誉不好的“破鞋”。北岳区妇女干部田秀涓也对当时建立基层妇女组织时遇到的巨大阻力印象深刻：
村妇救会开始组织时，有的是用行政方法，由村政权或农会干部敲锣集合妇女群众，由脱产女干部宣讲或唱歌，再由村干部帮助物色骨干，登记造册建立村妇救会。因为群众从来没有参加组织和集体活动的习惯，尤其是河北省铁路沿线、交通要道刚遭受了国民党败兵和日寇的骚扰、抢掠、奸淫、烧杀之祸，不了解八路军和抗日干部的底细，有的妇女隐藏逃跑；有的认为女干部是女兵，怕招兵而不敢接近；也有的认为男女干部在一起工作是男女混杂，“不正派”；也有的因女干部穿旗袍，说起话满口学生腔而表示疏远；还有的怀疑女人岂能赶走日本军队，等等。
妇女在乡村社会长期处于从属性地位，是无声的、弱势的代表，改变社会及妇女自身对其角色的认知是推动根据地妇女工作深入开展的基础，而战争的紧迫性也需要动员更多的妇女加入抗战队伍中来。1937年，在中共中央制定的《妇女工作大纲》中要求，在抗战区和邻近抗战区内，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组织各种妇女抗战团体，鼓励妇女参加各种地方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妇女工作的要求，华北各根据地建立初期，首先开展了建立妇女自卫队，对妇女进行武装训练的工作，“三八”节的主题也多围绕展现妇女力量，强化集体认同，突出社会价值来设定，检阅妇女武装也就成为这时期各地“三八”节的主要活动。
1938年的“三八”节，晋察冀边区政府将筹建妇女自卫队确立为当年妇女工作的主要内容。节后不久各地的妇女自卫队普遍建立起来。在此后的“三八”节纪念活动中，妇女自卫队检阅一直是节日里的最重要的内容。1939年“三八”节，北岳区组织了全区妇女自卫队大检阅。“检阅时，来自各村的妇女自卫队有时达七八百人到一千多人。检阅场上，红旗飘扬，女队长们喊着清脆的口令，女队员们手持大刀、大枪、木棍、钢叉等武器，有的还佩带小手枪、盒子枪，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一、二、三、四，抗战到底！’‘一、二、三、四，努力杀敌！’的口号，那气派很像威武雄壮的八路军。”1940年“三八”节时，晋察冀边区各地妇女自卫队检阅活动不但规模扩大了，而且增加了竞赛的内容，以此强化参与者的集体荣誉感，激发她们的参与热情：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本县（行唐县）妇救会为检阅妇女本身力量，乃举行四个妇女自卫大队的检阅。检阅科目分军事、政治两种，结果总评均在八十五分以上，三大队以九十分以上的平均分数获得第一。
这次到会人数共计二千四百余人（除游击区各级派代表参加外，一、二、三、四区都是普遍的深入的政治动员来的）。其中有穿花鞋子的大闺女，有穿红裤子的新媳妇，有的牵着两三岁孩子，有的抱着刚出世的小妮，还有七岁的小女孩背着背包参加，白发的老太婆扶拐棍到会。所以造成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整整八个钟头，情绪的热烈始终如一的创举。
成立于1938年3月8日的灵丘县妇救会也在这年“三八”节组织了盛大的妇女自卫队检阅活动。“除十里内妇女自卫队全体参加外，十里外的各村妇女亦派代表参加，当时并特请×团剧团进行了表演与扩大检阅妇女自卫队。会场甚为隆重热烈，并获得各界人士捐款。”
1941年2月，晋察冀边区妇救会在筹备当年“三八”节活动时，特别强调，纪念会就是要“检查边区妇女自己的力量”，检阅妇女武装在“三八”节前就要开始，“至’三八’大会时挑选成绩最佳者参加大会举行表演”。这一年，晋察冀边区的“三八”节纪念大会有万余名妇女参加，会期3天，其中武装检阅活动就持续了一整天，声势浩大：
大会的第二日是武装大检阅，千千万万人的眼睛都注视着广场里的妇女武装。她们有的完全带枪，有的则完全是刀。她们走正步、跑步和改换步法，变动队形，身着伪装表演破铁路、抬担架。
检阅完毕，游艺开始，妇女们在千万支眼睛下，唱、舞、跑狮子、起旱船、拉太平车子、骑“纸马”……
正当数十个妇女比赛打靶和投掷手榴弹时，敌机数架轧轧而过，妇女们依然沉着的握紧着枪和手榴弹不停的射击和投掷。
组织妇女自卫队是华北各根据地建立初期，中共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通过把青壮年妇女组织起来，承担群众性站岗、放哨、除奸和支前工作，缓解了根据地青年男性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成立的军事性组织也有助于妇女克服羞涩心理和家庭束缚，在集体训练中增加参加社会工作的勇气。
无论是召开妇女大会，还是进行妇女自卫队检阅，根据地建立初期，“三八”节活动主要是按照官方要求组织的，参加的人数相对较少，社会影响还是极为有限的。这既源于“三八”节所具有的现代、官方色彩使民众对它缺少认同感，也与节日背后根据地妇女运动开展初期所面临的社会阻力有关，这也就使得“三八”节活动只能借助官方力量来组织安排。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因为官方力量的介入，使妇女能够暂时摆脱家庭的束缚，体验到被组织起来的集体的力量，获得被肯定和被尊重感，从而大大提高了她们参加社会活动的信心。
发展生产主题下的节日安排
抗战中后期，华北各根据地普遍面临严峻形势，增加社会劳动力，保证军需民用，解决吃穿问题，成为各根据地需要解决的紧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妇女工作的重心从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转向组织妇女拥军和生产方面。展现妇女力量之外，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也就成为这时期各地“三八”节的新主题。
将生产融入“三八”节纪念活动中，最早始于陕甘宁边区。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就“三八”节工作向各级党部作出指示，指示特别提到，这一年的“三八”节除按照惯例召开大会，发表通告外，还将在延安组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内容包括：举行妇女生活展览会；开妇女运动大会；奖励学习、生产、工作、抗属中的模范妇女及热心妇女、儿童工作者；慰劳抗属；组织群众大会和晚会等，要求“在八路军新四军驻军区域中的地方党，望斟酌当地的情况，尽量举行类似延安举行之’三八’节各项或某几项工作”。1941年“三八”节前，《新华日报》华北版不吝以相当篇幅介绍陕甘宁边区延安的“三八”节文化筹备活动，以此为华北各根据地组织节日活动提供借鉴：
（一）宣传股已拟定“三八”节宣传大纲，准备在“三八”节前三日内组织宣传队（女大、陕公、边师等校女同志参加）赴延安近郊老百姓家中访问宣传，发动农村妇女，参加大会。并定于“三八”后一周内，举行分区晚会，地点在新市场、川口、盐店子一带，聘请民众剧团、边保剧团演戏。
（二）晚会股准备举行晚会五天，节目有花木兰（平剧）、歌舞及其他，六日预演花木兰，七八两日，正式出演花木兰，招待各界，九日公演花木兰（卖票），十日举行歌舞晚会。……
（三）展览股地点在青年俱乐部，准备展览的，约分三类：生产（以工业生产为主，在于激发群众工业生产热忱，内容包括纺织、生产工具、原料、成品及样本统计图表等）、学习（包括各机关学习笔记、私人日记、作家手稿及群众学习新文字成绩）、儿童保育、生理卫生（包括妇女生理图型，产科图表，产科手术，怪胎等，并有保育院及各机关托儿所生活设备照片多种），材料大部分已搜集到会。
（四）群众大会股，主要在布置大会，会场招待老百姓妇女吃饭，并引导参观展览会等。
在大力宣传延安丰富多彩的“三八”节纪念活动的同时，中共也以下发工作指示的方式向各根据地明确 “三八”节的活动主题，鼓励各根据地开展与生产相关的节日活动。194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下发了《关于“三八”节工作的指示》，强调妇女工作要从抗战动员转向生产动员，“首先须动员农业妇女直接或间接参加春耕工作”。3月7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题为“纪念’三八’”的社论，提出在空前严重的时局危险和战争形势下，动员广大青年妇女参加农业，畜牧业及家庭手工业等各种劳动生产是全华北妇女运动的当前任务。
“三八”节前，各地妇救会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动员工作，晋察冀边区妇救会提出了妇女生产十大号召，规定了妇女的生产任务。晋东南妇总要求妇女从参加辅助劳动为主逐渐做到代替男子劳动，从担水、送粪、修地、修河滩做起，直到直接参加耕种。围绕生产这一主题，明确劳动目标，展开劳动竞赛成为这年各地“三八”节活动的新内容。在晋察冀边区“三八”节纪念大会上，平山县代表向全区各县妇女发起挑战，“保证有劳动力的妇女百分之百地参加春耕”，“开荒一万亩”，“保证植活树十万棵与五十个妇女林”，“养鸡十万只，增加猪和羊三百头”。紧接着，行唐、灵寿、井陉等地代表也纷纷在会上表态，保证生产动员。
从1941年之后，发动妇女生产成为中共中央每年就“三八”节活动向各级党委下发指示中的重要内容。1942年2月，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纪念“三八”节指示，要求根据地妇女工作“必须在恢复元气、积蓄力量、坚持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总方针下，更加注意动员妇女参加生产”。1943年“三八”节前，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妇女工作的方针是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指出“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士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
作为对中央妇女工作决定的响应，1943年北岳区妇救会在筹备“三八”节活动时，提出了3项主要事项，其中有两项与生产相关。一是以中心村为单位，普遍召开妇女群众大会，大会主要内容为动员全体有劳动力，有一技之长的妇女参加生产，普遍掀起妇女参加生产的热潮，要求能下地的妇女都下地去，能纺织的妇女都要上机车；二是北岳区一级举行盛大纪念，届时召开妇女群众大会，并发起生产竞赛，举行生产展览和生产技术的推广，选拔与奖励已经涌现在生产战线上的劳动英雄。为鼓励妇女生产，北岳区政府还拨出奖金1000元作为对模范劳动妇女的奖励。
在陕甘宁边区的带动和各根据地政府的领导下，自抗战中后期，发动妇女生产成为各地“三八”节纪念活动的主题，各种妇女生产成品展览会、生产计划制定会以及宣传生产的文艺节目出现在纪念大会的会场。在晋察冀边区，1943年“三八”节，边区政府组织了盛大纪念会，为突出发动妇女参加大生产运动这个纪念主题，“在通往会场的路上，有五年来妇女活动的各种照片和毛织物等展览品，颇引观众注意，会场周围有‘多纺花多织布’‘妇女参加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光荣的战斗任务’等标语，会前各村比赛‘霸王鞭’、秧歌舞”。
1944年“三八”节之前，灵寿一二区组织了纪念“三八”生产突击周活动，并在3月5日召开妇女大会时展出了突击周的生产品，很多妇女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生产计划：
三月五号，灵寿一二区妇女一千三百余人，分别在四个小区召开“三八”节纪念大会。会场上都陈列着纪念“三八”生产突击周的生产成品，如纺绳、大绳、腰带、鞋、筛子等。在一区大会上，有不少村的妇女，宣布她们的生产计划，如祁林院妇女们和陈庄挑战，她们的计划是：一、保证全村没有小孩的青壮年妇女，都下地干活，老年妇女在家里抱孩子做饭；二、保证家里没有男人家的地都补上，不荒废一寸土地；三、青壮年妇女都参加拨工组，帮助抗属，及孤儿寡妇都种上地；四、在战斗中。完成生产计划；五、和游击组员拨工，替游击组员干地里活，让他们放哨警戒。
在晋察冀边区举行的“三八”节纪念大会上，大会组织者不仅在会场入口处布置了展览室，而且在大会召开之前还进行了生产表演，吸引了众多妇女前去观看。
大会会场入口处，为展览室，室内陈列着各种照片，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六年来边区妇女斗争的一幅缩影，这里面有边区妇女严整的阵容，有在群英大会中获得荣誉的英雄，有在生产战线上活跃的能手，有拥军运动中的模范……室内还陈列着边区妇女们的生产成绩，其中最使人注目的，是很多妇女自动的拿出了她们的生产品，如草帽、鞋袜、鸡蛋、烟卷等，呈现给边区的领导者聂总司令，程刘副政委和宋主任等，来表示她们崇高的爱戴……为了活跃会场情绪，和使得所有到会妇女对生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还当场举行了纺棉花、挑土、耕地、卷烟等精彩表演和街头剧，博得了全场一致的赞许。
在“三八”节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劳动成果的展示、劳动模范的现身说法以及边区领导对妇女生产的肯定和褒奖很容易激发妇女们参加生产的热情，能够发挥比政令宣教更好的动员效果。在灵寿县的妇女大会上，有妇救会主任主动表态说： “不要说咱们妇女不中用，就我自己说，俺孩子爹在北平坐了九年狱，我自己拉扯着一个孩子，种着十几亩地，起先一点也不沾，愁的啼哭，以后慢慢学会了耕地、种地，以后也能担粪、推车子了，什么都学会了，我说只要大家干，什么都行，比男人一点也不差，古语说：铁棒磨绣针，工到自然成，我保证俺村青年妇女都要下地，我自己要比去年多打一石粮食。”在晋察冀边区的“三八”节妇女集会上，观看了生产表演的妇女深受感动。“她们说，人家都能这样，那咱们回去也一样要试试，要赶上人家，不要显得落后。有的一声不响，在细细观摩着每一动作。有的则当场就作着手势，学着挑土和纺棉花了。当时，大家对生产的热忱都是非常高涨的。”
抗战中后期，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使妇女工作的重心发生了从发动妇女斗争到组织妇女生产的转向，作为官方主导下的现代节日，“三八”节的节日主题自然也调整到生产上来。利用节日这一公共空间，各地政府组织了包括集会、展览、表彰等多种活动，拉近了妇女和生产的距离，激发了她们生产的热情。
女性形象的展演与重塑
根据地建立前，农村妇女很少有机会以独立的个体身份参加公开活动，在政权力量的支持下，“三八”节为妇女表达需求和重塑自身形象提供了合法的场域。在以“三八”节为契机展示集体力量和开展劳动竞赛的过程中，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异被刻意淡化，其作为社会人的价值被凸显出来，这对于妇女改变自我认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在借助“三八”节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展现和重塑自身形象的过程中，根据地妇女首先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和平等的重要：
作为针对女性群体的现代节日，根据地“三八”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女性成为活动的主角，在社会和家庭事务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则成为活动的旁观者。政府的支持和男性的不在场，不仅易于使妇女克服羞怯心理，而且有利于激发她们参加社会活动的自信和勇气。记者西岳在记录1941年“三八”节晋冀豫妇女检阅大会时，就对妇女敢于走出家门，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参加纪念活动的勇气表达了深深敬意。
抗战以来，这些山国的妇女，却创造了一个天大的奇迹：几千年来第一遭，不骑毛驴也不要男人护送，他们背着背包，掮着武器，用自己的小脚跋涉一二百里。
“小脚婆”跨出大门了。在这个“门”内，她们一向也和男子一样，看不起妇女自身的。假若你到谁的家去，碰巧碰到“当家的”不在家里，那你会马上得到这样的回答：“家里没有人！”——他们就不把自己当人看待的。但是她们终究跨出大门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她们出席了晋冀豫区“三八”妇女纪念大会。
在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活动中，妇女们被鼓励着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稀有的集会，在会上，司仪是女人，主席是女人，满场子高呼着口号的也是这些山国中的女人。”1939年3月8日，平山县组织妇女自卫队检阅，在主持人的号召下，妇女们发出“纪念‘三八’节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娘儿们能做大事”“娘儿们要出来参加选举”的呼声，“原来胆怯不敢举手高呼的少数妇女也放大了嗓子，高高挥动着拳头”。在热烈气氛的感染下，许多妇女第一次站到了主席台中央，尝试做出人生中最勇敢的展演。
“自由讲话了，有上来讲话的吗？”台上人这样问。这是大家关心的最精彩的一幕，大家都乐意看同伴们讲话。……一个矮矮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的老婆婆爬上了土崖，庄重而迅速地走到台子正中，很深的鞠了一个躬。大家都屏着气等候她的发言。“今天‘三八’节妇女要多做鞋慰劳军队打走日本鬼子。”她很快地就讲完了，声音连近处的都听不清楚，这显然是因为初次在大会上讲话，有许多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有了这位妇女打前锋之后，大家似乎都壮了胆子。一个、两个连接着上去述说她们心里想说的话。……
“又上去了个老家伙！”我听了又重新注意台上。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她的干瘪的嘴和眯着的深凹着的眼睛告诉出她是有七八十岁的年纪的人了。她并不和先前几个一样鞠躬，而是对台下像烧香似的双手合起来拜了一拜，人群中似乎有人笑了。“过去我们没有力量，现在我们妇女有力量了。看！今天我们几十里地内的妇女全来这里开会……”她用右手像唱歌打拍子似的挥动着。这苍老，沉重有力的声音使会场重又安静，每个人全注意地静听。“……要增加抗日力量，我们妇女要参加选举，选村长，拔区长，拔县长，为国家出力！”她点着头结束了她的讲演，空气被雷样的掌声震动着。
如果说“三八”节纪念活动为农村妇女提供了一个宣泄和表达的空间，使她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通过集体聚会的形式释放情感，张扬个性，甚至改变她们对自我角色的定位的话，那么“三八”节所象征和所传达的妇女解放的主题也必然会对乡村社会的传统观念及男性权威带来了同样大的冲击，在妇女们以无比热情参加纪念活动的背后往往有着激烈的斗争和较量，有些丈夫或公婆反对妻子或儿媳公开露面，对她们参加“三八”节活动表示不满。“‘婆娘们开什么会？’有不少的人在这样叫着。有的婆婆反对她们出来，有的丈夫也反对她们出来，不给粮食和菜金，但是她们捏了一把盐就饿着肚皮出来了。”在妇救会召集妇女开会，上识字班、夜校时，也遇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很大阻力，有人说“整天和男人们一块开会还有好人！”，因而管着自己家的闺女、媳妇不让出门，实在要参加会，也是上点岁数的妇女去。1945年，赵树理以太行区女劳动英雄孟祥英为原型创造的小说《孟祥英翻身》中，就生动地描写了围绕妇女走出家门所产生的夫妻之间、婆媳之间的矛盾斗争。面对当了村干部，带领妇女放脚、打柴、担水、种地、上学的儿媳妇，孟祥英的婆婆又气又急，说她是“勾引上一伙年轻人去放风”，感觉“媳妇越来越不象个媳妇样子了”。她不仅撺掇着自己的儿子教训媳妇，甚至计划把孟祥英远远卖掉。小说中孟祥英的婆婆在根据地社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妇女走出家门需要冲破的巨大阻力。
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的更大阻力是来自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出于对妻子参加活动可能会引起“伤风败俗的事”的担心，有些丈夫甚至直接使用暴力来表达他们对妇女参加公开活动的不满。在岢岚县，鸡儿墕村妇女因参加妇救会会议，回家就遭到丈夫毒打；大西街一妇女因到识字班上课，被丈夫关在门外不给吃饭；妇救会脱离生产的干部白某的丈夫不允许妻子参加工作，否则就要给他100元钱，另娶老婆。类似事情在华北各乡村都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寻求集体的帮助往往会成为受欺压妇女的首要选择，而集体力量的强大又进一步坚定了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的决心。美国人韩丁就曾记录了农村妇女依靠集体力量与丈夫抗争的场景。
在挨打的妇女里面，有一个是贫农满仓的媳妇。她从妇女会开完会回家，满仓二话不说，按住她就是一顿好打，一边还喊道：“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叫你出去浪！”但是满仓媳妇的举动却使她耍威风的男人完全出乎意外。她并没有因此便象一个顺从的女仆那样从此乖乖呆在家里，而是第二天就去找妇女主任、民兵大洪的媳妇，告了她丈夫一状。在同村的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讨论过以后，妇女主任召集了全村妇女大会，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可能有一半的妇女都参加了那次空前的大会，她们在会上坚决要满仓解释打人的理由，满仓态度非常傲慢，立即同意解释，他毫不认错，反而说他打老婆是因为她出去开会，而“娘们开会还不是想借机勾引汉子”。
这话激起了在场所有妇女们的愤怒抗议，她们开头只是嚷嚷，后来就动起手来。她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扑去，把他打翻在地，踢他，撕他的衣服，抠他的脸，揪他的头发，直到把他打的喘不过气来。
…………
从那以后，满仓再也不敢打老婆了。从那天起，全村都叫他老婆的原名程爱莲，再不象过去的习惯那样叫满仓媳妇了。
村里象这类事情还发生过几起。有一回是把一个粗暴的丈夫在黑屋里关了两天。这样，即使男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赞成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但对待自己的老婆却不得不收敛一些了。
作为彰显妇女力量，表达妇女诉求的平台，“三八”节大会在很多地方本身就是一场斗争的大会。在这里，个人的苦难被放大为集体的体验，激发起妇女对改变自身境遇，争取平等权益的渴望，进而推动女权意识的觉醒。1944年，灵寿县纪念“三八”节大会上就开展了这样一场斗争。
二区的纪念大会上，斗争了一个谋杀妇女事件的主凶者，并总结纺织突击周的成绩。专区妇女部长陈静如同志讲述了“三八”节的意义和任务，她说：“今天边区妇女得到了解放和幸福，这都是共产党八路军来了带给咱们的。咱们想想七八年以前那时咱们妇女是过的什么日子，谁替妇女们做过主！”她继续讲道平山牛德润和灵寿张士荣的虐杀妇女事件，要大家发言表示意见。张家庄郑××首先站起来说：“沙子洞事件我知道，那一个打死儿媳妇的婆婆外号叫“母老虎”。她整天不给儿媳吃饭，还挑拨儿子打媳妇；有一次儿媳实在忍不住了跑回娘家诉苦，她娘很生气把她送回婆家，但是回来还是不叫吃。邻居实在看不下去，偷偷给她两碗饭吃。晚上婆婆和丈夫就活活抽死她了。第二天婆婆还告诉邻里人说儿媳吊死了。后来邻居和儿媳的娘看到死人浑身发青，颌骨都碎了……”郑××的话还未说完，妇女们就愤激地举手高呼主席，要求发言，大家都一致要求政府严惩凶手，保障妇女人权。最后区抗联妇女部接受大家意见，将大会意见转送政府依法处理。
“三八”节是面向妇女群体的节日，其活动内容并不像传统节日或公历新年那样充满娱乐色彩，但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却不容小觑。在根据地社会，“三八”节是根据地政府为保障抗战和生产顺利开展，对妇女群体教育和发动的特定时间节点，它为长期受压抑的农村女性提供了发声和展示的平台，使她们能够在政府支持下，暂时摆脱家庭角色而以社会人的身份参与公共活动。乡村妇女对这个被安排到自己生活中的新节日经历了从质疑到认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加的转变。这种变化的背后是政权力量对乡村文化和传统观念的强势改造，以及妇女群体利用革命话语和集体力量争取自我权益，实现角色重塑的努力。
“三八”节之外，在华北各根据地针对特定群体的节日还包括“四四”儿童节、“五四”青年节、“六六”教师节以及记者节、护士节等，和传统节日相比，这些针对特定群体的现代节日既不具有全民参与性，也缺少一些节日的狂欢色彩，但从根据地社会动员的层面看，在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节日里，根据地政府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组织各种节日活动，面对特定人群开展动员工作，使他们在充满政治意味的集体活动中加深了对根据地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本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编辑：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