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 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是经济社会政策，中国还有十年红利期
本报记者王佳昕实习生曾继儒赵佳慧北京报道
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了吗？如何发展0-3岁托育？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上述话题不仅被代表委员们所关注，也频频登上热搜，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
3月7日，长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为上述问题“开药方”。
关键在于经济社会政策
《21世纪》：目前有一种观点，称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重等因素，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对此你怎么看？
贺丹：按照人口学的概念，人口年龄结构比较有利时，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抚养比低于50%，是收获人口红利的窗口期。按这个标准来看，中国还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需要明确的是，人口红利是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深而减少。另外，新生儿出生增加会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因为非劳动年龄人口中，除了老人还有儿童。我们人口红利期缩短，主要是因为老年抚养比的上升。
能不能实现人口红利，不是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制度决定的。能否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是能否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四十年。我国能够收获人口红利，除了人口年龄结构有利这一基本条件外，改革开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要素流动、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才是最重要的。面对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加快，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更加重要。
我不赞成人口决定论，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由人口数量和结构简单判断。人口很重要，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基础性、战略性、长期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影响。起决定作用是相关政策能否与人口总量、素质、结构、分布状况相协调，能否充分利用人口发展状况、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实现发展。反过来，经济社会发展又促进人口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的提升。以后，国家在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同时还可以收获人才红利、健康红利。
《21世纪》：如何看待我国的低生育率问题？
贺丹：首先要有一个认识，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不可逆的，是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人口基数大，14亿的人口规模要至少持续15年以上，将长期面临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的双重压力。对于低生育率问题要高度重视，但不要过度焦虑。
需要高度重视是因为，生育率过低对人口自身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很多影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如果没有提前做好相关制度准备的话，以后解决会很困难。但也不要过度焦虑，因为人口变动是长周期的慢变量，在外部条件影响下，在适当的政策干预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会有一个自我调适的过程。
当前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劳动力素质。我们的存量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原因。
另外，对健康的投入同样不可忽视。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与发达国家比差距不大，但健康预期寿命，即健康地生活多少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优先投资于人的教育、健康，是不会出错的，可以重塑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鼓励家庭“托育点”建设
《21世纪》：0-3岁托育是2019年全国“两会”的重点，被多次提及。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和建议？
贺丹：相关部门一直在研究0-3岁托育的政策，应该很快就会有这方面的政策意见出台。我们曾配合原国家卫计委做过调研，0-3岁的托儿需求的确旺盛，40%的家庭都有需要，尤其是2-3岁的孩子。很多人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主要是没人看、没人带。
目前0-3岁还没有纳入国家的学前教育规划或公共服务范围内。这一方面还是空白，是很明显的短板，不像3-6岁学前教育，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和目标。因此需要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包括政府加大投入。
0-3岁托育如何做，政策和标准都需要研究。婴儿照料还是要以家庭为主，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家长要有喘息的机会，就需要符合条件的能够照看孩子的人婴儿照料。托育机构的建设需要时间、资本、投入，如何在花钱较少的情况下切实解决问题？我认为可以鼓励“托育点”的建设，基于邻里间的信任，就近方便婴幼儿托管。
例如已经退休的老人，可以鼓励他们通过一定的培训和资格认证，在家提供托育服务。这是一份正式工作，能有收入，方式也比较灵活。在家庭、社区设立托儿点，应该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
目前，幼儿园供不应求，尤其是大城市，符合条件（3-6岁）的都收不过来，招收3岁以下的很少。应该有政策支持，鼓励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1岁，这应是未来托育机构发展的一个方向。
《21世纪》：“一老一小”是最大的民生。除了小，老龄化问题同样不可忽视。请问你如何看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养老问题？
贺丹：人口老龄化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老龄化速度较快，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于出生人口高峰期时每年出生人口规模很大。2018年我国有1523万新生儿，但上世纪出生高峰期，每年出生人口在2000万以上，最高年份接近3000万，这些人现在正在进入老年。
我们现行的养老制度、养老服务体系对老龄社会的到来还准备不足。随着社会经济变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靠子女照顾老年生活已经很不现实。尤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老人大多处于失能、半失能状态，对他们的照料专业性要求很强，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会持续扩大，他们的照料还需要机构或社区支持，单靠家庭很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信号。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是应对老龄化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能够为老年服务提供支持，也能减少国家的医疗负担。加入保险后，一旦老人进入失能、半失能状态，在家中、护理机构都能得到保险补贴。
按现在的政策，不住医院就不能报销。但在医院护理、长期照料老人，需要占用床位等医疗资源，服务成本很高。因此，长期护理保险大方向应是社会保险而非商业保险，这应是一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但运营方式和模式可以引进专业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