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50年计划获30个诺奖,日本“高等教育神话”给我们什么启示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的样子——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等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起飞,丰富、成熟且廉价的人力成本被认为是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我们自信中国制造地位无法被取代的原因。但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迈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前车之鉴,是日本。
“50年30个诺贝尔奖”
教育被认为是日本近现代两次崛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明治维新第一次让日本意识到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明治维新刚开始,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目标,日本政府在积极推进文明开化的过程中,把发展教育作为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基础。正是这种教育先行的思想,推动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
当时日本的教育改革,可以归结为“普及义务基础教育,改革中等教育,推行实业教育,培养重点大学”。这几个步骤,每一步都很关键。而普及了义务基础教育,日本的平民才可能得到教育,这是“文明开化”的基础。
在义务教育的投入上,日本可谓是不遗余力。据日本教育研究专家刘孟州介绍,日本从1905年到1960年的55年间,教育资本(把教育投资的积累看作教育资本)由3108亿日元增加到71000亿日元,大约增加23倍,而同期实物的资本由58000亿日元增加到398000亿日元,大约增长7倍;国民收入由12000亿日元上升为120000亿日元,增长近十倍。正因为日本始终保持了教育资本高于实物资本的增加速度,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培养出大量的劳动者和科技人才,提高了整个国民素质。教育成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迅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1960年以来,欧美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曾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日本经济成功之迷的内在因素是劳动力的优良素质。这种良好的劳动力,是在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从教育体系的建设来看,更能看出日本两次崛起的必然因素。从明治、大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相当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从1872年到1907年的35年间,日本就普及了义务教育,而西欧的英、法等国的普及过程则长达七八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行“六三三四”新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学四年),又把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九年,其入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高中入学率由1947年的40%,上升到1979年的94%,同期大学的入学率也由10%上升到38%。到2000年,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学与短大、高专、专门学校入学者占 18 岁人口的比率)达到了70.7%,其中大学入学率达到了39.7%,而同期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11.2%,就是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仅有48.1%。
“二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施行“外科手术式”改革,整个工业基础被摧毁,但正是凭借着其雄厚的人力资本,让日本战后迅速崛起,甚至在历经“失去的二十年”后,日本在国际上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也没有发生动摇,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与医学类奖项,更是让世界侧目。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2001年日本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计划,从2000年到2018年,日本已经有18人获得诺贝尔奖,提前完成目标几无悬念。这背后既有日本政府巨大的科研投入,比如从2005年到2015年,日本这十年的科研经费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居发达国家首位。2016年,日本内阁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日本政府力求官民研发支出总额占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日本政府5年研发投资约合1.45万亿元人民币)。
正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森康晃说:“日本科学家能获诺贝尔奖,源于知识的长期积累,是通过基础研究积累,大力培育人才获得的,故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学历神话”的反面
不过,日本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也被批判。
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也都曾出现在日本的教育中,日本教育的“反面”包括:严格的考试竞争;学历主义;“填鸭式”教育;教育的统一性;高等教育质量等。以今天大众熟知的教育自由化为例,日本经历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之后,人们在各种生活领域内逐渐获得更多的自由,但教育的“自由化”是最迟的领域之一,它成了各种教育问题的根源,校内暴力行为,拒绝上学、中途退学以及孩子的反学校行为等,都曾引发日本社会的激烈讨论。
在日本的“学历神话”时代,学历主宰人生机会,整个社会对学历的崇拜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在“学历神话”的压力下,孩子们至少在18岁以前,无法选择学校以外的人生。他们必须强制接受学校课程,完全没有选择余地,从发型到服装,都受学校到教师的管束。
美国学者麦克维的专著《日本高等教育的神话》中,更是对日本高等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麦克维以其在日多年从教的亲历和基于人类学者对校园日常生活的细微观察,颠覆性地认为——日本高等教育不仅不成功,反而是在国家层面上的整体性失败。日本经济的成功不在于它有好的教育,正如苏联有好的教育却未必有好的经济一样,经济与教育的好坏之间未必存在耦合关系。
麦克维的结论初一看与我们所接受的观念完全不同,但他有另一番理由。麦克维认为,大学教育的四个功能分别是:第一,教育,即传授和培养读写算、科学以及其他综合能力;第二,社会化,训练学生为遵从社会核心价值成为有担当的公民;第三,筛选,以一系列考试的方式将人才分筛到劳动力市场的不同岗位上;第四,看护,将年轻人容留在校园直到他们成熟得足以可以为劳动力市场所接纳。
日本大学由于一贯的以学历和培养企业员工为目的的训练,在社会化、筛选与看护三个方面都做的较好,但恰恰缺乏了最基本的“教育”功能,他的理由是,日本的整个教育体系的确培养出来大批顺从、自尊、礼貌的民众以及遵从企业纪律的勤奋员工,日本社会整体犯罪率较低的秩序也得益于这种教育体系的规训。但是,在关涉教育所塑造的品质,如素养、数理分析、批判性质疑与创造性等方面却实在乏善可陈。而这种缺乏教育实质内容的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就如同失去魂魄的躯壳,与其称之为大学,还不如称这种完全处于功能紊乱状态的机构为“游乐场”“成人幼儿园”“娱乐场所”“度假村”“就业前的放松”“迪士尼乐园”和“米老鼠的大学”等。甚至,麦克维称这种场所的教育(schooling)为一种“仿真”教育,它无关教育本身,而就是一种象征或一种符号,当然这种象征与符号并非完全无意义。
中国惊醒
麦克维对日本教育的批评对中国教育也有警示意义。
麦克维认为,造成日本大学的仿真现象的原因与大学前的教育密切相关,比如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校园生活的核心环节就是考试,以考试为中心的知识是碎片化的,为应对考试剧烈的竞争、大量的补课和机械学习,学生不仅经受了极端枯燥、痛苦、烦躁和折磨等体验,对学习有强烈的排斥感。比如大学前教育非常严苛,大学生活却松散,比如过度关心知识教育,缺乏心理教育等。
麦克维对日本教育的评价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过于严苛,但反映出来的,却是一个社会对教育的复杂心态。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在走日本教育的老路,一方面对国内的应试教育大声讨伐,另一方面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之法。从中小学减负到高考改革,兜兜转转,各种政策修修补补,直到今天,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对日本前车之鉴的反思,比如规划要求,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背后,是看到了中国当前教育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比如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与日本等发达国家差距逐渐缩小,2018年毛入学率达到88.8%,但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不均衡;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学术腐败、部分学校学科教育质量下降,都是必须要在“赶日超美”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钱学森之问”回到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可能还得再往前看,看看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与体制下的人,都是如何选择的,比如民国教育,在国难当头之际,到底是凭借着什么取得骄人的成绩?我们也得“左顾右盼”,看看邻近的日韩,看看老牌的英美法德等国家,在教育体制的不断进步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咀嚼。
我们更要向前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就是一个前进的坐标!
责任编辑:吴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