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继续提高城市化率必须实现要素自由流动
继续提高城市化率必须实现要素自由流动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8年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2014年的36%左右提高了不少，但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前看，2020年完成目标难度不大，但是，如何将45%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提升到60%的水平，是艰难的挑战。
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工业化则是以农业效率提高为前提。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得益于分田到户的土地改革，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释放出更多廉价劳动力从事工业活动。由廉价劳动力构成的人口红利又大规模地支持了中国制造业发展与工业化突飞猛进，从而吸引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
但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换。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就业岗位，但是，户籍指标只能给予体制内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与国企。那些在民营企业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的农民，只能是农民工，即以农民的身份从事非农业工作。
也就是说，大量农民参与了工业化进程，甚至是主要建设者，但没能因为在工业化中扮演的角色而更便利地转化为市民。当中国工业化进程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才开始重视人口的城市化率问题，因为，前期农民工具有劳动力属性，而后期则要转化为消费者属性。即只有大量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才能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当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经济转向内需型、服务型的时候，如果大量农民工没有在工业化进程中转化为市民的话，那么，城市化的发展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是因为，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低于城市自身规模的扩张。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由房地产业大发展推动了城市蔓延，但是，城市住宅作为一种资产被大规模的投资，产生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城市住宅存在大量空置，另一个结果是城市住宅价格大幅上涨，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进度。
城市住宅价格过高的同时，叠加了人口红利的消退，造成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得城市服务业价格不断上涨，将会削弱城市居民消费力。与此同时，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喜欢从事制造业，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自动化率，减少雇工。这些因素造成城市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提供更多岗位，这是城市化最大的挑战之一。
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同时以城市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提供制度，将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在城市内部形成新型二元结构，非户籍人口无法完全共享城镇化成果。他们本来大部分都是中低收入者，还要在城市付出比市民更高的生活成本。
当我们的工业化接近尾声，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经济结构需要转型升级的时候，配套改革也需要跟上，比如更高程度的市场开放、土地改革、户籍改革、打破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等。这种格局提高经济成本同时抑制了经济活力，阻碍城市化发展。
所以，当前如果想要继续提高城市化率，并通过城市化过程制造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大幅减少管制，其中包括对土地流通的限制和人口迁徙的户籍障碍，包括对产业准入的管制，必须实现要素自由流动，释放新的发展空间。其次，在房价（土地成本）过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双重打击下，城市活力将遭受重创，人口老龄化我们无法抵抗，则必须尽快降低城市过高的地租，否则，农民买不起房子，买房子后没钱消费，城市服务业成本过高，等等，一系列问题会抑制城市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