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63家通过审核的托育机构，为何有一半托额都空着？
为解决0-3岁幼儿的家庭养育困难，去年4月，上海发布了关于3岁以下幼儿园托育服务指导意见的“1+2”文件，鼓励社会力量开办托育机构。在文件指导下，近一年来，上海陆续诞生了63家通过审核、拿到政府告知书的托育机构。
2019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中，由市教委牵头，全市将新增50个托育点，且均为托幼一体化的普惠性托班，覆盖全市几乎所有区。
然而，新学期伊始，有媒体走访全市多家开办已有近半年的托育机构，却发现托育点的托额只招满一半。
为什么一方面家长苦于入托无门，抱怨托育机构供给量不足，另一方面新增托育点却招不满的窘境？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海大调研”
全市托班930余个
为进一步推动托育事业健康发展，2018年4月，上海就已发布《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点）设置标准（试行）》《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点）管理暂行办法》（被称为“1+2文件”）等文件。
“1+2文件”被称为托育机构“史上最严”准入“门槛”，上海也成为全国“初尝螃蟹者”。
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颜慧芬透露，“到今年新学期开学，全市已提供多样化的托育服务达930余个托班，比去年增加了200余个托班数。
新增托班，既有社会力量开办的，有公民办幼儿园增设的，有传统托儿所扩招的，有市政府实事工程开办的社区托管点，还有企业自主创办的福利性托育点。”
然而，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令叫好声一片的托育市场陷入“尴尬”。63家机构，春季开学后一半托额都空着。有关数据显示，去年4月以来取得办学告知书的社会化托育机构，正面临着招不满孩子的尴尬窘境。究竟什么原因？
个体发展差异和家庭需求不同
上海市特级校长、长宁实验幼儿园园长郑慧敏分析说，孩子个体差异和托育服务多元化需求，是入托愿望和入托实际行动之间出现较大落差的两大原因。
“要匹配老百姓就近就便的托育需求，托育机构的设置地点和服务提供方的多元化，是未来要探索的方向。”
颜慧芬说，个体发展差异和家庭不同需求，催生了托育服务的多样化结构，因此“1+2”文件就提出了“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思路，只有多方参与才能提供多元多样的托育服务。
3岁以下的婴幼儿是否适合入托，其实要对其身体发育状况、生活习惯养成情况等进行综合考量，而这个阶段的婴童，个体发育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进入托班后，孩子过的就是集体生活，机构里面1对5、1对7的看护，自然和家中一对一甚至多对一的精细化看护存在差距。这种差别，让部分家长接受不了，也让部分孩子适应不了。
机构投入大、成本高
一方面，一些家长觉得社会机构提供的托育服务收费偏高，另一方面，对社会化托育机构而言，高运营成本是个令人为难的话题。
多家托育机构的负责人表示，托育机构准入门槛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只招收一两个班级却也要配备负责人、幼儿教师、保育员、保健医生、保洁员、保安、财会人员等，存在着一次性建设投入大、房租及人力成本使收支难以平衡等现实情况。
因此，近日，机构贴出了一张新的收费标准，双语班9800元，国际班12800元，比去年上调了15%。与此同时，一些原本可以享受的民用电优惠政策无法落地，也增加了托育机构的运营负担。
一些托育机构举办者反映，开设在商务楼里的托育机构，没法让其所在地单独铺设电缆、设置独立电表，因此，真正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的大概一半都不到。
也有机构举办者提出，是否能够将准入门槛降低？对此，颜慧芬表示，举办托育机构，安全是首要的，因此，涉及安全的一切指标，政府都不会降低标准、调低门槛。
“这样的标准是对幼儿和家庭负责，也是对举办者负责。”
如何破解这样尴尬的窘境？从0-3岁婴幼儿发展需要出发，市教委将牵头开展需求调查，摸清全市不同年龄段幼儿家庭实际托育需求总量，研究制定托育服务三年规划，科学设定普惠性托育机构和其他类型托育机构的发展目标和规模比例，做到需求和供给相对平衡。
建议增加普惠性机构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0到3岁婴幼儿的托育问题愈加突出，普惠性的托育服务或许才能真正解决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燃眉之急。
市教委表示，鼓励社会各方参与举办托育机构的同时，也鼓励企事业单位、园区、楼宇等积极兴办托育机构，更要坚持普惠性导向。
“今年托幼一体化，已被纳入了今年的重点工作，包括鼓励尚存的集体办托儿所拓展托班供给，支持符合条件的公民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政府则通过减免租金、减免税收、用水用电优惠等方式给予运营机构政策支持。”
据透露，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计划新增的就是50个普惠性托育点，均为托幼一体化托班，加上今年新增的30家公、民办幼儿园都将开放托班招生，预计今年上海又将新增百余个托班数。
“但是，要真正解决0到3岁的托育矛盾，或许要靠至少三到五年的努力，才能逐步满足入托的需求。”
建议：0至3岁幼儿照护责任主体应归家庭
由家庭来承担0至3岁婴幼儿的养成，这对孩子的成长肯定是十分有益的。但现实生活往往使得大多数母亲无法脱离职场全身心充当“全职妈妈”。这也是当下需要大量托育机构来助力更多家庭的主要缘故。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社会学博士张海娜说，如果要让职场女性能在生育后的一至三年里暂时告别职场回归家庭，首先是要尊重女性自身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政策的支持、各企事业单位在用工制度上给予相应的照顾和保护。无论是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还是不断提高生育保险待遇，都需要充足的生育保险基金作保障。
事实上，女性的生育行为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劳动，是对国家劳动力人口的特殊贡献，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建议上海率先尝试由政府适当承担女性生育补贴政策，建立“生育保障蓄水池”，待条件成熟之际逐步推进女性生育保险国家承担制度。
来源：上海大调研
责任编辑：张义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