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科幻议题进入大众视野，我们的生活早已变得“科幻”？
在去年的科幻大会上，刘慈欣曾经在《“中国科幻最大IP”刘慈欣与他背后的“中国制造”》一文中向我们的记者感叹：为什么《三体》能红成这样，对于他本人而言也是个谜，“坦率说，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科幻议题以及科幻类大IP的影响力不断扩张，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共大讨论。
《流浪地球》剧照。
男性代孕、基因编辑、AI恋爱、AI写作……曾经，这些听起来遥远的想象，似乎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但身处魔幻的2019年，这些想象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越来越近，我们早已身处一个“后人类”的社会。
科幻小说家如何看待一个科幻时代、后人类时代的到来？如何面对这个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最近，我们跟科幻作家陈楸帆聊了聊科幻时代的科幻写作。
“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得并不十分均匀。”
（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
从算法、大数据到基因编辑，技术的日常渗透与矛盾性正日益凸显出来，冲击着我们的道德感阈值；尽管尚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AI已能基于阅读输入而“创作”诗歌
（比如“自称”“少女诗人”的小冰）
，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我们是否已处在最后的人类独立写作时代？毫无疑问，生活正在被技术改变，用不了十几年就将改变得翻天覆地。
“趋利避害，饿了要吃，发情了要交配，这些都是写在生物体内的法则，经过亿万年进化到现在，是最底层的算法”，陈楸帆在《人生算法》里如是写道。然而科学正在把自然繁衍变成一项工程，优生学或许从未如此容易而自然，透过技术，人们开始有能力摆脱肉身与生物性的控制
（比如代孕）
。大概可以想见，未来的生育未必一定需要一男一女，而特权阶层可以不受限制地繁衍后代，甚至是深度基因工程优化的后代。
爱的形式也受到冲击。纳博科夫曾说，人有三样东西无法隐瞒，咳嗽、穷困和爱。倘若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那些AI爱情“骗子”即便没有进化了亿万年的血肉和腺体，只是透过复杂精妙到无法描述的庞大算法，也能让另一个人类达到“心动时刻”。
这个时代科幻作家的写作，确确实实受到现实的驱力与撼动，从具体的生活场景去想象科技可能给我们生活造成的改变，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陈楸帆，1981年11月生于广东汕头，科幻作家。作品曾多次获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科幻奇幻翻译奖短篇奖等国内外奖项。代表作品包括《鼠年》《霾》《无尽的告别》等，最近出版新作《人生算法》。
曾经，写作被认为是文科的事情，但今天也不得不和理工科的创造发生关系。在科幻作家，星云奖、银河奖得主陈楸帆的新书《人生算法》中，上述问题都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得到了有效处理。这本小说的最后一篇《恐惧机器》还令人兴奋地应用了“人机交互式写作”，通过与人工智能程序深度学习作者风格，人与AI共同完成了一次创作。为他设计AI模型的工程师王咏刚
（创新工场CTO兼人工智能工程院副院长）
觉得，写作与理科、工科在未来会有更加紧密的关系，消弭我们既有的认知鸿沟与边界。
至于，AI眼中的AI写作是什么样呢？有意思的是，本月《思南文学选刊》的“AI榜”收录了20本文学杂志（2018年）的771部小说，交由AI判断一较高下。一开始高居榜首的原本是莫言的《等待摩西》，而最终统计的结果却令人吃惊，陈楸帆一篇名不见经传的短篇《出神状态》夺魁——而这恰恰是“人机交互式写作”的另一成果。
“这很科幻”，陈楸帆说。AI比莫言写得好，这就是AI眼中的AI写作？
对话陈楸帆，基因也是一套算法
新京报：为什么用“算法”作为切入？
陈楸帆：想要冲突感。算法作为一种信息处理结构，输入与输出都是可预测的，是既定和理性的，很多东西已被写好。但人生充满不确定性，充满变数。
“人生算法”就是一个悖论。性格决定待人接物的反应模式，也决定了你的整个路径。基因也是一套算法。在这个闭环里，你的人生是你的一部分。你想要施加影响去改变它，但最后被改变的是你自己。就好像人总是想要“改命”，到最后发现“改命”也是命的一部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是命本身的。
新京报：听起来很像中国传统的命理学。“人生算法”一说只是修辞上的差异吗？
陈楸帆：我觉得应该是认知上的差异，这意味着对人这一物种的再认识、再判断和再定位。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倾向，以一种精确、理性、可预测、机械化的语言意象，来描述人这种非理性的生物，比如“生物钟”，或者把大脑比喻成黑匣子。“人生算法”面对人和机器共同进化，研究机器如何像人一样思考，同时会在人的认知结构中寻找机器处理信息的逻辑和过程。这是一个双向的影响。这其实有点控制论的意思，人和机器协同形成反馈。
《人生算法》， 陈楸帆 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版。
《人生算法》这本书从六个角度去描述、想象一个未来人跟机器共生的状态。
新京报：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着“后人类”语境，但你的小说似乎仍很强调那些本能的驱动或者亘古的人性，比如乡土传统、人的赌性、原始恐惧，以及无法脱离肉身而独存的爱——哪怕是那些让人类陷入热恋的、“真正懂得爱情”的AI也不行。人的心智算法可以更新迭代，但爱的算法，建立在“一堆进化了亿万年的血肉和腺体”之上，却是虚无缥缈的？
陈楸帆：人肯定不是突变或断裂式的迭代，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要经过很多代，才能摆脱现有的所谓“传统”。但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传统会出现，会产生对原有传统的扬弃与延展。
人工智能爱人通过计算绘出人的情感坐标，但爱并不在这个坐标之中。爱是什么？人的定义也很模糊。它也只是人的一种自我投射。一种被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可以模拟的，但爱本身是什么却不一定知道。政府说让人民有“获得感”，而不是说“获得”。事情但凡加上一个“感”字，就很有意思。“感”才是真实的。我们都只能有真实感，而无法拥有真实。
技术让生育摆脱肉体局限，但未必能带来性别平等
新京报：《人生算法》似乎把这几年中国比较热的技术话题，用小说形式探讨了一遍，比如基因编辑、生育和代孕、人工智能恋爱。其中《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这篇，把未来生育的各种可能性都列举出来了：代孕、男性生育、人造子宫、同性生育等等。你的科幻小说似乎有比较强的现实主义介入感？
陈楸帆：是挺现实主义的。在今天，生育的重要性再次被提出。就像历史的“飞来去器”，一种奇怪的螺旋。
技术创造了更大选择的空间，把人从生物繁衍的功能性中剥离出来，让生育摆脱了肉体的局限性和既定的生物性，比如生理周期、年龄、性别等。技术使人找到更大的自由，但也有可能被利用来剥夺这种自由。最极端的情况就是《使女的故事》，女性全部变成了生育机器。而剥离生物性和肉体性的生育，造成了很多伦理问题，这不只是肉身也是情感结构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京报：生育这件事，一方面是基于现实中的性别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观念的时代叠影，是多重历史的共同存在。比如在农耕传统深厚的山东和上海这样的摩登大都市，对待女性生育的态度就有很大差异。技术对生育会有哪些制度性的改变？
陈楸帆：这涉及生育的几层意义，人口学上的生育意义，人口对于整个国家和政体的社会意义，以及个体层面的意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人口政策都是滞后的，依靠前现代的统计学方式来把控人口的动态。比如计划生育，数据模型错误导致很多个体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
在未来，其实可以透过技术调节生育。以后或许会出现集体制的养育方式，甚至走到共产主义式的生育制度。小孩也不在私有制的体系之下了。
作为一个女性，你会觉得国家需要你生育，你就要去生育吗？
《使女的故事》剧照。
新京报：关键是政策上能否提供比较合理的生育环境吧。今天很多女权主义者对于生育的拒绝，与女性所处的社会结构有关：女性既要承担生育又要工作，压力太重。生育与否是个人选择
（是自私也是无私的）
，但对于共同体而言又不止于此。比如传统社会认为生育是要传宗接代，战争时期认为生育是爱国行为，在当今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同样是共同体面临的问题。
今天很多人似乎不太能把生育的个人选择跟其他人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觉得是二者对立的东西。中国的独生子女又是特别个体化的一代人，很多人不喜欢小孩
（可能自己就是巨婴）
——那种无法控制且占据你生活的“家伙”。不过很多女性似乎对于生育有种生理性的亲近和渴求，当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陈楸帆：这也是一种算法，由生物性决定的，就像动物到了什么时候会发情一样。不过大家的“算法”都不太一样，你甚至会受到你祖辈看法的影响。我不能说哪个现实高过哪个现实，它们都是现实的一种。个体的价值判断取向受制于你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受制于结构性的偏见，每个人在历史大趋势中也要承担其后果，不管是社会上、情感上还是心理上的。
新京报：有人认为让男性生育，才能创造性别上的平等。你怎么看？
陈楸帆：我个人没有立场，在双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就是合理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历史性的过程。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我们所有行为都有可能导向自我灭亡的结果。技术是为了延缓这个过程。可能终究无法阻止这一天会到来。
新京报：你这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尺度上啊。
科幻写作的时代感
新京报：本雅明说现代性伴随着人的经验匮乏。当我们真正进入技术高度发达的状态时，科幻感会不会反而更稀薄？数字信息技术的进展会给科幻带来什么？
陈楸帆：可能是一种变动感吧。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一战二战期间的科幻发展，不光是依托技术，社会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很多新元素涌入进来。中国这二三十年是一个网络化、信息化、城镇化的过程，造成了非常巨大的转变。我们从原来的农耕集体主义变成了原子化的存在，在虚拟空间里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网络生活。我觉得这种环境就是科幻的土壤。
新京报：是什么刺激你在今天写作科幻小说？
陈楸帆：有一层是科技的刺激，跟一些搞科研的人聊能收获很多新想法，可以延展和生发出来很多别的东西。另一层则来自生活。比如一些中年科幻男作家有了娃之后就开始写亲子关系，比如宝树。
新京报：你的“来自生活”的部分是什么？
陈楸帆：玩。玩各种东西，见各种人，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
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状态都太单一了，太像了。你会感觉被局限在某个圈圈里，你需要自己努力去拓宽。比如去参加火人节
（Burning ManFestival，始于1986年，其基本宗旨是提倡社区观念、包容、创造性、时尚以及反消费主义）
。在这个嬉皮科技运动里接触了独特的环境以及很多不同状态的人。我们在沙漠里待了一个礼拜，没有网，没有钱，7天里建造了一个乌托邦。这给你带来很多刺激。
新京报：一种短暂的田野调查？似乎，我们这个年代只能以体验式的浸入，来丰富自己的维度。像庆山
（安妮宝贝）
这样的小资作家也不停地去远方，去西藏。我们自身体验的历史没有那么厚重，最后产出的东西依然很可能层次单薄。写科幻的人也会有这种根本性的焦虑吗？
陈楸帆：两说。一说是现实经验的退化，另一方面是信息的爆炸。我们现在要了解新东西或做fact-check肯定比80年代方便太多了。但今天的写作面向比较同质化，也包括我在内。其实是需要去拓宽的，或者就直接进入别的文本。比如我喜欢看非虚构作品，比如《巴黎烧了吗？》，还有何伟《寻路中国》那几本。
《巴黎烧了吗？》，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著，董乐山 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版。
新京报：跟你的生活差异比较大，但又有丰富时代印记的那种？
陈楸帆：对。我还爱看科技论文和人文社科理论。了解一个领域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论文。我读了很多朋友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比如网络文化中的玩“梗”的文化、铃木大拙如何把禅宗带到西方、品钦作品中的空间等等。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文学和文化现象，可以给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新京报：反而不是看小说？
陈楸帆：小说看得比较少。可能就是为了寻找中文写作的语感坐标系，未必读得深入或者读完。
新京报：你的写作的确是问题意识主导的，命题也比较现实主义。
陈楸帆：这有好有不好。好处是切身性的书写代入感强。但对于科幻来说，又是一个伪命题了，大部分科幻都不可能有切身性的书写。不过“太空歌剧”对我来说则不太容易找到切身感。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追求科幻本身的惊奇感，纯粹想象力的东西；而我的科幻小说对于社会性议题的关注则类似于郝景芳。
新京报：刘慈欣身上的时代感比较强。但我们这代人的想象力似乎难再宏大到直接与宇宙对接，而是往往要跟自身有密切联结？
陈楸帆：对。大刘、王晋康都是很宏大的写作结构。刘慈欣对应的是类似“十七年文学”或者“伤痕文学”，有很明显的创伤和遗产。
《未来病史》，陈楸帆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版。
新京报：今天的年轻作者大概很难写出那种规格和结构的东西了。不过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刘慈欣那样的宏大叙事很亲近。它曾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而今不再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
陈楸帆：大刘的时代感，可能正好契合这个时代人的心理需求。人没有想象中改变得那么快，很多旧的东西在算法里面。情感模式、意识形态有代际的传递，从父母辈上遗传下来的东西，可能在孙子辈才能完全消除掉。
今天年轻人的写作，有明显个人化的倾向，个人视角非常突出，几乎很少有宏大视角的。可能会模仿宏大的集体感，但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些东西，具体行文的一致性达不到大刘那代人的高度。出来的东西效果就会差很多。
新京报：今天的作家似乎没有什么创伤，但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陈楸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去梳理的问题，不只是科幻，主流文学也一样。
作者 董牧孜
编辑 安也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