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人论坛把脉改革攻坚:经济波动应如何调控?

日期:02-19
产业政策民营经济调控

原标题:50人论坛把脉改革攻坚:经济波动应如何调控?

本报记者夏旭田北京报道

一场瑞雪之后,2月16日钓鱼台国宾馆,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举行,这次会议以“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为主题。

作为经济学界一年一度的开年盛会,年会是传递市场声音、影响官方决策的一个重要渠道,亦是窥探中国经济政策风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产业政策应转向普惠性

年会上,一向率性直言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指出,行政“运动式”的做法,会对“六稳”造成很大的伤害。

“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先关了再说,而且是层层向下越来越放大这种做法,对此中央已经纠正,要求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楼继伟说。

此外,行政“运动式”去产能也留下了很多教训。楼继伟指出,在煤钢去产能过程中,由于国企安置职工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而同样的条件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上游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因而感觉负担比较沉重。

同样因直言而闻名的50人论坛新进成员、央行研究局长徐忠在年会上也“一鸣惊人”。

“改革方案出台是有时间限制的,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就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或是只好大而化之,而后者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徐忠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指出,下决心推动实质性改革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要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改变过去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制定规划、制造寻租机会等现象,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上来。

在楼继伟看来,这需要产业政策从差异化、选择性转向功能性、普惠性。产业政策在早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其实际作用未必完全正面。比如,此前汽车领域的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如今“三大”民营自主品牌都是在此前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建议,未来制造业产业政策应从赶超对标、试点示范等选择性的思路,转向强调公平竞争、完善产业创新基础的功能性思路。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抛开对补贴的强调,更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

民营经济需要公平和平等

在稳预期方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认为,必须要保障国民的财富安全,同时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

魏杰建议,发展民营经济需要理论创新。对于民营经济,理论上只讲就业、增长等方面的必要性,而不讲必然性。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而是要公平和平等。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身上的一座大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由银行主导、政府干预较多的中国金融体系,擅长支持大企业、制造业以及粗放式的扩张,而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服务业与创新型的增长,这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存在一定的歧视性。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

经济波动要做需求侧调控

尽管2018年中国经济保持着平稳增长,但经济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指出,2018年GDP的增速是6.6%,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5.9%,基础设施投资更是只增长了3.8%,应对经济下行最重要的是稳定投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近八年来国民储蓄率增速下降了15个百分点,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经常项目的顺差率降低了2.5个百分点,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下降了19.7个百分点,甚至构成了一种断崖式下降。数据的匹配性说明投资已经超调,短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指出,投资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债务杠杆不断攀升,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要放水了,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前者涉及体制机制的改变,是一项久久为功的长期工程。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一时半会见不了效,经济大幅波动时,短期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大都是需求侧的,包括财政支出、货币供应、利率税率等。”樊纲也强调,需求侧的调整一定要有限度,不能一说需求侧调控就变成“大水漫灌”。

在刘世锦看来,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下一步,中国经济可能是中速平台上的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增长,其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很高,“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没法适应的。

在刘世锦看来,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有五个。其一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比如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等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部门的改进;其二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其三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其四是在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前沿性创新;其五是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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